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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武昌起义胜利后，各省纷纷独立，建立一个统一的共和国政府的问题，已提到了议事日程。围绕着中央政府的建立，各种政治势力相互斗争，重新组合，形成了湖北、江浙等地方政治集团。
宣统三年九月十九日（1911 年11 月9 日），以黎元洪为首的湖北集团电邀各省代表到武汉商议组织中央政府。二十一日（11 月11 日），以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上海都督陈其美为首的江浙集团也发出通电，要求各省代表到上海开会。九月二十五日（11 月15 日），已光复的各省代表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定名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后在湖北集团的要求下，上海方面同意将代表联合会移往武汉。
十月十日（11 月30 日），各省代表在汉口租界举行会议。当时，袁世凯已向南方发出了停战议和的试探，革命阵营内部也出现了妥协倾向。十月十二日（12 月2 日），会议通过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决定临时大总统一席虚位以待袁世凯反正归来。当天，江浙联军攻占南京。会议也移至南京继续举行。
十月二十五日（12 月15 日），正在南京举行会议的各省代表获悉袁世凯“赞成”共和的消息，决定暂缓选举临时总统，虚位待袁，先推举大元帅、副元帅。但又在人选问题上争执不下，临时政府陷于难产。
正在这时，孙中山于十一月初六日（12 月25 日）从海外回到上海。各省革命党人大都主张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立宪派和旧官僚也认为在袁世凯“反正”之前，只有孙中山堪称总统的最佳人选。十一月初十日（12 月29 日），各省代表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 年1 月1 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改用阳历，当年称中华民国元年。接着，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并在南京成立了临时参议院，作为立法机关。南京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所在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权建立起来了。
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产物，这个政府中虽然有立宪派和旧官僚参加，但资产阶级革命派居于领导地位。临时政府的行政首脑，由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副总统黎元洪和九名国务员（各部总长）组成。其中，陆军总长黄兴、外交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是同盟会员，实业总长张謇、交通总长汤寿潜为立宪派首领，内务总长程德全、司法总长伍廷芳为旧官僚，海军总长黄钟英是起义的舰长，财政总长陈锦涛是曾在清廷任职的所谓“理财专家”。按照同盟会设计的“部长取名，次长取实”的方案，由孙中山直接任命的各部次长、局长和总统府秘书长等，除海军次长外，都是同盟会的骨干。程德全、汤寿潜、张謇等没有到南京就职，各部多由次长代理。所以，革命派掌握了政府的实权。在临时参议院中，40 余位参议员中，有同盟会员30 人，立宪派不足10 人。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在短短的3 个月内，颁布了许多有关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法令。根据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原则，宣布人民享有选举、参政等政治权利，以及居住、信仰、集会、结社、出版、言论等自由；废除刑讯；保护华侨，禁止贩卖华工；严禁买卖人口，废除奴婢；禁止种植和吸食鸦片；奖励兴办工商业和华侨在国内投资，等等。在文化教育方面，提倡以“自由平等博爱为纲”的“公民道德”；否定忠君尊孔的封建教育，废止中小学读经；禁用清廷学部颁行的各种教科书。这些措施都有利于民主政治和发展资本主义。但它没有触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无法解决人民切身的基本要求，特别是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所以，南京临时政府的群众基础是很薄弱的。
第三节袁世凯的窃权和辛亥革命的失败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革命的迅猛发展非常恐惧和仇视。武昌起义之后，它们大力支持清廷，破坏革命。在几天之内，英、美、日、德、法等国的十几艘军舰聚集在武汉江面，日夜升火待命，随时准备进行武装干涉。由于形势发展很快，帝国主义者被迫伪装“中立”，实际却暗中支持清廷。它们不仅继续把关税送到北京，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还贷给清廷白银300 多万两，企图借此维持清廷的腐朽统治。俄国也竭力破坏中国革命，妄图乘机分裂中国。它指使一小撮蒙古王公宣布外蒙“独立”，并出兵强占黑龙江省呼伦道（今海拉尔）、满洲里等地。
但是，由于革命风暴已席卷全国，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对于直接出兵干涉的后果也是心存顾忌。于是列强转而催促清廷起用被罢黜的袁世凯，希望他能够把革命镇压下去。
受形势所迫和帝国主义的压力，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三日（1911 年10 月14 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要他率领北洋军去镇压革命。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对此并不满足，他以“足疾未痊”为由，拒不出山。九月初六日（10 月27 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湖北水陆各军。九月十一日（11 月1 日），皇族内阁辞职，清廷被迫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在掌握了清廷的军政大权之后，袁世凯立即派兵攻打武汉革命军，夺取了汉口。
帝国主义国家在扶植袁世凯的同时，还对南方施加压力，迫使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停战议和。革命政权内部的立宪派、旧官僚和一部分革命党人也同意进行谈判，并表示愿意拥护袁世凯。十一月，南北双方开始和谈。和谈期间，英、美、俄、日、法、德六国领事向南北双方的代表提出了照会，要他们“尽速成立和解”，以迫使革命派交出政权。帝国主义还在政治上拒绝承认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政权，并在经济上切断了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源，使之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
革命党人在内外反动力量的压迫下妥协了，同意在清帝退位和袁世凯赞同共和的条件下，把政权让给袁世凯。于是，袁世凯转而向清廷施加压力，由北洋将领发通电逼清廷同意共和。1912 年2 月12 日，清帝溥仪退位，结束了统治中国2000 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次日，袁世凯声明“赞成”共和，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并由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为了能够对袁世凯有所约束以确保革命成果，孙中山在辞职时提出了定都南京、新总统到南京就职和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三项条件。孙中山还派蔡元培等为专使，北上迎袁南下。袁世凯指使部下在北京发动“兵变”，以此为借口拒绝南下。列强也从各地调兵进京，故意制造紧张局势。孙中山被迫让步，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3 月10 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建立起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反动政权。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夺，从此开始了北洋军阀对中国的统治。
在袁世凯就职的第二天，孙中山在南京公布了临时参议院匆忙赶制出来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制度、政府组织机构和人民所应享有的各项民主权利。如“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人民一律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有请愿、选举和被选举等项权利。它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性质，带有革命性、民主性。但是，在失去政权的情况下，指望以一纸《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来约束袁世凯的野心，只能是一种幻想。袁世凯一方面表示拥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另一方面又说以后要进行修改，从而为其日后废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留下了伏笔。
4 月1 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次日，临时参议院决议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南京临时政府夭折。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历史上只是昙花一现，就被中外反动势力所绞杀了。这次革命推翻了最后一个封建皇朝，但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继续统治着中国，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还远远没有完成。
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仍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它结束了延续了2000 余年的君主专制，建立了共和国。它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一次大解放，使民主观念深入人心。正如林伯渠在1956 年纪念孙中山诞辰9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自辛亥革命以后，“就是民主主义成了正统。过去专制主义是正统，神圣不可侵犯，侵犯了就要杀头。现在民主主义成了正统，同样取得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侵犯了这个神圣固然未必就要杀头，但为人民所抛弃是没有疑问的。”①不仅如此，辛亥革命还解放了清朝专制统治禁锢下的生产力，为民国初年资本主义经济进入较大规模发展的“黄金时代”开辟了道路。
① 《人民日报》1956 年11 月12 日。
第四节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思想文化辛亥革命时期的学术文化，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潮为主要思潮。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努力向西方寻找救国的真理，把卢梭的《民约论》当作福音，把法国革命和美国独立视为楷模。他们广泛地介绍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理论、历史、哲学等，以此为武器，批评封建主义和改良主义，举起“民主共和”的旗帜，走“流血革命”的道路。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学说，成为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理论纲领。
在辛亥革命时期，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得到广泛的流传。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国内翻译的西学书籍大多是自然科学方面的。维新运动期间，对西方社会科学的译介虽有所增加，但数量仍然有限。西方社会政治学说译介的大量增多，是在辛亥革命时期。当时从事译书工作的，既有革命党，也有改良派和其他人士。欧美主要哲学流派和代表人物，从古代到近代，都被介绍到了中国，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培根、斯宾诺莎、霍布斯、达尔文、卢梭、孟德斯鸠、边沁、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以及詹姆士的实验主义。政治思潮除民主主义外，“五四”前后在各种思潮中曾占有优势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也是在此时被介绍到中国。对中国产生了伟大影响并成为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潮，也是在此时就介绍进来。其中以《民报》的贡献为大，朱执信的表现为突出。他在文章中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是“最进步的社会”，并介绍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及阶级斗争学说。
这一时期，对于外国历史有不少的翻译介绍，主要是介绍英、法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史，美国、意大利、希腊等国的独立史，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梁启超等人用进化论的观点，对中国传统的史学思想和历史著作进行了批评，指出他们不过是帝王将相传记的汇集，不能说明社会进化的趋势和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他提出建立资产阶级“新史学”的主张，要求历史学应该“叙述人群进化的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①。章太炎在同时期也提出了类似的见解。用这种观点来编写中国历史的第一部著作，是光绪三十年（1904）出版的夏曾佑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为《中国古代史》。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教育也很重视。他们指出：“社会教育之不兴，我祖国其将不国矣。”②基于这种认识，他们大力提倡“兴学堂，普及教育”，并利用学校进行革命活动，“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当时，全国很多学校都受到革命党人的影响，有的就直接掌握在革命党人的手中。如蔡元培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上海创设的爱国学社，秋瑾主持的浙江绍兴大通学堂等。这些活动不仅培养了大批革命人才，而且传播了科学文明，冲击了守旧陋习，促进了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为了统治需要，在这时期将各省省城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地普遍设立中、小学堂。并任命了管学大臣，主管京师大学堂和全国一切学堂事务。光绪三十一年（1905）又成立了学部。但这只是形式上的改变，在教育内容上还是以“修身读经为本”，把诵习儒家经典和遵循封建道德摆在了首位。次年，清廷明令宣布以“忠君”、“尊孔”为教育宗旨，① 《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3—4页。
② 云窝：《教育通论》，《江苏》第3 期。
这就明显暴露了它兴办学校的目的。
为了侵略中国的需要，西方的传教士在中国各地建立了教会，并创办了大批学校。到戊戌变法失败时，仅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四省天主教会举办的中、初级学校已有500 多所。光绪二十四年（1898），美国在中国的教会学校，已达1100 多所。它们还在中国设立高等学校，到辛亥革命时期，已有北京汇文大学、武昌文华大学、济南齐鲁大学和上海圣约翰大学等。
在文学艺术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