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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报刊的产生和外人在华办报活动中国最早的近代报刊是由一些外国传教士创办的。嘉庆二十年七月一日（1815 年8 月5 日），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这是外国传教士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报刊①。此后，各国传教士相继在南洋和中国境内创办了一批中文报刊。如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于道光三年（1823）在巴达维亚（雅加达）创办的《特选撮要每月记传》、英国传教士吉德于道光八年（1828）在马六甲创办的《天下新闻》、德籍传教士郭士立于道光十三年（1833）在广州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②、麦都思于道光十八年（1838）在广州创办的《各国消息》。
随着西方各国来华人员的增加，一些外国传教士或商人又开始在中国创办外文报刊。第一家在中国出版的外文报刊是道光二年（1822）在澳门创办的葡萄牙文报纸《蜜蜂华报》（A Abl…ha da China）③。其他在中国出版的早期外文报刊还有：英商马地臣和美商伍德于道光七年（1827）在广州创办的英文《广州纪录报》（Canton Register）、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于道光十二年（1832）在广州创办的英文《中国丛报》（The ChineseRepositery）、英商于道光十五年（1835）在广州创办的英文《广州周报》（Canton Press）。据统计，从嘉庆二十年（1815）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鸦片战争结束，外人在南洋和华南沿海地区共创办近代报刊17 家，其中中文6 家，外文11 家④。这些报刊从内容到形式已明显不同于中国传统的邸报。它们有消息，有通讯，有评论，文章中的新闻要素比较明显，其读者也是一般民众，有广泛的社会性。因此，它们的创办标志着中国新闻事业由古代向近代的发展。鸦片战争后，更多的外国传教士、商人进入中国，由这些人创办的各类报刊也大量增加。据统计，从道光二十二年（1842）到戊戌变法前后，由外①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 年版，第55 页。
②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58 页。
③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69 页。
④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10 页。人在华创办的报刊达170 多种，为鸦片战争前的10 倍，约占同时期我国报刊总数的95％①。这些报刊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教会和传教士办的中文报刊。鸦片战争后，最先在华大量办报的是西方教会和传教士。据不完全统计，从咸丰十年至光绪十六年（1860—1890），仅耶稣教会在华创办的报刊就达70 多种②。这些报刊中影响较大的有：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于咸丰三年（1853）创办于香港的《遐迩贯珍》，美国传教士玛高温于咸丰四年（1854）在宁波创办的《中外新报》，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于咸丰七年（1857）在上海创办的《六合丛谈》，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于同治七年（1868）在上海创办的《教会新报》（后改为《万国公报》），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于同治十一年（1872）在北京创办的《中西闻见录》（后改名为《格致汇编》）。这些报刊一方面进行宗教宣传，成为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它们在客观上宣传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成为中国人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基本途径，有些报刊还对中国的政治运动发生了很大影响。如《万国公报》在戊戌维新运动中大力宣传维新变法，尽管它宣传的“维新”与维新派的主张有所区别，但客观上对维新运动和维新派人士产生了较大影响。
第二类是外国人在华办的外文报刊。随着来华并居留中国的外国人数逐年增加，以他们为读者对象的外文报刊大量出现。这些报刊有英、日、葡、法、德、俄等文种，总数达120 种以上①。其中以英文报刊势力最大，而日文报刊数量最多。这些报刊主要有英国人办的《德臣报》（Daily Press）、《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孖刺报》（China Mail）、《京津泰晤士报》（The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美国人办的《密勒氏评论报》（Weekly Review of the Far Esst），德国人办的《德文新报》（DerOstasiatische Lloed），法国人办的《中法汇报》（ L’cho deChina），日本人办的《上海新报》等。这些在华外文报刊，在代表各国侵华权益方面比外人在华创办的中文报刊表现得更为露骨，很多外文报刊都成为本国资产阶级在华的代言人。如英文《字林西报》完全代表着在华有“特殊商务利益”的英国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并得到英国驻沪领事馆和上海租界工商局的支持和赞助，有“英国官报”（Offician British Organ）之称②。
第三类是外人在华创办的商业性中文报刊。外人创办以赢利为目的，刊载较多商业内容，直接为商业服务的商业性中文报刊，始于同治年间。较著名的有英国人的《上海新报》、《申报》、《字林沪报》、《时报》、《新闻报》等，日本人的《汉报》、《佛门日报》、《亚东时报》、《顺天日报》、《盛京日报》等，德国人的《直报》等。这种商业性报刊为了赢利，在编辑业务、报刊内容、版式和经营方式等方面都进行了一些改革，彼此之间进行了一些竞争，这无疑有利于近代报刊的发展。如由英商美查兄弟创办的《申报》， 不仅重视广泛的新闻和论说文章，还辟有文艺副刊和广告栏目，它标志着中国近代报刊四种基本成分的确定，反应了中国新闻事业开始了新的发展进程。
①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第18 页。
② 李时岳：《反洋教运动》，三联书店1962 年版，第64 页。
① 方汉奇等：《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 年版，第14 页。②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第35 页。
随着外报在中国日益增多，中国还开始出现了专事新闻收集和向报刊发稿的新闻通讯社。根据同治九年（1870）世界几家大通讯社分割世界新闻市场的协定，英国的路透社享有在中国的独占发稿权。同治十一年（1872），路透社总社派记者科林兹到上海建立了路透社远东分社，负责中国、西伯利亚、朝鲜、日本、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的新闻收集和发稿，这是在中国出现的第一家新闻通讯社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路透社在中国新闻市场的垄断被打破。1914 年日本人宗方小太郎在上海创办东方通讯社，以后成为日本在华的官方通讯社。到二十年代，法国哈瓦斯社和美国合众社都分别到中国活动或建立分社。
戊戌变法前后的国人办报高潮随着外人在华办报活动的扩张，咸丰年间中国人自己开始创办近代报刊。
中国人自己创办的近代报刊最早出现在清廷专制统治所不及的香港。咸丰八年（1858），伍廷芳和黄胜租借了英文报纸《孖刺报》的一套中文铅字，以《孖刺报》中文晚刊的名义创办了《中外新报》。该报“名为《孖刺报》所有，实为华人单独主持，所有一切营业权利，皆属华人”①。因此，可以说《中外新报》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近代报纸。同治三年（1864），在英商《德臣报》工作的中国译员陈霭亭在伍廷芳、何启等的支持帮助下，借用《德臣报》的设备，以《德臣报》中文版名义创办了《华字日报》。该报从编辑到发行完全由中国自理，因此也是中国人办的报纸②。同治十三年（1874），王韬在香港创办了《循环日报》，他利用该报发表了大量宣传维新变法的政论文章，从而使该报成为我国政论性报刊的先驱。上述三种报纸长期鼎立，成为香港三大中文商业报纸。
到同治、光绪之际，内地也出现了一批中国人创办的近代报刊。如广州的《羊城采新实录》、《述报》、《广报》，汉口的《昭文新报》，上海的《汇报》、《新报》等。
国人早期创办的报刊，从内容来说，明显反应出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和反对外国对华侵略的民族主义立场。然而，参与创办以上报刊的多数是一些与外商和洋务派集团关系密切的买办式人物，这就决定了这些报刊对外商和洋务派集团的依赖关系。它们有的长期与外人报纸保持“合办”关系，如《中外新报》、《华字日报》；有的则挂外国招牌，如《广报》（后期）；有的找一个外国人作名义上的“总主编”，如《汇报》。同时，很多报刊在经济上依赖于洋务派官僚。如《汇报》的两个大股东叶固之和唐廷枢都是洋务派官僚；《新报》的一部分经费出于上海道道库，后来又接受江南制造总局的津贴。这些都是中国资产阶级先天弱点在其早期办报活动中的体现。
尽管如此，在封建统治下，这些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近代报刊仍是举步维艰，难以发展。上述报刊中，除在香港出版的几种外，其余都是非常短命① 梁家禄等：《中国新闻业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44 页。①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69 页。
②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第61 页。
的，大都是一年或不到一年就被迫停刊。出版时间较长的《新报》和《广报》，也只维持五六年。其中《广报》因刊登某大臣被参一折而被两广总督李瀚章以“妄谈时事，淆乱是非”的罪名而“严行查禁”①。这说明了封建统治者对新闻舆论的压制和摧残。
国人办报高潮的真正兴起是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光绪二十一年六月（1895 年8 月），康有为和梁启超在北京创办了维新派的第一份报纸《万国公报》。强学会成立后，该报即成为强学会的机关报。这份报纸没有自己的印刷和发行机构，而是托《京报》报房代为排印，并随《京报》免费分送北京各官绅。该报形式同于《京报》，但其内容迥异，包括上谕、外电、各报摘录、译报、评论等，主要是宣传维新变法。后来，由于该报报名与广学会机关报《万国公报》同，遂改名为《中外纪闻》。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1896年1 月），康有为又在上海创办《强学报》作为强学会上海分会的机关报。该报“专录中国时务，兼译外洋新闻，凡于学术治术有关切要者，巨细毕登”②，成为维新派在南方的喉舌。
维新派的这两份报纸一创刊就遭到封建顽固派的破坏和抵制。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六日（1897 年1 月20 日），清廷下令封闭强学会，《中外纪闻》和《强学报》也被迫停刊。
光绪二十二年（1896）夏以后，随着维新运动进入高潮，维新派的办报活动也进入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维新派和支持维新运动的知识分子共创办了30 多种宣传鼓吹变法的报刊。比较著名的有汪康年、黄遵宪、梁启超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康广仁在澳门创办的《知新报》，严复等在天津创办的《国闻报》，唐才常等在长沙创办的《湘学报》和谭嗣同、唐才常在长沙创办的《湘报》。其中由梁启超任总主笔的《时务报》是当时维新派的主要机关报。它出版仅几个月，销量就达到1。7 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成为当时宣传变法维新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
维新派人士都把创办报刊作为政治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他们的办报活动直接与当时的政治斗争需要相联系，这就形成了当时办报活动和报刊新闻的若干特点。
就报刊的种类而言，大量的是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的政治性报刊。即使是那些以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为主要内容的刊物如《农学报》、《实学报》、《格致新报》等，也多为提倡新学、推进新政而创办，其政治目的也是很明显的。而在政治性报纸中，又大都以期刊的形式出版。这是因为“阅报之人，亦略可分为二类：大抵阅日报者，则商贾百执事之人为多，而上焉者或嫌其陈述之琐屑；阅旬报者，则士大夫读书人为多，而下焉者或痛其文字之艰深”①。所谓“旬报”就是指期刊。维新派依靠的主要是“士大夫读书之人”，自然在办报上就重视“士大夫读书之人”喜欢阅读的政治性内容。
与此相联系，维新派的报纸特别重视政论这一文体，并始终以政论为其报刊的主要内容。在维新派的办报活动中涌现出一大批有影响的报刊政论家，如梁启超、麦孟华、徐勤、谭嗣同、唐才常等。在这些报刊政论家的创作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颖的政论文体，当时称为“报章文体”或“时①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01 页。
② 《上海强学会章程》，《戊戌变法》第4 册，神州国光社1953 年版，第390 页。① 严复：《〈国闻报〉缘起》，《严复集》第2 册，第453—454 页。
务文体”。这种文体“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和外国语法，纵笔所至，略不检束”①，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八股文、桐城派古文和骈体文等传统文体的束缚，适应了资产阶级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需要，对中国近代报刊文体的演变有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戊戌政变后，维新派创办的报刊绝大部分被封闭或被迫停刊。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海外。他们相继在海外创办了一系列报刊，继续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在这一时期内，改良派创立的报刊中较重要的有：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华侨商人邱菽园出资，康有为、梁启超等在新加坡创办的《天南新报》，徐勤在美国旧金山创办的《文兴日报》，梁启超在檀香山创办的《新中国报》等。在这些报刊中，影响最大的是《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尤其是《新民丛报》，成为改良派在海外的主要宣传阵地，曾风靡一时，最高发行量曾高达1。4 万多份，畅销国内主要城市和10 多个国家②。不过，从总体上来说，改良派的办报活动已是强弩之末，其地位正在被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办报活动所取代。
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辛亥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