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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中出现了一个奇异的场面：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解释着如何玩宾戈，成了包括偏执狂希特勒在内的纳粹帝国王朝的中心。
多亏了达德雷·普林斯，我们现在才会有《掩体里的宾戈游艺会》以及其他四篇特劳特在时震之前扔在文学艺术院门前的小说。在头一遍，也就是那个十年尚不是复制品的时候，普林斯一直相信那个捡破烂的女人把垃圾篓当做信箱，知道他会透过钢板大门的猫眼观看她那疯子的舞蹈。
这一点莫妮卡·佩帕根本不信。
每当普林斯拿到一篇小说，他就苦思冥想，希望发现密藏在其中的天旨神谕。不管是不是重播，下班以后，他是个孤独的非洲裔美国人。
《时震》作者：＇美＇ 库尔特·冯内古特
第二十章
二○○一年夏天在离宫，达德雷·普林斯将一卷故事稿子交到了特劳特的手中。特劳特本以为，卫生部早已将他的手稿或者焚烧，或者掩埋，或者倾倒到了远离岸边的海中，除了他本人以外，不再会有人阅读。根据他自己对我说的话，当时他裸体盘膝坐在欧内斯特·海明威套间的大床上，满心不悦地翻阅着那一捆邋遢的稿纸。那天天气炎热，他刚从“极可意”浴缸①中出来。
但那时他的目光停落在小说的一个场景上：两个小反犹太分子正在教穿着戏装般军服的纳粹高级将领如何玩宾戈。特劳特从来都认为，作为作家自己一文不值，但此时他对自己写下的精彩片断惊叹不已。他称赞这段描写是《圣经》中《以赛亚书》的回响：“狼将和羔羊同居一穴，豹和幼羚并卧歇息。幼狮和仔畜相处为伴。一个小孩带领它们。”
“仔畜”指的是育肥待宰的幼畜。
“我读了那一段，”特劳特对我和莫妮卡说，“然后我问自己，‘这东西我是怎么弄出来的？’”
我不是第一次听到一个人在干成了一件出色的工作后提出这样的讨人喜欢的问题。早在时震发生很久以前，我在科德角的巴恩斯特布尔村有一幢老式的大房子，在那里我和我的第一个妻子简·玛丽·冯内古特——她的娘家姓是考克斯——一起养育着四个男孩和两个女孩。我从事写作的耳房已摇摇欲塌。
我把耳房全部推倒拆走，雇用与我同龄的朋友泰德·阿德勒按照老耳房的模样再重造一间。泰德是个技术不错的打杂工。他一个人建起了墙基。搅拌水泥车来浇水泥时也是由他监工。他亲自把水泥板安放在墙基上面。他造了整个耳房的构架后，铺上屋顶盖板，钉上披迭板，盖上木瓦，排设电线。他安上门窗，又在内壁将石膏灰胶纸夹板固定好。
固定石膏灰胶纸夹板是最后一道工序。室内外的油漆由我自己来刷。我告诉泰德我至少想参与一点，不然他连涂漆的事也一起做掉了。他完成了所有工作，把我不想要来做引火柴的余料碎片扔刊垃圾堆里后，叫我同他一起站在外面，从三十码之外欣赏我的新耳房。
接着他问了这个问题：“这东西我是怎么弄出来的？”
直到一九九六年的夏天，这句问话一直是我最爱引用的三句话之一。三句话中的两句都是提问，而不是任何类型的善意规劝。第二句是耶稣基督的话：“他们视我为何人？”
第三句来自我那个当小儿科医生、爱水彩画、吹萨克斯管的儿子马克。我在另一本书中已经引过这句话：“不管是什么，我们都要互相配合，一起克服。”
有人会提出异议：“亲爱的冯内古特医生，我们不可能全去当小儿科医生。”
《掩体里的宾戈游艺会》中，纳粹分子在玩牌，由那个也许是历史上效率最高的宣传部长高声喊出玩牌人配出的胜方和负方。这些深藏在地下的战争罪犯，在纸牌游戏中得到了解脱，就好像那些温顺的老女佣至今一直能在教堂聚会中缓解痛苦一样。
好几个战犯都佩戴着铁十字勋章，这种勋章德国只授予在战场上表现出极度勇敢精神的人。这样的勇士足以归入精神变态者之列。希特勒佩着一枚。是他在西方文明第一次未遂自杀企图中当下士时得来的。
在第二次笨拙的自杀行为中，我是个陆军一等兵。像欧内斯特·海明威一样，我从来没向任何人开过枪。也许希特勒也从来没玩过这个大把戏。他不是因为杀了很多人而获得国家的最高表彰。他是作为一名异常勇敢的通讯兵而获得勋章的。在战场上，并不是每个人只管杀人，不管其他。我本人是个情报侦察兵，到我方尚未占领的区域，侦探敌情。如果遇到敌人，我不是去同他们作战，而是要潜藏隐蔽起来，保存自己，以便向上级汇报敌人在何方，据我所观察他们在干些什么。
那是寒冬腊月，而我本人也被授予了等级倒数第二的勋章，因长了冻疮而得紫心奖章。
战争结束后我回到了家中。我的叔叔丹朝我背上猛击一掌，大声吼道：“你现在是个男子汉了！”
我差点儿平生第一次打死了德国人。
让我们回到特劳特那篇以真人真事为素材写的虚构小说：就好像真有上帝的安排，元首突然间大呼一声：“宾戈，成了！”阿道夫·希特勒赢了！他说，真是难以置信。当然，他讲的是德语。“我无法相信。我从来没有玩过这种牌，但是我赢了，我赢了！这不是奇迹是什么？”他是个罗马天主教徒。
他从桌边的椅子上站起来，两眼仍然望着面前的那一手赢牌，按特劳特的说法就是，“就好像那是都灵裹尸布的碎片”①。那个混蛋问道：“这难道不说明事情并非我们想像的那样糟糕吗？”
爱娃·布劳恩吞下了氰化物药丸，搅了别人的兴致。这药丸是戈培尔夫人送给她的新婚礼物。戈培尔夫人除了家用以外，还有多余。特劳特是如此描写爱娃·布劳恩的：“她惟一的罪行是答应让一个恶魔在她的产道里射精。这种事情发生在最好的女人身上。”
共产党的一枚二百四十毫米榴弹炮炮弹在掩体的上方爆炸。房顶上的墙粉碎屑受震动后雨点般地落下，洒在掩体中被震得耳朵发聋的人的头上。希特勒本人说了一句笑话，证明他仍不失幽默感。“下雪了。”他说。这也是以带诗意的方式在说，时间到了，该自杀了，除非他愿意在一个怪人旅行演出队当一名锁在铁笼里的超级明星，与长胡子的女人和做低级滑稽表演的小丑一起展出。
他把手枪对准了脑袋。每个人都说：“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①他说开枪自杀是一个不失尊严的举动，并说服了每个人。他最后的告别词应该是什么？他说，“说‘我一生无悔’好不好？”
戈培尔回答说，这句话本来应该非常合适，但是巴黎卡芭莱歌舞表演女明星伊迪丝·比亚夫用法语把这句话唱了几十年，已经烂熟于世。“她的绰号——”戈培尔说，“叫‘小麻雀’。你不想让人记住你是小麻雀吧——除非我猜测有误。”
希特勒仍然未失幽默感。他说：“喊一声‘宾戈’好不好？”
但他已十分疲倦。他把抢再次对准自己的脑袋。他说：“反正我本来就没让人把我生出来。”
手枪发出“砰”的一声。
《时震》作者：＇美＇ 库尔特·冯内古特
第二十一章
我是美国人文主义者协会名誉主席，该协会总部设在纽约的安赫斯特，我从未去过。我是接替已故的作家、生化学家艾萨克·阿西莫夫博士①担任这个没有实际功能的职务的。我们有一个组织，有些无聊的事务，目的是为了让人知道我们人数众多。我们希望作为人文主义者活着，但不必多谈多想，就如我们在呼吸，但不必去谈它想它一样。
人文主义者要求自己体面、正直地做人，但并不考虑来世的报答或惩罚。对于我们，宇宙的创造者仍然是不可知的。我们尽自己的努力为我们所能理解的最高抽象概念服务，这个抽象概念就是我们的社团。
我们是宗教组织成员的敌人吗？不是。我最要好的战时伙伴伯纳德·V，奥黑尔原来信仰罗马天主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失去了信仰。我可不喜欢那样。我认为那样损失太大。他现在已经去世。
我从来没有过这类的信仰，因为我是由一些有趣而又品行规矩的人抚育长大的，但是这些人又像托马斯·杰斐逊和本杰明·富兰克林那样，对传教士说的话持有疑心。但我知道，伯尼①失去了某种重要而高尚的东西。
我还是不喜欢那样。我不喜欢那样是因为我太喜欢他了。
几年以前，在人文主义者协会召开的阿西莫夫博士纪念会上，我发了言。我说：“艾萨克现在已经升天了。”这是我所能讲的最滑稽的事，因为听众全是人文主义者。我使得他们捧腹大笑。会堂的情景就像特劳特小说《不开玩笑》中太平洋海底裂开口子将第三颗原子弹、“乔伊的骄傲”和其他一切吞没之前的军事法庭场面一样。
等我自己死了以后——但愿此事永不发生——我希望哪个爱逗笑的人也会说：“他现在已经升天了。”
我喜欢睡觉。我在另一本书中发表了一首为老曲子填写的新挽歌，其中写道：“过了这一世，喜欢睡觉对谁也不是坏事。”
我认为在天上不再需要刑讯室和宾戈游戏。
昨天，一九九六年七月三日星期三，我收到了一封写得很好的信。写信者本来就没让人把他生下来，但生下后一直是我们完美无比的教养机构的俘虏，先是青少年罪犯，接着又是关押多年的成年犯人。他马上要被释放到一个举目无亲的世界中。在相隔了远远超过十年之后，自由意志又将闯入。他该怎么办？我，美国人文主义者协会的名誉主席，今天给他写了回信：“加入教会。”我这么写是因为像他这样的成年流浪儿最最需要的，是一个家庭一样的环境。
对于这样一个人，我不能推荐人文主义。对这个星球上的大多数公民，我不会提供这样的推荐。
患梅毒的德国哲学家弗雷德里克·威廉·尼采说，只有具有坚实信仰的人，才能得到怀疑宗教的奢侈。人文主义者大多受过良好教育，像我一样属于生活舒适安逸的中产阶级。可以在世俗的知识和希望中得到足够的乐趣，而大多数人则不然。
法国作家伏尔泰是小说《天真汉》的作者，因此也是人文主义者中的亚伯拉罕①。他在那些受教育不多、头脑简单而又受了惊吓的雇员面前掩饰了自己对罗马天主教统治集团的蔑视，因为他知道他们的宗教是非常有效的稳定剂。
在二○○一年夏天我带着恐慌不安的心情对特劳特讲述了我向那个即将被开除出狱的人提供的建议。他问我后来是否有那个人的消息，这五年时间里，或者把重播也算进去，这十年时间里，此人情况如何。我没有他的消息。
他问，就算是为了好玩，我自己是否加入过教会，体验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有过这样的体验。我说我同宗教走得最近的一次，是在我同将要成为我第二个妻子的吉尔·克莱门茨结婚之前。她和我都觉得到一个街角小教堂举行婚礼仪式很有意思，也十分时髦。我们要去的是曼哈顿第五大道边上的第二十九大街上的一个迪斯尼式的圣公会礼拜堂。
“他们了解到我是个离过婚的人时，”我说，“他们搞出了五花八门的忏悔仪式让我参加，直到我灵魂干净了才能在那里结婚。”
“你说到点子上了，”特劳特说。“你要是个监狱里出来的人，想想看你要钻过多少鸡屎堆。如果那个给你写信的狗崽子真的被一家教会收纳了，那么他很容易再一次进监狱。”
“因为什么？”我说，“因为抢教堂的施舍箱？”
“不，”特劳特说，“因为为了讨好耶稣基督去开枪打死到人工流产医院上班的医生。”
《时震》作者：＇美＇ 库尔特·冯内古特
第二十二章
我记不得二○○—年二月十三日下午时震发生时我正在做些什么。反正肯定没在做什么大事。我绝对肯定的是没在写另一本书。我当时七十八岁，天哪！我的女儿莉莉十八岁了。
但是老基尔戈·特劳特仍然笔耕不辍。在住宿营里，大家都还以为他的名字叫文森特·凡·高。他坐在住宿营自己的帆布床上，刚刚又开始一篇关于一个名叫阿尔伯特·哈代的伦敦工人的小说。阿尔伯特·哈代的名字也是小说名，他出生于一八九六年，生下来头长在两条腿中间，而生殖器却突显于脖子上方，看上去像“西葫芦”。
阿尔伯特的父母教他用手走路，用脚吃饭。这样他们就可以把他的隐私部位藏进裤子里。他那部分不像特劳特父亲“叮儿——铃”寓言中那个逃犯的那样硕大无比。但这与故事无关。
莫妮卡·佩帕在隔壁的办公桌前，相隔只有一步之遥。
但他们仍然没有见面。她、达德雷·普林斯和她的丈夫仍然确信，往门前垃圾篓里扔稿子的人是个老太太，因此她不可能就住在隔壁。他们至多只能猜测她来自某个专为落泊老人开设的男女兼收的住宿营，如在修道院大道上的那所，或在圣约翰大教堂附近教区会所内的戒瘾中心。
莫妮卡自己的房子——当然也是佐尔顿的——是在海龟湾的一所公寓房，离文学艺术院七英里，街区十分安全，离联合国总部近得很舒适。她上下班坐专门司机驾驶的经过改装的高级轿车，可以让佐尔顿的轮椅上下方便。文学艺术院非常富有。钱从来不是个问题。由于过去老派艺术爱好者的慷慨捐赠，它比联合国几个成员国要富裕，其中肯定包括马里、斯威士兰和卢森堡。
那天下午佐尔顿坐在轿车上，正在去接莫尼卡的路上。
时震发生的时候，她正在等佐尔顿的到来。而他已到了门口。正在按文学艺术院的门铃，一下子被弹回到了一九九一年二月十七日。他将年轻十岁。而且又肢体健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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