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之制作，而责於晚近之史官，岂不悬绝欤！不知经不可学而能，意固可师而
仿也。且《尚书》固有不可尽学者也，即《纪事本末》，不过纂录小书，亦不尽
取以为史法，而特以义有所近，不得以辞害意也。斟酌古今之史，而定文质之中，
则师《尚书》之意，而以迁《史》义例，通左氏之裁制焉，所以救纪传之极弊，
非好为更张也。
纪传虽创於史迁，然亦有所受也。观於《太古年纪》、《夏殷春秋》《竹书
纪年》，则本纪编年之例，自文字以来，即有之矣。《尚书》为史文之别具，如
用左氏之例，而合於编年，即传也。以《尚书》之义，为《春秋》之传，则左氏
不致以文徇例，而浮文之刊落者多矣。以《尚书》之义，为迁《史》之传，则八
书三十世家，不必分类，皆可仿左氏而统名曰传。或考典章制作，或叙人事终始，
或究一人之行，（即列传本体。）或合同类之事，或录一时之言，（训诰之类。）
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命篇，以纬本纪。则较之左氏翼经，可无局於年月后先之累；
较之迁《史》之分列，可无歧出互见之烦。文省而事益加明，例简而义益加精，
岂非文质之适宜，古今之中道欤？至於人名事类，合於本末之中，难於稽检，则
别编为表，以经纬之；天象地形，舆服仪器，非可本末该之，且亦难以文字著者，
别绘为图，以表明之。盖通《尚书》、《春秋》之本原，而拯马《史》、班《书》
之流弊，其道莫过於此。至於创立新裁，疏别条目，较古今之述作，定一书之规
模，别具《圆通》之篇，此不具言。
邵氏晋涵云：“纪传史裁，参仿袁枢，是貌同心异。以之上接《尚书》家言，
是貌异心同。是篇所推，於六艺为支子，於史学为大宗；於前史为中流砥柱，於
后学为蚕丛开山。”
○诗教上
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
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於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战国
之文，奇邪错出，而裂於道，人知之；其源皆出於六艺，人不知也。后世之文，
其体皆备於战国，人不知；其源多出於《诗》教，人愈不知也。知文体备於战国，
而始可与论后世之文。知诸家本於六艺，而后可与论战国之文，知战国多出於
《诗》教，而后可与论六艺之文；可与论六艺之文，而后可与离文而见道；可与
离文而见道，而后可与奉道而折诸家之文也。
战国之文，其源皆出於六艺，何谓也？曰：道体无所不该，六艺足以尽之。
诸子之为书，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於道体之一端，而后乃能恣肆其
说，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谓一端者，无非六艺之所该，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
谓诸子果能服六艺之教，而出辞必衷於是也。《老子》说本阴阳，《庄》、《列》
寓言假象，《易》教也。邹衍侈言天地，关尹推衍五行，《书》教也。管、商法
制，义存政典，《礼》教也。申、韩刑名，旨归赏罚，《春秋》教也。其他杨、
墨、尹文之言，苏、张、孙、吴之术，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
《七录》之所叙论，皆於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为六典之遗也。
战国之文，既源於六艺，又谓多出於《诗》教，何谓也？曰：战国者，纵横
之世也。纵横之学，本於古者行人之官。观春秋之辞命，列国大夫，聘问诸侯，
出使专对，盖欲文其言以达旨而已。至战国而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敷
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孔子曰：“诵诗三百，
授之以政，不达；使於四方，不能专对，虽多奚为？”是则比兴之旨，讽谕之义，
固行人之所肄也。纵横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讽也。九
流之学，承官曲於六典，虽或原於《书》、《易》、《春秋》，其质多本於礼教，
为其体之有所该也。及其出而用世，必兼纵横，所以文其质也。古之文质合於一，
至战国而各具之质；当其用也，必兼纵横之辞以文之，周衰文弊之效也。故曰：
战国者，纵横之世也。
后世之文其体皆备於战国，何谓也？曰：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
章之学兴。文集者，辞章不专家，而萃聚文墨，以为蛇龙之菹也。（详见《文集》
篇。）后贤承而不废者，江河导而其势不容复遏也。经学不专家，而文集有经义；
史学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立言不专家，（即诸子书也。）而文集有论辨。后
世之文集，舍经义与传记论辨之三体，其馀莫非辞章之属也。而辞章实备於战国，
承其流而代变其体制焉。学者不知，而溯挚虞所裒之《流别》，（挚虞有《文章
流别传》。）甚且以萧梁《文选》，举为辞章之祖也，其亦不知古今流别之义矣。
今即《文选》诸体，以徵战国之赅备。（挚虞《流别》，孔逭《文苑》，今
俱不传，故据《文选》。）京都诸赋，苏、张纵横六国，侈陈形势之遗也。《上
林》、《羽猎》，安陵之从田，龙阳之同钓也。《客难》、《解嘲》，屈原之
《渔父》、《卜居》，庄周之惠施问难也。韩非《储说》，比事徵偶，《连珠》
之所肇也。（前人已有言及之者。）而或以为始於傅毅之徒，（傅玄之言。）非
其质矣。孟子问齐王之大欲，历举轻暧肥甘，声音采色，《七林》之所启也；而
或以为创之枚乘，忘其祖矣。邹阳辨谤於梁王，江淹陈辞於建平，苏秦之自解忠
信而获罪也。《过秦》、《王命》、《六代》、《辨亡》诸论，抑扬往复，诗人
讽谕之旨，孟、荀所以称述先生，儆时君也。（屈原上称帝喾，中述汤、武，下
道齐桓，亦是。）淮南宾客，梁苑辞人，原、尝、申、陵之盛举也。东方、司马，
侍从於西京，徐、陈、应、刘，徵逐於邺下，谈天雕龙之奇观也。遇有升沉，时
有得失，畸才汇於末世，利禄萃其性灵，廊庙山林，江湖魏阙，旷世而相感，不
知悲喜之何从，文人情深於《诗》、《骚》，古今一也。
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其言信而有徵矣。至战国而
著述之事专，何谓也？曰：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载。
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万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备矣。是故圣王书同文以平天
下，未有不用之於政教典章，而以文字为一人之著述者也。（详见外篇《校雠略
·著录先明大道论》。）道不行而师儒立其教，我夫子之所以功贤尧舜也。然而
予欲无言，无行不与，六艺存周公之旧典，夫子未尝著述也。《论语》记夫子之
微言，而曾子子思，俱有述作以垂训，至孟子而其文然后闳肆焉，著述至战国而
始专之明验也。（《论语》记曾子之没，吴起尝师《曾子》，则《曾子》没於战
国初年，而《论语》成於战国之时明矣。）春秋之时，管子尝有书矣，《鬻子》、
《晏子》，后人所讬。然载一时之典章政教，则犹周公之有《官礼》也。记管子
之言行，则习管氏法者所缀辑，而非管仲所著述也。（或谓管仲之书，不当称桓
公之谥，阎氏若璩又谓后人所加，非《管子》之本文，皆不知古人并无私自著书
之事，皆是后人缀辑，详《诸子》篇。）兵家之有《太公阴符》，医家之有《黄
帝素问》，农家之《神农》、《野老》，先儒以谓后人伪撰，而依讬乎古人；其
言似是，而推究其旨，则亦有所未尽也。盖末数小技，造端皆始於圣人，苟无微
言要旨之授受，则不能以利用千古也。三代盛时，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
传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尝得见其书也。至战国而官守师传之道废，通其学
者，述旧闻而著於竹帛焉。中或不能无得失，要其所自，不容遽昧也。以战国之
人，而述黄、农之说，是以先儒辨之文辞，而断其伪讬也；不知古初无著述，而
战国始以竹帛代口耳。（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及四方之志，与孔子所述六艺旧
典，皆非著述一类，其说已见於前。）实非有所伪讬也。然则著述始专於战国，
盖亦出於势之不得不然矣。著述不能不衍为文辞，而文辞不能不生其好尚。后人
无前人之不得已，而惟以好尚逐於文辞焉，然犹自命为著述，是以战国为文章之
盛，而衰端亦已兆於战国也。
○诗教下
或曰：若是乎三代以后，六艺惟《诗》教为至广也。敢问文章之用，莫盛於
《诗》乎？曰：岂特三代以后为然哉？三代以前，《诗》教未尝不广也。夫子曰：
“不学《诗》，无以言。”古无私门之著述，未尝无达衷之言语也。惟讬於声音，
而不著於文字，故秦人禁《诗》、《书》，《书》阙有间，而《诗》篇无有散失
也。后世竹帛之功，胜於口耳；而古人声音之传，胜於文字；则古今时异，而理
势亦殊也。自古圣王以礼乐治天下，三代文质，出於一也。世之盛也，典章存於
官守，《礼》之质也；情志和於声诗，乐之文也。迨其衰也，典章散，而诸子以
术鸣。故专门治术，皆为《官礼》之变也。情志荡，而处士以横议，故百家驰说，
皆为声《诗》之变也。（名、法、兵、农、阴阳之类，主实用者，谓之专门治术，
其初各有职掌，故归於官，而为礼之变也。谈天、雕龙、坚白、异同之类，主虚
理者，谓之百家驰说。其言不过达其情志，故归於诗，而为乐之变也。）战国之
文章，先王礼乐之变也。（六艺为《官礼》之遗，其说亦详外篇《校雠略》中
《著录先明大道论》。）然而独谓《诗》教广於战国者，专门之业少，而纵横腾
说之言多。后世专门子术之书绝（伪体子书，不足言也。）而文集繁，虽有醇驳
高下之不同，其究不过自抒其情志。故曰：后世之文体，皆备於战国，而《诗》
教於斯可谓极广也。学者诚能博览后世文之集，而想见先王礼乐之初焉，庶几有
立而能言，（学问有主即是立，不尽如朱子所云肌肤筋骸之束而已也。）可以与
闻学《诗》学《礼》之训矣。
学者惟拘声韵为之诗，而不知言情达志，敷陈讽谕，抑扬涵泳之文，皆本於
《诗》教。是以后世文集繁，而纷纭承用之文，相与沿其体，而莫由知其统要也。
至於声韵之文，古人不尽通於《诗》，而后世承用诗赋之属，亦不尽出六艺之教
也，其故亦备於战国。是故明於战国升降之体势，而后礼乐之分可以明，六艺之
教可以别；《七略》九流诸子百家之言，可以导源而濬流；两流、六朝、唐、宋、
元、明之文，可以畦分而塍别；官曲术业，声诗辞说，口耳竹帛之迁变，可坐而
定矣。
演畴皇极，训诰之韵者也，所以便讽诵，志不忘也。六象赞言，《爻》、
《系》之韵者也，所以通卜筮，阐幽玄也。六艺非可皆通於《诗》也，而韵言不
废，则谐音协律，不得专为《诗》教也。传记如《左》、《国》，著说如《老》、
《庄》，文逐声而遂谐，语应节而遽协，岂必合《诗》教之比兴哉？焦贡之《易
林》，史游之《急就》，经部韵言之不涉於《诗》也。《黄庭经》之七言，《参
同契》之断字，子术韵言之不涉於《诗》也。后世杂艺百家，诵拾名数，率用五
言七字，演为歌诀，咸以取便记诵，皆无当於诗人之义也。而文指存乎咏叹，取
义近於比兴，多或滔滔万言，少或寥寥片语，不必谐韵和声，而识者雅赏其为
《风》、《骚》遗范也。故善论文者，贵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於形貌也。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班氏固曰：“赋者古诗之流。”刘氏勰曰：
“六艺附庸，蔚为大国。”盖长言咏叹之一变，而无韵之文可通於诗者，亦於是
而益广也。屈氏二十五篇，刘、班著录，以为《屈原赋》也。《渔父》之辞，未
尝谐韵，而入於赋，则文体承用之流别，不可不知其渐也。文之敷张而扬厉者，
皆赋之变体，不特附庸之为大国，抑亦陈完之后，离去宛邱故都，而大启疆字於
东海之滨也。后世百家杂艺，亦用赋体为拾诵，（窦氏《述书赋》，吴氏《事类
赋》，医家药性赋，星卜命相术业赋之类。）盖与歌诀同出六艺之外矣。然而赋
家者流，犹有诸子之遗意，居然自命一家之言者，其中又各有其宗旨焉。殊非后
世诗赋之流，拘於文而无其质，茫然不可辨其流别也。是以刘、班《诗赋》一略，
区分五类，而屈原、陆贾、荀卿，定为三家之学也。（说详外篇《校雠略》中
《汉志诗赋论》。）马、班二史，於相如、扬雄诸家之著赋，俱详著於列传，自
刘知几以还，从而抵排非笑者，盖不胜其纷纷矣，要皆不为知言也。盖为后世文
苑之权舆，而文苑必致文采之实迹，以视范史而下，标文苑而止叙文人行略者，
为远胜也。然而汉廷之赋，实非苟作，长篇录入於全传，足见其人之极思，殆与
贾疏董策，为用不同，而同主於以文传人也。是则赋家者流，纵横之派别，而兼
诸子之馀风，此其所以异於后世辞章之士也。故论文於战国而下，贵求作者之意
指，而不可拘於形貌也。
论文拘形貌之弊，至后世文集而极矣。盖编次者之无识，亦缘不知古人之流
别，作者之意指，不得不拘貌而论文也。集文虽始於建安，（魏文撰徐、陈、应、
刘文为一集，此文集之始，挚虞《流别集》，犹其后也。）而实盛於齐、梁之际；
古学之不可复，盖至齐梁而后荡然矣。（挚虞《流别集》，乃是后人集前人。人
自为集，自齐之《王文宪集》始而昭明《文选》又为总集之盛矣。）范、陈、晋、
宋诸史所载，文人列传，总其撰著，必云诗、赋、碑、箴、颂、诔若干篇而未尝
云文集若干卷；则古人文字，散著篇籍，而不强以类分可知也。孙武之书，盖有
八十二篇矣，（说详外篇《校雠略》中《汉志兵书论》。）而阖闾以谓“子之十
三篇，吾既得而见”，是始《计》以下十三篇，当日别出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