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年，该医学院的护校开学，虽然只有三名学生，但他们却是中国最初一批护士。 在此后的数十年中，北京协和医院一直是中国最好和最值得信赖的医院，即使在日本占领期间，由于卓越的声望，它也依然保持了正常的秩序和效率。 协和医院历史的转捩点出现在1950年11月，在那个月中国参加了朝鲜战争。当时在美国的四名美国职员取消了预订的返回北京的船票，后来又只好辞去了他们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职务。12月，美国财政部正式冻结了所有与中国的金融业务以及与中国有关的银行账户。尽管成功的希望十分渺茫； 基金会马上寻找给北京协和医学院汇款特别许可证的途径，直到第二年1月才克服了第一道障碍，可以使基金部分解冻。但在1月23日早上，一位在北京的中国医学博士的简短回电被送交基金会： “1951年1月来函回复：1月20日本院收归国有。” 这是基金会收到来自协和医院的最后的直接通话。中美双方就协和医院进行的漫长和富有成果的合作岁月，到此突然画上了句号。对于协和医院来说，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多年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位成员写道，北京协和医院的故事使人回想起“一个崇高事业中的光荣成就。它是激动人心的故事——人与命运搏斗，失败摧不毁的理想。” 事实上，这个理想确实未被摧毁，如果当年的创建者能够归来，他们会看到他们没有失败。今天，北京协和医院仍是亚洲一流医疗中心之一，它目前的医务人员仍在提供高质量的卫生保健和世界水平的医学教育，这正是将近一个世纪前这所医学院的创建者所希望的。
人 People、转变 Change宋庆龄纪念馆年年花开总相似
宋庆龄卧室外的老式挂钟永远停留在晚上八点十八分，那是她去世的时间，从这一刻以后她和这栋居住了十八年的屋宇凝固成永恒。 每次到她生前居住的小楼，有两个地方总让我徘徊不去。一个是植有两株西府海棠的院落，西府海棠是醇亲王府时代的遗物，直到如今仍然“春花繁荣秋实累累”，宋庆龄经常将过了天时的海棠果制成果酱。 另一个地方则是她生前办公、睡眠的房间。房间里满满放着办公的书桌、梳妆台、穿衣镜、衣柜、施特劳斯钢琴、可以休息喝茶的小圆桌与沙发，还有一张毫不起眼的睡床，1981年5月29日，她就在这张床上离开人间。床边小桌的玻璃垫下是一张照片，那是孙中山为泉州培元中学所题的“共进大同”四字，据说宋庆龄不论居住何地都必定携带这张照片。房里的家具简约舒适而又一应俱全，可以想见宋庆龄晚年多么希望将生活浓缩在这一方斗室中。 每次到了这个不准拍照不准入内的房间，我看着里头的镜子，总疑心恍惚间会瞥见宋庆龄的身影一闪而逝。 宋庆龄故居原本是醇亲王府的花园一角，当年刘少奇特别安排在这里盖栋小楼让宋庆龄居住，从1963年开始，宋庆龄在这里度过生命最后的时光。 最早这里是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纳兰明珠的渌水院，纳兰明珠的儿子纳兰性德曾在诗中歌咏过的明开夜合花，如今依然随风招展。园中还有一棵王府时期留下的古槐，因为状似飞凤回首，宋庆龄特别命名为“凤凰国槐”。 从清朝初叶，这里一直是王公府第，如今贵族的年代已经过去，曾经深似海的侯门，也开放为平民参观游览之所，“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唯一永存的似乎只有西府海棠、老槐与明开夜合，静静的在时间中展露着它们的姿妍。
人 People、转变 Change袁崇焕祠墓三百年的守墓人
深秋里即使阳光明亮，风吹来也有种彻骨的寒意。袁崇焕祠墓坐落在广渠门边上的东花市斜街五十二号，据说整修后的祠墓还得等一个月才开放，如今看来外观焕然一新，只是大门深锁，我想今天肯定要扑空了。 一位大娘在旁边缝布，她说：“敲敲门吧，也许有人开门。”门很厚重，拍门时只有几阵闷响，不见人迹。我又拍了拍门，一位先生出现了，他说：“现在还没开放，很多东西都没有放进来，就算你现在进去了，什么也看不见。”我说我从外地来，只要随便看看就好，他迟疑了一会把门打开了：“外地到这里不容易，进来吧。” 进门后走过空地就是袁崇焕祠，果然空空如也，但是左边墙上有袁崇焕手书的“听雨”二字，以及康有为撰写的《明袁督师庙记》，据说以后这里会陈列袁崇焕的画像。祠堂后面但见两个隆起的圆墓，袁崇焕墓位于正中，前面有一个石碑上书“有明袁大将军墓”，左边较小的圆墓据说埋葬着冒死盗取袁崇焕头颅的佘姓义士，也就是为袁崇焕守墓三百七十二年的佘姓家族的先人。 袁崇焕之死可说是千古奇冤。17世纪初，还在山海关外的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军队连破明军，只待攻下袁崇焕固守的宁远城就可直驱北京，但努尔哈赤却在这里初尝败绩，而后郁郁以终。第二年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又攻宁远、锦州，仍然失利，于是皇太极特意避开袁崇焕守卫的辽东，绕道从西边直逼北京。这一年是1629年，袁崇焕听到皇太极将攻北京城的消息，千里驰援赶赴北京，他在广渠门外挡住了清军，但是明朝崇祯皇帝却误中皇太极的反间计，以通敌之罪将袁崇焕下狱。 1630年中秋节后一天，力扛明朝半壁江山的袁崇焕在北京西市被处以凌迟极刑，当时北京城民都相信袁崇焕叛国的传闻，因此刽子手每削下袁崇焕一片皮肉，百姓都争相购食以泄怨恨，未几“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 袁崇焕心肺间嚎叫停止的一刻，恐怕连天地都无言以对，人世间的冤屈莫此为甚。 到了夜里，袁崇焕的头颅在刑场，与中秋刚过的明月两相对望。他的佘姓部下趁夜盗取了头颅，就埋在现在东花市斜街五十二号院内，还交代子孙，不必再回岭南原籍了，世世代代就在这里陪伴袁将军的一缕忠魂吧。从1630年至今，佘家已经守了三百七十二年的墓，历经了十七代，现在的守墓人是六十多岁的佘幼芝老太太（见左图）。 从清朝乾隆年间以后，袁崇焕的冤屈就已大白于天下，袁祠墓也成为广东义园，安葬着袁崇焕未能返乡安葬的广东同乡。在三百年的悠悠岁月中，人世间经历了许多变化，唯一不变的是佘家子孙，一代一代像春泥护花般守卫着袁崇焕墓。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袁崇焕祠墓受到很大的破坏，不但石碑被推倒，因为传说袁崇焕的头颅是黄金打造的，袁墓还被刨开来，结果挖了一丈多深，没有找到黄金头，也没有人敢看到底有无尸骨，最后院里还搬进十几户居民，袁崇焕祠墓成了大杂院。 从1978年以来，这一代的守墓人佘幼芝到处陈情，希望能重修袁祠墓。许多人将辛苦奔走的佘幼芝称为“佘疯子”，她却将所有的委屈化成两句话：“苦守灵园三百载，谁知我氏心中情。”1992年，政府在原址重建了袁崇焕墓，到了2002年初，北京市政府又决定重修袁崇焕祠，但是没有想到，这次重修袁祠要佘幼芝和其他居民一起迁出，佘幼芝几十年恢复袁祠墓的愿望，反而中断了佘家三百七十二年的守墓史。 其实细想守墓的缘起，正是因为袁崇焕不见容于当时，因此要由佘家暗地里护守忠灵，一旦袁崇焕冤屈昭雪，自然成为国家褒扬的民族英雄，又何须私人守墓呢？只是可惜了当时佘家先祖夜盗头颅的大义大勇，可惜了这三百七十二年来日夜陪伴袁崇焕的一片痴心。
人 People、转变 Change爱现的北京男人
北京是一个有很多缺点的城市。 但我就喜欢它的缺点。 北京于我，有种复杂的爱恨交织。它有点痞，流气，但大方，宽厚，肝胆相照心胸宽广。如同好男人是相似的，不好的男人各有各的不好一样，很多女人在北京的感情生活，爱上的多是不好的男人，他们是这城市的缩影。我喜欢这种男人和城市。 每次到外地，快要回程时，真的不由自主地兴奋，根本不管这段旅途有多新鲜刺激好玩，只想快点到机场，飞机快点开，等一落地在首都机场，就觉得很幸福。有时坐晚班机，开上机场高速，看见坠在面前大大的满月，有一种疾驰在美国公路上的感觉，我是想说那种痛快。
北京男人，首先，能说。当然好多地方的男人都能说，但能说得像北京男人这么有意思的，极少。与他城男青年在一起，真有如坐针毡的感觉，但北京男人基本上不会让场面难看，有他们在，你只要听就可以了，他们都有相声底子，说学逗唱完全不懂得怯场，用北京话说，全都能给“吆喝”起来。 北京话管能说笑叫“贫”，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来历，是不是越底层的人民越有乐天知命的精气神儿？他们不兴“玩深沉”这一套，跟陌生姑娘见面，总是用贫嘴来吸引对方注意，时间一长，就算长得不济，可表情生动活泼，也讨人喜欢。 这种耍嘴皮子的功夫，打上一辈传下来的。有一次我看北京台的招牌节目《荧屏连着我和你》，谈“喝酒”，请来一位南城的老爷子当嘉宾。这老头儿太逗了，估计就是“高”着来的，一张嘴逗笑一片。说什么人才叫“酒腻子”？天天吃饭时候喝酒？那算不得什么。这老头，据说平时没什么下酒菜的时候，就嘬一根钉子喝一口“二锅头”——没听说过吧？就爱到这份儿上。主持人也有点犯傻，问：“大爷，您每天喝酒，那是出于什么理由呢？”老头醉眼昏花还特别倔地混蛋地说：“理由？理由太多了。天儿好，喝一杯；刮风，得喝一杯；下雨，喝一杯；打雷？那更得喝一杯。”什么理由？什么理由都没有，就因为活着呢。 风行神州大地的“段子”，就是打北京来的。北京人能讲“段子”，荤的素的全能招呼。你也别小看了这玩艺，这里面都是智慧，是有聪明才智的人才想得出来的。有一阵儿，短信还没兴起的时候，我一到外地，那些外地朋友就满眼渴望地说：“哎有什么新段子说说说说。”一副嗷嗷待哺的样子。 因为嘴皮子太利索的缘故，好多北京男人被人看成是“光说不练”的废物。北京的贫富差距很大，那些南城或者胡同、四合院里长大的男人，本身条件不够好，但因为在皇城根上长大，肯定见过的听过的比别处多，第一手新闻神神秘秘抖落出去，别人张口结舌颇为佩服的样子让他们很受用。有一阵儿都烦北京的出租司机，据说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政府里的事，谁谁谁提升了谁谁谁失势了，你以为他真知道啊？他们不过是嘴快，又仗着是北京人，别人自然会信三分。 但北京男人对女人还是好的。爱吹，也从某种侧面表现了他们的大男人主义。大男人主义也没什么不好，最起码，如果让女人跟着他吃苦，他那大男人主义会受不了，他再辛苦，或者说，他的辛苦，就是要女人在人前光鲜得意，他才觉得挣足面子。北京人，尤其是老北京人，就好个“面儿”，礼数很多，也是自抬身价的一种方法。 我还是喜欢跟北京男人谈恋爱。因为他们有好多缺点，那些爱现，爱吹，大男人主义的德性，其实背后是极孩子气的，我喜欢孩子气的男人，好玩。 每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一种精神，北京男人身上，其实就有那种悠哉游哉的逍遥。
人 People、转变 Change小脚侦缉队
应该是通过图片、影像、文字和口头传播，小脚侦缉队成为继天安门、烤鸭、自行车之后的另一类北京特产。外国人提及此处便微微一笑，仿佛非常了解其中奥妙似的——那必定又是跟政治有关了。 然而“小脚”跟“侦缉队”分明是两个概念。“小脚”乃旧时代女人被迫害的产物；而“侦缉队”则是指新时代居委会等民间督察组织，虽没有官方锦衣卫那么厉害，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确实起到了天罗地网督察全民之功用。 一部分小脚女人担当起居委会大妈的重责，但更多数的居委会大妈是新时代成长起来的“大脚”妇女。之所以有“小脚侦缉队”的称谓，大约是将“小脚”作了定语，形容居委会大妈大婶的琐碎多事和神出鬼没。 二者交合的部分，是她们的女性身分。残酷地说，她们皆为曾经的时代的牺牲品，活的“物证”与人证；她们又同被现有的时代抛弃，逐渐成为笑柄。 一群小脚老太太颤颤巍巍地走街串巷，戴着红袖章，在胡同口打听东家长西家短，过分关心男女青年的交际生活，时刻准备着议论、汇报和干预是非——这确是荒诞可笑的一幕。然而所有荒诞之事的背后都藏着大的悲哀，政治的悲哀，时代的悲哀，人性的悲哀。 这些女人，年轻时被同样小脚的母亲粗暴地裹了脚，成为畸人。她们承受一切为了取悦男人，成为最女人的女人。（多说一句，非常见不得许多猎奇“小脚”的摄影师和至今痴迷于“小脚美学”的文人。）后来时代变了，政府代替母亲们当家作主，不仅要求女人们立刻自强独立，还鼓励她们成为男人，甚至禁止她们显露女性身分——我母亲年轻时十分地积极向上，只因穿了高跟鞋和裙子被批斗，一直入不了党。 这些女人，身体被封建制度残害过一遍，精神又经过了政治的多次洗礼；她们带有旧时代所谓“女人”的烙印，又被灌输了新时代所谓“男人”的价值观——以“文革”为最的那段时期，男人、女人皆不存在，只存在政治的人，被抽掉自身感情和道德判断的听命的符号。 这些女人，其中怎可能没有一些会变得面目可憎。肉体心灵的双重畸形，使她们无法得到人世朴素的欢愉，由被迫害转向迫害别人，并且是理直气壮的——其中有麻木、愚蠢、无聊，亦有人性之恶。由于民间的偷窥偷听与告发，不知发生过多少惨烈的悲剧。 现在时代又变了，个人的自由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居委会即将失去现实意义，很快就会被收进历史博物馆，像那些绣工精美的三寸小鞋，在玻璃展台上静默无言，不发出当年的疼痛的嘶喊——一切归于历史，归于平静。 女人重新被要求成为“女人”：既要美，又要独立。好在这回女人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