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而难；虽朱子之所求，未敢必谓无失也。然沿其学者，一传而为勉斋、九峰，
再传而为西山、鹤山、东发、厚斋，三传而为仁山、白云，四传而为潜溪、义乌，
五传而为宁人、百诗，则皆服古通经，学求其是，而非专己守残，空言性命之流
也。自是以外，文则入於辞章，学则流於博雅，求其宗旨之所在，或有不自知者
矣。生乎今世，因闻宁人、百诗之风，上溯古今作述，有以心知其意，此则通经
服古之绪，又嗣其音矣。无如其人慧过於识而气荡乎志，反为朱子诟病焉，则亦
忘其所自矣。夫实学求是，与空谈性天不同科也。考古易差，解经易失，如天象
之难以一端尽也。历象之学，后人必胜前人，势使然也。因后人之密而贬羲、和，
不知即羲、和之遗法也。今承朱氏数传之后，所见出於前人，不知即是前人之遗
绪，是以后历而贬羲、和也。盖其所见，能过前人者，慧有馀也。抑亦后起之智
虑所应尔也，不知即是前人遗蕴者，识不足也。其初意未必遂然，其言足以慑一
世之通人达士，而从其井捽者，气所荡也。其后亦遂居之不疑者，志为气所动也。
攻陆、王者，出伪陆、王，其学猥陋，不足为陆、王病也。贬朱者之即出朱学，
其力深沉，不以源流互质，言行交推；世有好学而无真识者，鲜不从风而靡矣。
古人著於竹帛，皆其宣於口耳之言也。言一成而人之观者，千百其意焉，故
不免於有向而有背。今之黠者则不然，以其所长，有以动天下之知者矣。知其所
短，不可以欺也，则似有不屑焉。徙泽之蛇，且以小者神君焉。其遇可以知而不
必且为知者，则略其所长，以为未可与言也；而又饰所短，以为无所不能也。雷
电以神之，鬼神以幽之，键箧以固之，标帜以巿之，於是前无古人，而后无来者
矣。天下知者少，而不必且为知者之多也；知者一定不易，而不必且为知者之千
变无穷也；故以笔信知者，而以舌愚不必深知者，天下由是靡然相从矣。夫略所
短而取其长，遗书具存，强半皆当遵从而不废者也。天下靡然从之，何足忌哉！
不知其口舌遗厉，深入似知非知之人心，去取古人，任惼衷而害於道也。语云：
“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其人於朱子盖已饮水而忘源；及笔之於书，
仅有微辞隐见耳，未敢居然斥之也。此其所以不见恶於真知者也。而不必深知者，
习闻口舌之间，肆然排诋而无忌惮，以谓是人而有是言，则朱子真不可以不斥也。
故趋其风者，未有不以攻朱为能事也。非有恶於朱也，惧其不类於是人，即不得
为通人也。夫朱子之授人口实，强半出於《语录》。《语录》出於弟子门人杂记，
未必无失初旨也。然而大旨实与所著之书相表里，则朱子之著於竹帛，即其宣於
口耳之言。是表里如一者，古人之学也。即以是义责其人，亦可知其不如朱子远
矣，又何争於文字语言之末也哉。
【附录】 书朱陆篇后（据刘刻《遗书》卷二）
戴君学问，深见古人大体，不愧一代钜儒，而心术未醇，颇为近日学者之患，
故余作《朱陆》篇正之。戴君下世今十馀年，同时有横肆骂詈者，固不足为戴君
累。而尊奉太过，至有称谓孟子后之一人，则亦不免为戴所愚。身后恩怨俱平，
理宜公论出矣，而至今无人能定戴氏品者，则知德者鲜也。凡戴君所学，深通训
诂，究於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
名物，有合时好，以谓戴之绝诣在此。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於天人
理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者；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
戴见时人之识如此，遂离奇其说曰：“余於训诂、声韵、天象、地理四者，如肩
舆之隶也。余所明道，则乘舆之大人也。当世号为通人，仅堪与余舆隶通寒温耳。”
言虽不为无因，毕竟有伤雅道，然犹激於世无真知己者，因不免於已甚耳，尚未
害於义也。其自尊所业，以谓学者不究於此，无由闻道。不知训诂名物，亦一端
耳。古人学於文辞，求於义理，不由其说，如韩、欧、程、张诸儒，竟不许以闻
道，则亦过矣。然此犹自道所见，欲人惟己是从，於说尚未有欺也。
其於史学义例、古文法度，实无所解，而久游江湖，耻其有所不知，往往强
为解事，应人之求，又不安於习故，妄矜独断。如修《汾州府志》，乃谓僧僚不
可列之人类，因取旧志名僧入於古迹。又谓修志贵考沿革，其他皆可任意，此则
识解渐入庸妄，然不过自欺，尚未有心於欺人也。余尝遇戴君於宁波道署，居停
代州冯君廷丞，冯既名家子，夙重戴名，一时冯氏诸昆从，又皆循谨敬学，钦戴
君言，若奉神明。戴君则故为高论，出入天渊，使人不可测识。人询班、马二史
优劣，则全袭郑樵讥班之言，以谓己之创见。又有请学古文辞者，则曰：“古文
可以无学而能。余生平不解古文辞，后忽欲为之而不知其道，乃取古人之文，反
覆思之，忘寝食者数日，一夕忽有所悟，翼日，取所欲为文者，振笔而书，不假
思索而成，其文即远出《左》、《国》、《史》、《汉》之上。”虽诸冯敬信有
素，闻此亦颇疑之。盖其意初不过闻大兴朱先生辈论为文辞不可有意求工，而实
未尝其甘苦。又觉朱先生言平淡无奇，遂恢怪出之，冀耸人听，而不知妄诞至此，
见由自欺而至於欺人，心已忍矣。然未得罪於名教也。
戴君学术，实自朱子道问学而得之，故戒人以凿空言理，其说深探本原，不
可易矣。顾以训诂名义，偶有出於朱子所不及者，因而丑贬朱子，至斥以悖谬，
诋以妄作，且云：“自戴氏出，而朱子儌幸为世所宗，已五百年，其运亦当渐
替。”此则谬妄甚矣！戴君笔於书者，其於朱子有所异同，措辞与顾氏宁人、阎
氏百诗相似，未敢有所讥刺，固承朱学之家法也。其异於顾、阎诸君，则於朱子
间有微辞，亦未敢公然显非之也。而口谈之谬，乃至此极，害义伤教，岂浅鲜哉！
或谓言出於口而无踪，其身既殁，书又无大牴牾，何为必欲摘之以伤厚道？不知
诵戴遗书而兴起者尚未有人，听戴口说而加厉者，滔滔未已。至今徽歙之间，自
命通经服古之流，不薄朱子，则不得为通人。而诽圣排贤，毫无顾忌，流风大可
惧也。向在维扬，曾进其说於沈既堂先生曰：“戴君立身行己，何如朱子，至於
学问文章，互争不释，姑缓定焉可乎？”此言似粗而实精，似浅而实深也。
戴东原云：“凡人口谈倾倒一席，身后书传，或反不如期期不能自达之人。”
此说虽不尽然，要亦情理所必有者。然戴氏既知此理，而生平口舌求胜，或致愤
争伤雅，则知及而仁不能守之为累欤？大约戴氏生平口谈，约有三种：与中朝显
官负重望者，则多依违其说，间出己意，必度其人所可解者，略见锋颖，不肯竟
其辞也。与及门之士，则授业解惑，实有资益；与钦风慕名，而未能遽受教者，
则多为慌惚无据，玄之又玄，使人无可捉摸，而疑天疑命，终莫能定。故其身后，
缙绅达者咸曰：“戴君与我同道，我尝定其某书某文字矣。”或曰：“戴君某事
质成於我，我赞而彼允遵者也。”而不知戴君当日特以依违其言，而其所以自立，
不在此也。及门之士，其英绝者，往往或过乎戴。戴君於其逼近己也，转不甚许
可之，然戴君固深知其人者也。后学向慕，而闻其恍惚玄渺之言，则疑不敢决，
至今未能定戴为何如人，而信之过者，遂有超汉、唐、宋儒为孟子后一人之说，
则皆不为知戴者也。
○文德
凡言义理，有前人疏而后人加密者，不可不致其思也。古人论文，惟论文辞
而已矣。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苏辙氏出，本韩愈氏说而昌论文气；
可谓愈推而愈精矣。未见有论文德者，学者所宜於深省也。夫子尝言“有德必有
言”，又言“修辞立其诚”，孟子尝论“知言”“养气”，本乎集义，韩子亦言，
“仁义之途”，“《诗》、《书》之源”，皆言德也。今云未见论文德者，以古
人所言，皆兼本末，包内外，犹合道德文章而一之；未尝就文辞之中言其有才，
有学，有识，又有文之德也。凡为古文辞者，必敬以恕。临文必敬，非修德之谓
也。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也。敬非修德之谓者，气摄而不纵，纵必不能中节也。
恕非宽容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嗟乎！知德者鲜，知临文之不可无敬
恕，则知文德矣。
昔者陈寿《三国志》，纪魏而传吴、蜀，习凿齿为《汉晋春秋》，正其统矣。
司马《通鉴》仍陈氏之说，朱子《纲目》又起而正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不应陈氏误於先，而司马再误於其后，而习氏与朱子之识力，偏居於优也。而古
今之讥《国志》与《通鉴》者，殆於肆口而骂詈，则不知起古人於九原，肯吾心
服否邪？陈氏生於西晋，司马生於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於何地？而
习与朱子，则固江东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争天统也。（此说前人已言。）诸
贤易地则皆然，未必识逊今之学究也。是则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
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身之所处，固有荣辱隐显、
屈伸忧乐之不齐，而言之有所为而言者，虽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谓，况生千古以后
乎？圣门之论恕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其道大矣。今则第为文人，论古
必先设身，以是为文德之恕而已尔。
韩氏论文，“迎而拒之，平心察之”。喻气於水，言为浮物。柳氏之论文也，
“不敢轻心掉之”，“怠心易之”，“矜气作之”，“昏气出之”。夫诸贤论心
论气，未即孔、孟之旨，及乎天人、性命之微也。然文繁而不可杀，语变而各有
当。要其大旨则临文主敬，一言以蔽之矣。主敬则心平，而气有所摄，自能变化
从容以合度也。夫史有三长，才、学、识也。古文辞而不由史出，是饮食不本於
稼穑也。夫识生於心也，才出於气也。学也者，凝心以养气，炼识而成其才者也。
心虚难恃，气浮易弛。主敬者，随时检摄於心气之间，而谨防其一往不收之流弊
也。夫缉熙敬止，圣人所以成始而成终也，其为义也广矣。今为临文，检其心气，
以是为文德之敬而已尔。
○文理
偶於良宇案间，见《史记》录本，取观之，乃用五色圈点，各为段落，反覆
审之，不解所谓。询之良宇，哑然失笑，以谓己亦厌观之矣。其书云出前明归震
川氏，五色标识，各为义例，不相混乱。若者为全篇结构，若者为逐段精彩，若
者为意度波澜，若者为精神气魄，以例分类，便於拳服揣摩，号为古文秘传。前
辈言古文者，所为珍重授受，而不轻以示人者也。又云：“此如五祖传灯，灵素
受箓，由此出者，乃是正宗；不由此出，纵有非常著作，释子所讥为野狐禅也。
余幼学於是，及游京师，闻见稍广，乃知文章一道，初不由此。然意其中或有一
二之得，故不遽弃，非珍之也。”
余曰：文章一道，自元以前，衰而且病，尚未亡也。明人初承宋、元之遗，
粗存规矩。至嘉靖、隆庆之间，晦蒙否塞，而文几绝矣。归震川氏生於是时，力
不能抗王、李之徒，而心知其非，故斥凤洲以为庸妄。谓其创为秦、汉伪体，至
并官名地名，而改用古称，使人不辨作何许语，故直斥之曰文理不通，非妄言也。
然归氏之文，气体清矣，而按其中之所得，则亦不可强索。故余尝书识其后，以
为先生所以砥柱中流者，特以文从字顺，不汩没於流俗；而於古人所谓闳中肆外，
言以声其心之所得，则未之闻尔。然亦不得不称为彼时之豪杰矣。但归氏之於制
艺，则犹汉之子长，唐之退之，百世不祧之大宗也。故近代时文家之言古文者，
多宗归氏。唐、宋八家之选，人几等於《五经》四子所由来矣。惟归、唐之集，
其论说文字皆以《史记》为宗；而其所以得力於《史记》者，乃颇怪其不类。盖
《史记》体本苍质，而司马才大，故运之以轻灵。今归、唐之所谓疏宕顿挫，其
中无物，遂不免於浮滑，而开后人以描摩浅陋之习。故疑归、唐诸子，得力於
《史记》者，特其皮毛，而於古人深际，未之有见。今观诸君所传五色订本，然
后知归氏之所以不能至古人者，正坐此也。
夫立言之要，在於有物。古人著为文章，皆本於中之所见，初非好为炳炳
烺烺，如锦工绣女之矜夸采色已也。富贵公子，虽醉梦中，不能作寒酸求乞
语；疾痛患难之人，虽置之丝竹华宴之场，不能易其呻吟而作欢笑。此声之所以
肖其心，而文之所以不能彼此相易，各自成家者也。今舍己之所求，而摩古人之
形似，是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西家偕老之妇，亦学其悲号；屈子自沈汨罗，
而同心一德之朝，其臣亦宜作楚怨也；不亦傎乎？至於文字，古人未尝不欲其
工。孟子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学问为立言之主，犹之志也；文章为明道
之具，犹之气也。求自得於学问，固为文之根本；求无病於文章，亦为学之发挥。
故宋儒尊道德而薄文辞，伊川先生谓工文则害道，明道先生谓记诵为玩物丧志，
虽为忘本而逐末者言之；然推二先生之立意，则持其志者，不必无暴其气。而出
辞气之远於鄙倍，辞之欲求其达，孔、曾皆为不闻道矣。但文字之佳胜，正贵读
者之自得；如饮食甘旨，衣服轻暖，衣且食者之领受，各自知之，而难以告人。
如欲告人衣食之道，当指脍炙而令其自尝，可得旨甘；指狐貉而令其自被，可得
轻暖，则有是道矣。必吐己之所尝而哺人以授之甘，搂人之身而置怀以授之暖，
则无是理也。
韩退之曰：“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其所谓钩玄提要之书，
不特后世不可得而闻，虽当世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