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在工业品和原材料之间掠夺性的价格比之下，共和国的日子相当好过。
工业品有充足的市场，民用品有充足的市场，有了市场就有了消费，有了消费就会促进生产发展。国家尽最大努力解决就业问题，对法币体系的共和国来说，只要没有人恶意破坏市场秩序，是否赤字经济根本就无所谓。但是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共和国不断扩大的经济规模基础之上的。一旦经济扩张进程被终止，经济立刻就要面临问题。
主席对此非常了解，坚持左翼路线的统治也都非常了解。坚持左翼路线的一派人现在的位置很尴尬，任何能够动摇中央线路的工作都没有他们的份，但是在监查等机构当中，他们的位置并不算低。监管官僚体系运行的工作，大家默认由这些人来执行。官僚系统由亲官僚系统的人监管，是要出大问题的。所以左翼虽然淡出了经济工作中心，却没有淡出权力中心。
这样的措施，需要各方做出非常克制的努力。左翼的民粹主义是很有杀伤力，一旦民粹抬头，那么它可不管什么制度，一切“不够平等”的制度都会成为攻击的对象。为了压制民粹的破坏，就得把左翼也给拉进权力体系，并且给他们合适发挥力量的权限。作为左翼代表人物的主席，他的存在意义就在于此。
存在反对派不可怕，可怕的是存在没有底线的反对派。主席至少还是有底线的。
主席领导起了东南亚临时工作小组之后，至少银行团的核心成员们都松了口气。麻烦事交给负责外交的同志们去烦心就好了。而且作为斗争专家的主席领衔和美国的斗争，银行团的首脑也有看笑话的想法。
结果银行团的首脑没高兴几天，马前卒就给了他们一个大惊喜。人民日报上刊登出一篇马前卒署名文章，《革命就是不断消灭特权的过程》。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大多数专家认为，以这篇文章为开端，嗡嗡嗡正式开始了。
建国以后，“革命斗争熄灭论”很快就有了市场，大家辛辛苦苦这么多年，也得给几天安生日子吧。至少特权阶层普遍有这样的希望。在革命时代，共和国的特权阶层除了奉献还是奉献，人民只要无条件服从和支持党中央就好了。但是陕西众当中，认为革命还应该持续的人数并不少，如果不是这些人，主席就绝对不可能在那个位置上坚持这么久。主席不仅仅是左翼的领军人物，还是陕西众内继续革命派沉默的表达方式。作为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权谋家，主席的存在，弥补了社会主义革命派缺乏政治斗争手段的缺陷。
在右翼的注意力被主席就任东南亚事务的关口，隐忍多时的马前卒率先发难。1951年一度貌似终止的斗争火焰再次燃烧起来。
斗争总是有原因的，这次政治斗争的核心问题并不新鲜，纯粹是经济利益。引用马前卒的话，“按劳分配是没错的，但是作为党员，和资本家比收入，明显是驴头不对马嘴。”
而银行团总瓢把杨柳的回应则是，“没钱谁给你关怀？你从制度上堵死了正当收入的渠道，就是逼着大家走邪路。”
事情起因是从山南省（缅甸省）开始的。1948年的时候，共和国准备开发山南省。但是整体投资过大，共和国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当时的金融市场初步建成，融资平台在上层颇有影响力。于是杨柳指示中投银行在全国范围内发行了一笔20亿人民币的债券，而且又在股票市场上发行了一笔面额20亿人民币的期股。山南省的地盘可不小，共和国把从英国人手里弄来的土地一分为二，北方是藏南省，包括藏南和原阿萨姆北方地区，有25万平方公里大小。南边是山南省，包括了阿萨姆地区南方，以及从缅甸和印度弄来的几万平方公里土地。有15万平方公里大小。山南省有两个港口，吉大港和实兑港，地理位置相当关键。
共和国加入森林体系之后，人民币兑美元是20：1，总共面值40亿人民币的筹资，价值2亿美元，就是在当时的世界上，也绝对不是一笔小投资。银行团的成员对这笔投资十分看好，他们自己倾尽全部收入，银行团上上下下一共出资10亿人民币，全国范围内的富户，出资10亿人民币，国家出了15亿人民币，剩下的五亿人民币债券和股票，通过海外关系卖给了美国人。
山南省大开发于是拉开了帷幕，山南省省委书记是林梦楚，工程总指挥是鲍笑痴，第一期工程主攻钢铁。这看上可是相当冒险的选择，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印度现在已经一分为二，南方的印度独立政府有铁矿，没物资。而非洲殖民地现在想维持他们自己的生产体系，同样是有原材料，没物资。美国人正在专心于欧洲事务，根本也没有时间去关心非洲。而英国法国等殖民国家，现在更是自顾不暇。
山南省面对印度洋，正是大有可为的好时候。和当年的德国非常类似，银行团们把一部分股票和债券卖给了美国人，弄到了一笔美元。对非洲殖民地当局，银行团花钱收买上层，贸易模式则采取易货贸易的方式。对印度南方政府，就直接采用易货贸易。钢铁业可是一个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企业，银行团赌上了前程，对前来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开了三倍于内地的工资，设备也是买的国内最好的设备。到了1950年，投资大获成功，总利润超过了300％。
债券按期清偿，股票倒没有分红。美国投资者对此不是很满意，山南省的代表开了一个股东会议，表示会继续扩大规模。所以美国投资者要么拿人民币走人，要么用生产出来的产品充当股红。
在投资前，山南省制定的规则就是，如果企业没有足够美元，那就可以不用美元分红。美国股东们倒也真的有办法，他们和山南省又一起出资搞了一个机械设备公司，钢铁加工成机械设备，直接运去非洲和中东销售。反正美国正在那里扩大影响力，把这些设备卖给美国公司，美元很快就赚回来了。
到了这里，本来是皆大欢喜的局面。但是在1952年，债券清偿之后，购买者获利很高。但是也仅仅是一次清偿而已。股票购买者可就不太一样了。按照共和国金融市场的条例，股票每三年必须分一次红，结果股东们都大发横财。这三年来，股东们可以分得的红利高达100％，也就是说，投资进去的钱都已经收回了。以后每一次分红都是净赚。
银行团的高层倒不缺现金，他们重视的是手中终于拥有了大笔的股票，这意味着他们掌握了未来。
国家最为最大投资者，自然是获利丰厚，但是共和国是有财产公开制度的，这次出色的投资运作，让众政府干部出身的投资者获利极为丰厚。身家飞速上窜。更加重要的是，山南省的这次投资，还隐隐打造出了一个面向印度洋方向的小金融中心。印度洋周边各国资金和物资都可以在吉大港为中心的交易区较为自由的流动。而作为金融中心管理者的银行团，又额外的得到了很大一笔股权和期权。这在国内引发的动荡远超过这点钱的问题，国内很多人都知道山南省这里有投资的机会，很多人希望能够把钱投到这里，赚上一笔。
共和国这些年，人民手里有了点闲钱，但是这些闲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存银行的利息比购买国库券低，但是国库券的利息又比工业债券低，而山南省的股票收益，比工业债券又高出不少，投资山南省就成了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投资非常有效的拉动了山南省的经济，该地区伴随着经济发展，民间情绪也都很稳定。但是山南省的工资和报酬远比国内高的多，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党和银行团直接起了冲突。银行团认为自己的收益合理合法，没有任何问题。而且银行团对于二十多年的奉献已经到了忍耐的极限。大家普遍认为自己也该给自己赚点“按劳分配”的钱。
1953年底，在美国股东的催促下，又分了一次股红，这次的分红因为产业链的扩展，红利更高。山南集团增发了40亿人民币的股票和债券，在全国范围内很快销售一空。这件事直接引发了矛盾的再次爆发。
对于共和国这样的新崛起国家来说，没有钱，没有基础建设。资金必须向这个方向倾斜，而不是被装进个人的腰包。左派是这样考量的。从政治上，这个考量并不离谱。
而银行团们愤怒的是，国家没有理由用这样的借口来剥夺他们的合法收入。银行团的钱也不是大风吹来的。没有银行团的精妙运作，国家现在蒸蒸日上的景象根本就不可能出现。没错，他们的收入很高，他们拥有的未来是如此美妙。但是，如果说银行团赚到了一，国家最少赚到了十。银行团认为，中国的道路已经到了一个分水岭的时代，要么彻底采取完全国有资产的模式，要么彻底采取股份制模式。混合式的经济体制，已经到了行不通的时候。
马前卒为首的左派，对于管理共和国这样的庞然大物，是心虚的。现在的所谓共产主义理论，远没有那么扎实。苏联道路是绝对不能走，马前卒他们心知肚明。对于股份制体系如何建造，讨论而又讨论，现在也有一个大概的思路。
现有思路里面，共和国既然是资本运营的体制，所有的资本、财富，都要有一个定价体系。对于资本，其所有权应该是以股份制的模式来体现的。而谁占有股份，这就是核心矛盾。
除去极左派之外，包括主席在内的左派同志也认为，产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是很好的。但是，左派同志们在经营资本的能力方面比不了银行团。银行团为国家经济进步所付出的努力有目共睹。大家的不满更大的是对银行团为代表的经营方，收入过高的不满。
土星共同体当年曾经依靠过贫下中农，因为以前的社会对这些人十分不公正。对于左派来说，历史环境给这些占中国绝大多数人民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没有通过短短二十多年的革命扫荡一空。他们坚定地认为，现在的政策，决不是倾向于人民的。
银行团需要的是受过教育的知识份子，而这些人虽然是人民的一部分，但是，这些人却不能当作人民的代表。说实在的，单看出身，银行团的高层当中，70％和旧上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联系。中下层当中，出身平民的人员数量仅仅占有银行团中60％。这和中国的人口比例极不相称。
从历史渊源上看，中国土星共同体本身就来自上层自救的革命党。陕西众的出现，最大效果是让旧上层更大规模的加入了土星共同体。共和国的工业体制以空前的速度在推进。整个国家在1950年，就迈入了工业化体制。在制度方面，因为从1927年革命时代，陕西众就制定了工业化的基本方向，共和国现在的经济体制，已经达到了21世纪中国的水平。21世纪的问题，提前60年登场。或者说，工业化体制的本质矛盾，在工业化体制在全国确立的那一刻，就已经出现了。
主席的伟大在于，他深邃的历史观，让他能够用超越时代的眼光看到未来。陕西众则拥有对未来的全面了解。马前卒为代表的左派和主席的联盟，是因为他们同样看到了资本运营与社会主义的根本矛盾。而且对此保持同样的观点。
资本运营和社会主义的核心矛盾在于，资本运营直接导致了资本运营这件事情本身就涵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所有社会活动，都成了资本运营的一个环节。不客气的说，资本运营让一切都被定价，再也没有神圣，在资本这个“上帝”面前，一律平等。
社会主义追求的是人类的新秩序，“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自从工业制度在中国确定的时代开始，除非出现极端错误的政策，或者出现大自然的巨大变化，否则大规模的饥荒和经济匮乏就已经不可能在中国出现。那么共和国的未来命运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共和国的资本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这就是现在一定要确定的问题。
银行团也并不想和掌握着军队的党中央来一次你死我活的斗争。他们掌握的资源并不足以打倒党。而且银行团现在风光八面，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陕西众当中的左派虽然支持主席，但是也支持银行团的存在。所以在这次斗争当中，银行团提出了“高额遗产税”的办法。并且在银行团的官方喉舌，《财经日报》上刊登了对于遗产征收高额税收的观点。遗产税的征收按照遗产额度进行征收。超过50万人民币的遗产，征税比例高达60％。而超过100万的遗产，征税比例高达80％。至于超过500的遗产，征税比例高达90％。至于现在全国知名的几位拥有上千万财产的名人，他们的财产如果被征遗产税，就会高达95％。
这是银行团能够做出的让步。在这个提法在全国引发一片震惊的时候，银行团静静等待着左派的回应。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左派执掌的《人民日报》的回应。在文章当中，对现代资本所有权问题一概不提，而是再次对封建制度下的文化来了一次全面地抨击。与之相应的，政府机构的喉舌，《光明日报》则发表了范中出和毛雄辉的署名文章，《关于历代“国富民穷”的反思》，文章当中重点评论了宋和明是如何在民间并不穷困的情况下灭亡的。文章认为，基层百姓是拥护政府的，所以政府的财富要更加倾向于提高基层民众的生活与经济水平。政府的穷困，意味着非政府力量的崛起，而这就是亡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吵着吵着，时间就到了1955年春节，河南省委书记沈茂家也开始热闹起来。沈茂的夫人在计划生育开始之前又生了两个男孩，现在这两个男孩归属于沈茂家最大派系的领导人，以及最受家里长辈宠爱的是沈茂的长女沈容指挥。小丫头现在18岁了，下管弟弟，上管老爹。沈茂在陕西众当中算是年龄较大的，今年55岁。如果是中国传统家庭，他现在早就该抱孙子了。但是在陕西众当中，沈茂还算是不错的。除去李纵云这等两个老婆，八个孩子，四个孙子和外孙，纯粹属于妖孽级别的家伙。沈茂的孩子还算不小了。沈茂最小的儿子都有12岁，而一年前，沈茂还专程跑去北京，参加了鲍笑痴长子的满月酒。
茅笑痴可以说是一个很幸运又很不幸的同志，他附身的男子年纪在陕西众当中最小。1927年才17岁。结果茅笑痴在1936年娶了一个陕西众公认为所有夫人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