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开平煤矿工人反对外国工程师欺压工人，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压迫斗争，迫使外籍技师一度离矿。这个时期，工人的罢工斗争主要还只是经济斗争，说明中国无产阶级还处在早期阶段。
在中国无产阶级出现之后，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也产生了中国资产阶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主要是由那些投资于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及商办企业的一般商人、买办、地主和官员转化而来，有一些则是由采用机器生产的手工工场主转变而来。例如，创办南海继昌隆缫丝厂的陈启沅，是在南洋经商多年的华侨商人；在上海创办公和永缫丝厂的黄佐卿，是经营丝①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 辑下册，第1202 页。
业多年的商人；创办上海裕源纱厂的朱鸿度，是安徽巨商、浙江牙厘局总办；在天津创办贻来牟机器磨坊的朱其昂，官至道员，曾代理津海道，死后诏赠光禄寺卿；创办天津自来火公司的杨宗濂是曾任直隶通永道的淮系官员，吴懋鼎是汇丰银行的买办；在上海创办源昌机器五金厂、源昌碾米厂、源昌缫丝厂的祝大椿，是怡和洋行的买办；创办上海发昌机器厂的方举赞，则是打铁作坊主。他们当中不少人在官府机构中取得一定的官职头衔，或在农村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具有亦商亦官或亦商亦绅的多重身份。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本国封建势力、外国资本主义之间，既有无法避免的矛盾，又有着切不断的联系。因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具有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本国封建压迫的要求，希望中国能够独立富强，为民族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提供条件；另一方面又具有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妥协性，是一个带有两重性的阶级。
第三节思想文化的变化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原来地主阶级改革派要求变法和学习西方以抵御侵略的思想，在同治、光绪年间，发展成为维新思潮。它的早期代表人物，主要有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王韬（1828—1897），号紫铨，江苏长洲（今吴县）人，主要著作有《彛拔穆纪獗唷贰ＱΩ３桑�1838—1894），字淑耘，江苏无锡人，他的著作经后人编为《庸盦全集》。马建忠（1844—1900），字眉叔，江苏丹徒人，著有《适可斋记言》等书。郑观应（1842—1922），号陶斋，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著有《盛世危言》等书。
郑观应等人的思想，主要是：（1）反对外国侵略，维护国家主权。早期维新思想家对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忧心忡忡，担心这是心腹之患，将来要弄到“国几不国”的地步。他们谴责外国侵略者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指出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等条款，损害了中国主权，给中国造成无穷的后患。（2）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反对清廷限制工商业的政策。他们批评洋务派所办的官督商办企业是“官有权，商无权”，“官督商办势如虎”，主张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将厘金合并于关税，保护关税，以便于跟外国资本主义竞争。郑观应打破了“重农抑商”的传统封建思想，提出“商战”的口号。他认为，“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并强调发展本国的机器工业，把“商战”建立在发展工业的基础上，把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作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出路。“商战”论具有反侵略的爱国的积极意义。（3）提出政治改革的主张。王韬、郑观应等人介绍西方国家“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三种政治制度，认为“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①，主张在中国推行“君民共主”制，仿效西方国家设立议会。郑观应说：中国如实行“君民共主”、议会制，就能够达到“天下有公是非，亦即有公赏罚，而四海之大，万民之众，同甘共苦，先忧后乐，若理一人，上下一心，君民一体，尚何敌国外患之敢相陵侮哉？”②虽然他们对议会、民主等还不能从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本来意义上去理解，但是在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和初步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方面，摆脱了洋务派思想的窠臼， 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具有进步性。
早期维新思想家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也没有形成政治运动。这是资产阶级力量还处在微弱时期的表现。他们虽然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但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又都不能摆脱与洋务派的联系。
鸦片战争以后，较早提出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的是冯桂芬。他在咸丰十一年（1861）写成的《校邠庐抗议》中，认为“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而“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因而主张“采西学”。同治年间有了洋务派举办的企业和民族资本企业以后，中国科学家李善兰等才对西方近代科学作了系统的接受和传播。西方近代科学是以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开始而大踏步前进的。后来，由笛卡儿（RenéDescartes）制定了解析几何，耐布尔（John Napier）制定了对数，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Leibniz）和牛顿制定了微积分。在刚体力学方面，牛顿在刻卜勒（Johannes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下》，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316、313—314 页。Kepler）所发现的行星运动规律的基础上，从物质普遍运动规律的观点进行了概括，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对于近代科学中这些最基本的伟大成就，李善兰通过翻译和论述的形式几乎是全面地介绍到中国来。李善兰和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等人合作，先后译书7 种，如接续翻译明末徐光启等未译完的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后9 卷，英国物理学家胡威立（W。Whowell）的《重学》，英国天文学家赫歇尔（F。W。Her－schel）的名著《天文学纲要》，取名《谈天》等。李善兰（1810—1882），字壬叔，浙江海宁人，对数学造诣颇深，著有《则古昔斋算学十四种》。所著《方圆阐幽》，已独立地达到了微积分的初步概念。他与人合译的《代数学》、《代微积拾级》，分别是关于符号代数学、解析几何和微积分的第一个译本，所创译的“代数”、“微分”、“积分”数学名词，至今沿用。李善兰坚持按照自然界的本来面貌来认识自然界，反对以自己的主观臆想强加于自然界。这种严格的科学态度，闪耀着唯物主义的光辉。他的译介西方近代科学著作，具有鲜明的爱国思想，他在《重学》的序言中说：“今欧罗巴各国日益强盛，为中国边患。推其原故，制器精也。推原制器之精，算学明也。。。异日人人习算，制器日精，以威海外各国。”
跟李善兰同时的科学家有华蘅芳、徐寿等。华蘅芳（1833—1902），字若汀，江苏金匮（今属无锡市）人，数学家。著有《行素轩算稿》6 种，共23 卷。他与西方人士玛高温、傅兰雅（J。Fryer）等合译西方科学著作12 种，内容包括数学、动物、地学、军事、气象等方面，其中关于数学的7 种。华蘅芳不懂外文，玛高温对中文仅勉强可通，译书难度很大。但他不畏艰难，不辞劳苦，一丝不苟地力求把书译好。他在《金石识别》的序言中追忆译书过程的情景说：“挟书卷，袖纸笔，徒步往来，寒暑无间，风雨不辍。汗不得解衣，咳不得涕吐，病困疲乏，隐忍而不肯休息者，为此书也。唯是日获数篇，奉如珍宝。夕归自视，讹舛百出，涂改字句，模糊至不可辨，则一再易纸以书之，不知手腕之几脱也。每至更深烛跋，目倦神昏，掩卷就床，嗒焉若丧。而某金石之名，犹来萦扰于梦魂之中，而驱之不去。此中况味，岂他人所能喻哉！”徐寿（1818—1884），字雪村，江苏无锡人，化学家。同治六年（1867）以后，他一直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担任编译工作，共译书12 部。其中化学著作占大多数，也涉及物理、机械制造等方面，影响较大的有《化学鉴原》和《西艺知新》两书。徐寿译书时，遇到如何统一化学元素译名的难题。他创造了取西文第一音而造新字的原则，许多元素如钠、钾、锰、镍、钴、锌、钙、镁等，都是依此原则新造的，一直沿用至今。徐寿还曾和华蘅芳试制木质轮船，长50 余尺，每小时能行40 余里，取名“黄鹄”。这是中国人最早自制的轮船。光绪元年（1875）左右，徐寿在上海创办格致书院，开始化学实验的演示工作。徐寿是一个有唯物主义思想倾向的科学家，反对鬼神迷信，提倡“以实事实证引进后学”的学风。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虽也出现了个别优秀科学家，但没有发展的近代工业的支持，他们还不能对历史的前进起较大的影响。
第八章中国边疆地区在侵略势力下的危机。中法战争第一节中国边疆地区在侵略势力下的危机同治以后，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它们为了争夺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资本输出场所，夺取殖民地、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日益尖锐起来，远东地区成了它们激烈争夺的对象。美、日、英、俄、法、德都把侵略的黑手伸进中国广大边疆地区，使中国边疆地区出现了严重危机。
美国早有侵占中国台湾的野心。咸丰三年（1853），美国海军舰队窜到台湾，并向美国政府建议占领台湾作为海军根据地。同治六年（1867），美国借口失事船只“罗佛”号的水手在台湾遇害，派军舰侵略台湾，在台湾南部的琅■（今恒春）登陆。高山族人民给予迎头痛击，打走了美国侵略军。日本也有侵略中国台湾的野心。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在美国帮助下，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兵5000 余人侵略台湾。日兵在琅■劫掠焚杀，当地高山族和汉族人民据守险要，顽强抵御。日本侵略军遭到伤亡，无法前进。清廷在跟日本交涉的同时，派船政大臣沈葆桢率军赴台，部署防务。但是，在英、美等国的“调停”下，清廷被迫与日本订立《台事专条》（即中日《北京专约》），以赔偿白银50 万两作为日本撤兵的条件。
英国在同治年间不断派人以游历、探险为名，进入中国云南、西藏侦察。同治十三年（1874），英国派军官柏郎（H。A。Browne）率领近200 人的武装部队从缅甸出发，到云南探测路线；驻北京英国使馆派翻译官马嘉理（A。R。Margary）从北京经云南入缅甸接应。光绪元年（1875），马嘉理等率领武装部队侵入云南省腾越地区。当地景颇等族人民立即予以阻拦，马嘉理竟然开枪行凶。群众激于义愤，打死马嘉理，把侵略军赶出云南。英国侵略者以此为借口，提出种种勒索。光绪二年，清廷在英国的胁迫下，派李鸿章与英国代表威妥玛在山东烟台签订《烟台条约》和《入藏探路专条》。条约除规定“赔款”、“惩凶”、“道歉”之外，还允许英国可派人到云南“调查”通商情况，并可派人由中国内地经西藏到印度，或由印度进入西藏，探访路程；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处为通商口岸等。
《烟台条约》签订后，英国根据其中的另议专条规定，一再要派人进入西藏，进行侵略活动。西藏人民和一部分地方官员，坚决拒绝侵略者入藏。光绪十四年（1888），英国悍然发动对西藏的侵略战争，向隆吐山进攻。西藏爱国军民誓死抵御，在打击了侵略军后转移至亚东山谷。腐败的清廷一味妥协求和，不准西藏爱国军民反抗，罢黜了支持抗英斗争的驻藏大臣，使英军得以继续进犯。光绪十六年（1890），清廷与英国谈判，划定中国和哲孟雄（锡金）的边界。光绪十九年（1893），清廷与英国又订立《藏印续约》，竟同意英国的侵略要求，规定中国亚东辟为商埠。从此，英国势力侵入了西藏。
当美、日侵略中国台湾，英国侵略中国西南的时候，俄国也极力向中国新疆扩张。同治四年（1865），中亚浩罕汗国的一个军官阿古柏乘中国新疆地区纷乱之机，率军侵入喀什噶尔。同治六年（1867），阿古柏在南疆宣布成立“哲德沙尔”（七城汗国）。同治九年（1870），他又进占乌鲁木齐和吐鲁番盆地，势力伸展到玛纳斯。至此，南疆全部和北疆部分地区都被阿古柏所侵占。那时，英、俄都力图在新疆扩展侵略势力，竞相勾结和支持阿古柏。同治十年（1871），俄国出兵侵占伊犁地区，扬言“伊犁永久俄占”，对当地各族人民进行残酷的军事殖民统治。俄国挟其军事威势，于次年与阿古柏订立“通商条约”，以承认阿古柏为“哲德沙尔”领袖，来换取它在南疆的通商等特权。为跟俄国争夺，英国也于同治十三年（1874）与阿古柏订立“英阿条约”，承认阿古柏的统治地位，从而取得了在喀什噶尔设立领事、通商等特权。
俄国和阿古柏对新疆的侵略，遭到新疆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他们热切盼望清廷早日收复失地，并自动起来同侵略者作斗争。当时，正值日本侵略中国台湾，东南海防形势紧张。面对同时发生在西北和东南的两个危机，清廷的官员提出不同的对策，发生塞防、海防的争论。直隶总督李鸿章强调海防的重要性，认为应大力加强海防，但他却以“海防、西征，力难兼顾”为由，主张放弃新疆，“移西饷以助海防”，竟说“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①。陕甘总督左宗棠则力主收复新疆，“尺寸不可让人”，认为“若此时即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宜以全力注重西征，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各国必不敢构衅于东南”①。清廷接受了收复新疆的主张，于光绪元年（1875）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次年，清军进入新疆，仅半年多的时间，就收复了北疆大部分领土。光绪三年（1877），清军乘胜进军南疆，连战皆捷，阿古柏在逃走途中身亡。是年十一月（1878 年1 月），清军最后收复和田。至此，只有伊犁地区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