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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许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抗议让全家受尽屈辱的经济崩溃。他也许置身庆祝世贸中心倒塌的巴勒斯坦人群或是游行在本。拉丹画像下的印度尼西亚人群中。他也许是在北京，致力于成为使“市场社会主义”成为可持续概念的改革设计师。（作者的这句话可能是有具体所指的。《华尔街日报》2001年3月曾经报道过北京的“新左派”经济学家，《亚洲华尔街日报》甚至还刊登了笔者的头像。本书所设计的“市场经济中的公有制企业”，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市场社会主义”的设计。）他也许是尼日利亚人，他的女儿是全世界每天死去的2。5万名儿童中的一个。他甚至可能是一个俄罗斯人，寻求以取代日益自私、顽固的美国为目标，重新建立国家的领导地位。（本书第四章第五节：“在社会中处于最下层的人、特别是收入最少的穷人，以各种可能的手段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以争取自己的平等权利。下层民众的这种斗争经常导致流血的冲突、暴力的革命和群众性的恐怖活动。将这些下层人组织和动员起来的通常都是各种各样的集体主义学说。从19世纪开始，这些学说大都打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革命旗号；而在20世纪末，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等宗教极端主义也加入了这种学说的行列。”）
我们也许不知道下一个马克思将会出现在哪个地区，也不知道他的确切见解。但我们能够肯定，某个地方的某个人将提出一种替代思想。在美国凌驾于整个世界之上时，我们许多人——历史上最成功国家的公民——认为针对我们价值观的这种威胁不可能存在，而这也许恰恰就是它能够成为现实的原因。（本书第四章第五节：“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的保守派经济自由主义者又开始忘掉20世纪初的历史教训，他们到处鼓吹向下层民众所享有的社会福利进攻，从而在挑起新的社会冲突。其实今日西方的社会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不能容忍一部分人的贫困，经济自由主义者们很快就会为他们的疯狂而得到报应。”本书序言：“时至今日，右翼思潮正在经历一次新的全球性退潮”。）
在国家或思想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长盛不衰、不受挑战的学说，而对于一种被许多人认为正在拉大世界上相对少的富人与绝大多数穷人之间差距的学说来说，情况尤其如此。（本书序言：“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所应当作的：他应当是象苏格拉底那样的先哲，在大多数人还浑然不觉时就看到了当前时代的最大弊端，洞察到流行的思潮和主张在根本点上的谬误，并且应当敢于系统地公开发表自己的与流行思潮对立的主张，而不管自己为此付出多大的个人代价。”）
正如许多人所承认的，冷战的结束并不是历史的终结。但它结束了资本主义受到的一个挑战。如果我们不承认我们在过去10年里因为傲慢地解释世界事务（认为我们是正确的，其他任何国家必须遵守我们的规则，否则就要失败）而承受的代价，那么我们将会使新一代的挑战更加容易出现。（本书第五章：“在这个刚刚过去的10年中，争先恐后地向美国学习已经成为全世界的潮流。”“当代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把美国的经济体制说成是最优的经济体制，并且要以它为榜样来塑造所有国家的经济体制。”第五章第六节：“但是实际上，在美国进入了‘新经济’的喧嚣后面，一场悄悄的变化正在发生——这场变化……意味着美国模式的蜕变。”）
这种隐隐约约的威胁的预兆不仅存在于全世界穷人的不满中，而且存在于美国盟国在我们目前拥有无可争议的强大地位时所表现出的沮丧中。
最近，一个以支持美国闻名的拉丁美洲资深外交官说，美国在拉美及其他地方的许多朋友认为美国善于寻求合作，善于指挥——却不怎么善于聆听或给予。
这并不是新观点。一位欧洲政治家几周前在与笔者交谈时对所谓的“布什原则”——
即总统在恐怖主义问题上采取的“你到底站在谁一边”的政策——提出了抱怨。我们谈论全球化，然而在过去8年里，国会在贸易问题上主要选择的是一条保护路线。与此同时，美国对国际金融机构的影响推动了有利于硬通货的政策，把华尔街的利益凌驾于当地居民的利益之上，从而引发了对“华盛顿共识”——即强调私有化、开放市场和贸易自由化的新兴市场改革办法——的抵触。事实上，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所谓的“华盛顿制度”指的就是富人的规则。（本书序言：“其实，本书的作者与那些流行的经济思潮争论的核心，在于应不应当放任少数人不顾多数人和国家的利益而自由自在地抢夺财富上，在于应不应当让国际资本放手在中国掠取利润上。笔者从来就以反对让少数人这样暴富而著称”）
我认为我们需要倾注最大关注的激进改革者非撤切尔莫属。她倡导了“股东国家”的思想。她就任英国首相时，英国有200万人拥有股票。当她卸任时，拥有股票的人数增加了6倍。这一改变使一个曾经自认为陷入停滞和沮丧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在创新方面领先世界的国家，不管执政的是什么政党。
这正是近来大多数改革的不足之处。这正是资本主义使大多数新兴市场失望的地方。这正是美国最有可能招致愤怒和抵触的原因。9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银行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益的其他鼓吹者前往世界各地，宣扬急需进行的“华盛顿共识”的改革，但它们没有着手解决困扰大多数新兴及欠发达经济体的中心问题：所有权。（在整个这篇文章中，这是笔者最不能同意的两段话。本书第六章第六节已经说明，平分公有企业产权、“让人人都持股作股东的计划最后必定会变为幻想”，这样的私有化也会增大经济上的不平等程度。东欧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失败之处正在于此。）
全球化给富国带来的好处超过了穷国，而生活在绝对贫困（甚至是饥饿）状态下的人数明显增加。于是，民粹主义者的呼声再一次不绝于耳。（本书第四章第五节：“暴力革命情绪已经在1999年末以来的历次反‘全球化’的国际性行动中日益强烈地表现出来。”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问题，本书第八章作了全面的论述。）
问题是：我们是保持现状，希望美妙动人的美国经验能够打动那些认为它不过是遥远的电视图像的人们？还是承认我们面临的挑战？当然，共产主义的幽灵不再困扰我们了。只有生长在遥远田野中的种子，在被忽视时会茁壮成长（为）邪恶（的）种子。
我们必须从承认资本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让公司消亡，而是不断进行自我改造入手。民主同样具有这种特征。我们已经使美国式资本主义在这里生了效，使其他类型的资本主义在发达世界的其他地方生了效。（本书第五章已经说明，现代市场经济中有哪些与美国不同的模式，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的模式）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还没有接近于完善全球资本主义。我们必须通过改革当地的制度，造就全球化、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参与者，这样，被剥夺了权利的人们才能获得资本、教育、法律制度、市场效率，以及其他只有在精英阶层放松对有限的国家资源的控制并真正提供拥有和增加财富的机会时才能出现的好处。（本书第四章第五节：“ 这是产生了一切革命武装组织的那个老故事：贫困和社会特权人物的为所欲为，迫使下层民众加入了武装的革命运动。只要一方面的极度贫困与另一方面的奢侈豪华还在并存，只要下层人民还被富人和有权势者‘自由地’摆布，就存在着产生和发展革命武装组织的肥沃土壤。”“只有通过这种武装革命的威胁，最下层的那一小部分民众才能对‘控制政府的利益集团’施加足够的压力，逼迫他们作出对自己有利的让步，取得更为平等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上的地位。”）
过去200年里一直困扰我们并促使冷战出现的问题依然存在：怎样实现社会财富的公正分配？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回答。（本书第六章第七节：“80年代以来的私有化浪潮不仅没有消除产生公有企业的那几个原因，反而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从而使新世纪对公有企业的需要更为迫切。”“私有化浪潮不仅在东方国家中，而且也在许多西方国家中加剧了收入和财富分配上的不平等，而正是在这个时代，发达国家的人民对经济不平等的忍耐程度降到了空前之低。”“只有将私有化教条变成了成见的人才看不到今日的现实：产生和存在国有企业的原因不仅一个也没有消除，反而有增大的可能。在这样的时刻宣扬私有化教条，才是真正的逆历史潮流而动。”）但寻找这样的答案是人类的天性。经验告诫我们，要么承认寻找这些答案的责任，要么把这种责任留给其他人。（本书第四章第五节：“公平和平等的要求是不可超越的。”“只要效率、不要公平和平等的任何政策都必定会失败，不相信这一点的人定会受到历史的惩罚。”
本书的读者可能会问笔者：你是否想作“下一个马克思”？我的回答是：人类社会需要“下一个马克思”，但我的学识和能力都无法承担这样的重任。我的这本书可能会成为“下一个马克思”登上历史舞台的铺路石之一，因为本书的历史性质就在于，在一个经济自由主义横行的时代让一切有思想的人明白：对平等和正义的追求来自现代社会的本质；只要现代文明还存在，平等的要求和正义的声音就不会消失。
误导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十大信条
左 大 培
石油工业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我的一本书。我本来给这本书起名为《误导的经济学》，可不知道为什么出版社把书名改成了《混乱的经济学》。这也无所谓。不管书名是什么，反正这本书的主题是清算20年来有关经济问题的种种错误思潮，这些思潮都曾经在最近的20年中流行过，而且都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对中国的经济发生过重大的有害影响。
这些思潮涉及许多方面的问题，但是它们又有着共同的特征。该怎样概括这个特征呢？我思来想去，觉得最恰当的概括，就是“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说它是“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首先是因为它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上流行的经济自由主义有着相当多的共同之处，从外国的经济自由主义大师们那里搬来了数量可观的名词概念。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也有许多自己的特殊创造，造成了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自己的特色。不客气的说，这些中国的特色在学术上几乎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东西，它们基本上都是一些简单的观点或政策主张。不过，这些观点和主张倒是满充分地体现了中国的特色，往往充满了贪婪、残忍的精神和对现代社会、现代科学的无知。
大概说起来，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在这些年中散布了危害中国经济的十大信条：
一曰只讲效率，只讲个人发财致富，不讲公平和平等。
最近20年来，中国人在讨论经济问题时，普遍强调的是提高经济效率，社会上的舆论关注的更是个人如何能尽快地致富，大富翁成了人们崇拜的偶像和敬畏的神明。而中国的经济学界则一直在引领着这股思潮，把它引上借口效率而否定公平和平等的邪路。在这方面，经济自由主义的信奉者们当然是最极端的代表。谁一讲公平和平等，他们就说人家要降低经济效率，并且还要给扣上“反对改革开放”的大帽子。在这种思潮帮助下，许多人在没有任何公平和平等的环境下致富，结果是加剧了社会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
二曰不要任何秩序。这是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与外国不同的一个重要特色。西方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并不否认秩序的重要，它一直很关心如何能产生一种有益的秩序。而中国近20年中的经济自由主义却接近于一种“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表面上看，还没有哪个“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公开鼓吹不要任何经济秩序，但在实际上，经济自由主义者们却想把任何秩序都破坏无余。
秩序的反面是混乱。20年来我国经济中出现过的混乱可谓多矣。诸如“全民经商”、“全民炒股”、人人吃回扣、个人随意侵吞他人和公共财产、走私盛行、大肆制造假冒伪劣产品、全国性的房地产投机之类，或者违反了社会分工的规则，或者破坏了社会的资源配置机制，都是这种破坏秩序的混乱现象。但是那些经济自由主义的卫道士们却从来不肯对这些混乱现象作点批评。相反地，倒是经常有人出面颂扬和提倡其中的某些现象。象“全民炒股”、全国性的房地产投机之类的事情，都曾经得到某些人公开的大力提倡，反对这些东西的人则被扣上“保守”“反改革”的帽子。而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借此提倡的，是所谓“搞活经济”。在他们的心目中，没有了秩序的时候也就是“搞活”了的时候。哪里在进行整顿以建立秩序，哪里就“不活”了，经济就搞糟了。
三曰主张自由放任的政策，对一切都放任自流，反对靠政府的干预来建立秩序，反对政府的任何强制措施。
主张政府尽可能少干预个人的经济活动，反对在建立秩序的名义下进行配置资源式的政府干预，这本来是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与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共同的特征。不过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在这方面要更走极端。在西方有许多社会各界公认的应由政府管制的事情，如行医卖药必须有执照，必须有许多法规以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