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英国人。”
“那更好。姓什么？”
“巴赫萨，”德伐日说，把它念成了法国音。但是他很仔细，想弄得很准确，所以又准确地拼出了每一个字母。
“巴萨，”太太说。“好，名字呢？”
“约翰。”
“约翰·巴萨，”太太低声念了念，再重复道。“好，他的长相，知道不？”
“年约四十，身高约五英尺九，黑色头发，微黑皮肤，大体可以算漂亮。深色眼珠，脸瘦长，灰黄。鹰钩鼻，但不直，略向左颊歪斜，因此表情阴险。”
“呃，不错，好一幅肖像画！”太太笑了笑说。“明天给他记下来。”
两人转入酒店。因为已是半夜，酒店早关了门。德伐日太太立即在柜台旁坐下，清点她离开之后收入的零钱，盘点存货，翻查帐本，自己又记上几笔帐，对跑堂的进行了一切可能的检查，然后打发他去睡觉。她这才又第二次倒出碗里的钱，用手绢包起来，打了一串疙瘩，以免夜里出危险。这时德伐日便衔着烟斗走来走去，满意地欣赏着，不去打扰她。他在这类业务和家务的活动中一辈子都只是走来走去而已。
夜很热，酒店密闭，环境又脏，所以有股臭味。德伐日先生的嗅觉并不灵敏，但是店里的葡萄酒味却比平时浓了许多，甜酒、白兰地和茴香的气味也浓。他放下抽完的烟斗，用鼻子吹了吹这种混合气味。
“你累坏了，”老板娘包着钱，打着结，抬头看了他一眼。“这儿只有平常的味儿。”
“我有点疲倦，”她的丈夫承认。
“你的情绪也有点低沉，”老板娘说。她那敏锐的眼睛极专注地看着帐目，可也不时瞄他一两眼。“啊，男人，男人！”
“可是我亲爱的！”德伐日开始说。
“可是我亲爱的！”老板娘坚定地点着头说，“可是我亲爱的！你今天晚上心肠太软！”
“是的，”德伐日说，他的话似乎是从心里痛苦地挤出来的，“时间的确太长了。”
“时间倒是很长，”他的妻子重复他的话，“可哪一件事的时间又能不长呢？报仇雪恨要花很长的时间，这是规律。”
“雷打死人就不需要多少时间，”德伐日说。
“可是你告诉我，”老板娘平静地问道，“让雷电聚积起来需要多少时间？”
德伐日抬起头沉思，仿佛觉得此话也有道理。
“地震毁灭一座城市，”老板娘说，“并不需要多少时间。可是你想想再告诉我，准备一次地震要多久？”
“我看要很长的时间，”德伐日说。
“可是一旦准备成热它就会爆发，把它面前的一切都化成粉末。同时，地震的准备虽然看不见听不见，却总在进行着。这对你就已经是安慰了，记住。”
她的眼睛里冒着火，手上抽紧了一个结，好像掐死了一个敌人。
“告诉你，”老板娘伸出右手强调说，“虽然它在路上的时间很长，它却已经上了路，走过来了。告诉你，它是不会退却，也不会停步的。告诉你，它永远在前进。看看周围的世界，考虑一下世界上我们所认得的每一个人吧，想一想雅克们随着每一小时而增加的愤怒和不满吧！它还长得了么？呸！你真可笑。”
“我勇敢的老婆，”德伐日微低着头，双手背在身后，像个站在教理问答老师面前的小学生似的回答道，“我对这一切都不怀疑。但是它迟迟不来已经太久，很有可能我们这一辈子都盼不到它了。你很明白这是可能的，我的老婆。”
“呃！那又怎么样？”老板娘问，又打了一个结，好像又绞死了一个敌人。”
“唔！”德戈日半是抱怨、半是道歉地耸了耸肩。“那我们就不会看到胜利了。”
“可我们总会促进它的倒来，”老板娘回答，伸出的那只手做了个有力的手势，“我们的努力是不会白费的。我的整个灵魂相信，我们必能看到胜利。即使看不到，即使我明知看不到，你若是给我一个贵族和暴君的脖子，我仍然可以把它一—”
老板娘咬牙切齿地抽紧了一个很可怕的结。
“别说了！”德伐日脸红了，叫了起来，仿佛有谁指责他胆小。“亲爱的，我也是什么都敢干的。”
“不错！但是你有时需要看到对象和机会才坚持得下去，这是你的弱点。别那样，你要坚持。时候一到便把猛虎和魔鬼都放出去，可是在猛虎和魔鬼还有链子拴着的时候，你就得等待时机——不露声色地作好准备。”
老板娘把那一串结子在小柜台上抽打着，仿佛要砸出它的脑浆来，用以强调她的结论。然后她平静地收起沉重的手巾包夹在腋下说，“是睡觉的时候了。”
第二天中午这个可敬的女人又在酒店里她平时的座位上勤勤恳恳也织毛线了。她的旁边放了一朵玫瑰花，虽然她有时要它一两眼，那却并不妨害她一向的遥遥自在的神态。店里有几个零星的客人，有的喝酒，有的没喝；有的站着，有的坐着。天很热，一群群的苍蝇作着探索性的冒险，爬到了老板娘身边带粘性的小酒杯里，落到杯底死去了。在杯外遨游的苍蝇们对伙伴们的死亡却无动于衷，只以最冷淡的态度望着它们，仿佛自己是大象之类跟它们毫不相干的东西，直到它们自己也遇到同样的命运为止。想一想苍蝇那种粗心大意倒也是很有趣的！—一那个炎热的夏天宫廷诸公之粗心大意也许正跟它们不相上下。
一个人影踅进门来，影子投在德伐日太太身上。她觉得是个新人，便放下毛线，往头巾上插上玫瑰，瞄了来人一眼。
有趣的是德伐日太太一拿起玫瑰，顾客们便停止了谈话，开始一个个往店外溜。
“日安，老板娘，”新来的人说。
“日安，先生。”
她大声回答，又打起毛线来，同时心里想道，“哈！日安，年纪四十左右，身高五英尺九左右，黑头发，面孔算得上漂亮，肤色偏黑，深色眼珠，脸瘦长灰质，鼻子鹰钩形，但不直，往左面颊作特别角度的倾斜，形成一种阴险的表情！日安，每一个特征都有！”
“劳驾给我一小杯陈年干邑酒，外加一口新鲜凉水，老板娘。”
老板娘很有礼貌地照办了。
“这干邑酒真好喝，老板娘！”
这酒是第一次受到这种称赞。对于它的评价德伐日太太知道得很多，心中有更准确的估计。不过她仍然说那是过奖了，然后又打起毛线来。客人望了一会儿她的指头，又趁机环顾了一下这地方。
“你打毛线的技术好极了，太太。”
“我习惯了。”
“花样也挺漂亮的。”，
“你觉得漂亮么？”老板娘微笑地看着他说。
“肯定。可以问问是作什么用的吗？”
“打着好玩的，”老板娘说，仍然微笑地看着他，同时灵巧地运动着手指。
“不作什么用？”
“那要看情况。说不定有一天我能给它派上用场的。如果那样的话——晤，”老板娘说，既卖弄风情，又严厉地吸了一口气，点了点头，“它就会有用了。”
说来奇怪，圣安托万的人似乎坚决反对德伐日太太头上插玫瑰。有两个人分头走进店来，想要酒喝，看见那不寻常的玫瑰花，便都犹豫了，都装作到那儿找朋友的样子溜掉了。连他们进店之前在店里的客人也都走得一个不剩了。密探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却什么迹象也没发现。人们都走开了。他们穷，行动都很偶然没有目的。这很自然，也无懈可击。
“约翰，”老板娘心想，手指头打着毛线，心里却在检查着手上的工作，眼睛望着生客。“只要你多呆一会儿，我便在你离开之前，把‘巴萨’织进去。”
“你有丈夫吗，老板娘？”
“有。”
“有孩子吗？”
“没有。”
“生意似乎不大好呀？”
“生意很不好，老百姓太穷了。”
“啊，不幸的、痛苦的人民！还受到这样的压迫——正如你所说的。”
“这可是你说的，”老板娘反驳，纠正了他的话，同时在他的名字上娴熟地添上一笔对他不会有什么好处的帐。
“对不起，那确实是我说的，可你自然会这么想的，毫无疑问。”
“我想？”老板娘提高了嗓门回答。“我跟我丈夫要维持这个店面，已经够忙的了，还想什么。我们在这儿想的只是怎样活下去。我们想的就是这个问题，这就够我们从早到晚想个没完了，我们才不去想别人的事自讨苦吃呢。要我想别人的事么？不，我不干。”
那密探是来搜罗点面包皮或者制造点什么的。他不愿在他那阴鸷的脸上露出狼狈的样子，只把胳膊肘靠在老板娘的小柜台上，装作一副献献殷勤闲聊闲聊的神态，偶尔啜一口干邑酒。
“加斯帕德的死，老板娘，真不成话。啊，可怜的加斯帕德！”他说时发出一声深长的叹息，表示同情。
“啊呀！”老板娘轻松冷淡地说，“拿了刀子干这种事总是要受罚的。他早就该知道玩这种奢侈品是什么价钱，不过是欠债还钱罢
“我相信，”密探说，放低了声音。为了取得对方的信任，他那张邪恶的脸上每一块肌肉都表现出受到伤害的革命的敏感：“说句知心话，我相信这一带的人对这个可怜人有着强烈的同情和愤怒，是么？”
“是么？”老板娘一副莫名其妙的表情说。
“没有么？”
“——我当家的来了：”德伐日太太说。
酒店老板进了门，密探碰了碰帽檐行了个礼，带着讨好的微笑说，“日安，雅克！”德伐日停了步，瞪大眼望着他。
“日安，雅克！”密探重复。在对方的注视下显得不太自信，笑得也不太自然。
“你认错人了，先生，”酒店老板回答。“把我看作别人了。我不叫雅克。我叫欧内斯特·德伐日。”
“叫什么都一样，”密探笑眯眯地说，但也诱着狼狈，“日安！”
“日安！”德伐日干巴巴地回答。
“你进来的时候，我有幸在跟老板娘闲聊，正说起别人告诉我的事：圣安托万人对于可怜的加斯帕德的不幸命运表现了强烈的同情和愤怒呢。”
“没听见谁说过这祥的话，”德伐日摇摇头说，“我不知道。”
说完这话，他走到小柜台后面，一只乎放在他妻子的椅背上，隔着这道障碍望着他们共同面对的人。若是能一枪崩了他，两人是会感到痛快的。
那密探很习惯于他的职业生活，并没有改变他那不自觉的姿态，只喝干了他那一小杯干邑酒，啜了一口清水，又叫了一杯干邑。德伐日太太给他斟了酒，又开始打起毛线来，嘴里哼着小曲儿。
“你对这一带好像很熟呢。就是说，比我还熟，是么？”德伐日说。
“不不，不过想多知道一点。我对苦难的居民有深刻的关心，”
“啊！”德伐日含糊地说。
“能有幸跟你谈话，德伐日先生，令我想起——”密探接下去，“我有幸能把你的姓作一个有趣的联想。”
“真的！”德伐日淡漠地说。
“不错，真的。我知道曼内特医生放出来时是由你照顾的。你是他家的老仆人，所以把他交给了你。你看，我还算了解情况吧？”
“有那么回事，肯定，”德伐日说。他的妻子在打毛线和唱歌时仿佛偶然地碰了碰他的手肘，他明白那是暗示他最好还是回答，但要简短。
“他的女儿来后，”密探说，“找的也是你。她是从你手里把她父亲接走的，同来的还有一个一身褐色衣服、穿戴很整齐的先生。那人叫什么来着？——戴个小假发——叫罗瑞——是台尔森银行的人——把他接到英格兰去了。”
“是事实，”德伐日重复。
“多么有趣的回忆！”密探说。“我在英国跟曼内特医生和他的女儿都认识。”
“是么？”，
“你现在不大得到他们的消息了么？”密探说。
“没有消息，”德伐日说。
“实际上，”老板娘放下了活计，也不再哼曲子，抬起头插嘴道，“我们没有得到他俩的消息。我们接到他们平安到达的消息之后只收到过一两封信，从那以后他们的生活逐渐走上了正轨——我们也只顾着自己的生活—一就没有再通信了。”
“完全如此，老板娘，”密探说。“那小姐快要结婚了。”
“快要结婚了？”老板娘回答。“她挺漂亮的，早该结婚了。你们英国人太冷淡了，我好像觉得。”
“啊！你要知道我就是英国人呢！”
“我早听出了你的口音，”老板娘回答，“我估计口音既然是英国的，人也就是英国人了。”
他没有把这番鉴定看作是赞美之辞，只好努力招架，哈哈一笑应付过去。他喝完了干邑酒，又说：
“真的，曼内特小姐要结婚了。但对象不是英国人，而是跟她一样出生在法国的法国人。说到加斯帕德（啊，可怜的加斯帕德！太残酷！太残酷！），有一件事倒很奇怪。小姐要嫁的是侯爵大人的侄子，而加斯帕德正是因为侯爵才被高高吊起来的。换句话说，那人正是现在的侯爵。但是他在英国是隐姓埋名的，在那儿并不是侯爵。他叫查尔斯·达尔内先生。他母亲姓达尔内。”
德伐日太太平静地织着毛线，但这消息对她的丈夫却产生了明显的效果。他在小柜台后面打火点烟斗，可无论做什么那手总有点不听使唤，心里也很乱。那密探若是连这一点也看不出或是没记录在心里，他就算不上是密探了。
巴萨先生这一枪至少已经刺了个正着，虽然它有什么价值还不清楚。此时又再无客人进来给他再显身手的机会，他便付了酒钱，走掉了。临行前他又利用机会温文尔雅地表示希望有机会跟德伐日夫妇再会。他离开酒店之后好一会儿这对夫妇仍然保持着原样没动，怕他又会回来。
“他关于曼内特小姐的消息，”德伐日低声说，他站着，吸着烟，一只手还在她椅背上，“能是真的么？”
“他那话很可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