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向存华俄银行500 万金为学堂经费，刻期兴办”①。
维新派积极推进新式学堂的开办，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把开办学堂与改革科举取士紧密结合起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1898 年5 月），百日维新前夕，康有为即上《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认为变法最要在“废八股”、“广开学校”，极力主张取士改用策论。同时，梁启超为了配合康有为的主张，联合在京应试举人100 余人连署上书请废八股，“推行经济六科，以育人才而御外侮”。他们这种倡议，在当时也经历了严酷的斗争。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记载，当他联合举人连署上书请废八股的时候，“当时会试举人集辇毂下者将及万人，皆与八股性命相依，闻启超等此举，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编播谣言，几被殴击”。四月二十三日（6 月11日），光绪帝下“定国是之诏”，决定变法，“百日维新”开始。二十八日（16 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康有为力陈八股流弊，请求立即废除。康有为等废八股的主张遭到守旧派的反对。大学士徐桐说：“八股代圣贤立言，朝考覆试为祖宗成法，变更则正士寒心。”②礼部尚书许应骙企图将经济科归并于八股，士论大哗。事实使光绪帝认识到，不废八股，教育改革无法进行下去。五月五日（6 月23 日），光绪帝终于下诏废八股，取士“一律改试策论”。百日维新中，在维新派的倡议下，光绪帝发布的一系列改革令中，有关教育方面的诏令有下列各项：废八股，考试策论，借以选拔“体用兼备”、通经济的人才。筹办高、中、小等级学堂，兼习中学和西学。
五月二十二日（7 月10 日），光绪帝谕内阁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堂。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堂，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堂，州县之书院为小学堂。其地方自行捐办义学、社学等，亦令一律中西兼习，并奖励绅民办学。民间祠庙之不在祀典者，由地方官晓谕居民，一律改为学堂。诏下后，天津集贤书院改为北洋高等学堂，南昌友教书院改为算学堂，贵州学古、经世二书院均改为学堂。
筹办京师大学堂。五月十五日（7 月3 日），光绪帝准设立京师大学堂，任命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家鼐为管理大学堂事务，以张元济为大学堂总办（张不久辞职，改任黄绍箕为总办，黄不久调职，由余诚格继任总办），朱祖谋、李家驹为提调，许景澄为总教习，刘可毅、骆成骧等为教习，原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为西学总教习，原设官书局和新设译书局，均并入大学堂，并由梁启超参考日本和西方学制起草《京师大学堂章程》，章程共分八章52条，规定大学堂办学方针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两类，以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初级算学、格致学、地理学、文学及体操学为普通学科；以各国语言文字学、高等算学、格致学、政治学、地理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为专门学科。章程还规定“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统辖”。
创办铁路矿务学堂、农务学堂、茶务学堂、医学堂，鼓励设置各种实业学堂。五月初二日（6 月20 日），御史曾宗彦奏请于南北洋设立矿务学堂，总理衙门议准设立，并令各省现有学堂酌增矿学课程。六月二十三日（8 月10 日），光绪帝诏谕：铁路矿务为当今切要之图，亟应设立学堂预备人才，①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159 页。
② 《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第90 页。
所有各处铁路扼要地区及开矿省份，应行增设学堂，令王文韶、张萌桓筹议办理。五月十六日（7 月4 日），诏兴农学，令各省督抚饬地方官劝谕绅民兼采中西各法兴办。七月二十九日（9 月14 日），两江总督刘坤一奏于江宁地方设立农务学堂，“聘明于种植物学、农艺化学人员为之教习”。七月二十四日（9 月9 日），准孙家鼐奏请设立医学堂，归京师大学兼辖。七月二十六日（9 月11 日），准刑部主事肖文昭条陈，谕于已开通商口岸及出产丝茶省份，迅速设立茶务学堂及蚕桑公院。七月十日（8 月26 日），准梁启超设立翻译学堂于上海，编译书籍报纸一律免税。
在戊戌变法期间，许多省份在遵旨改书院为学堂的同时，也积极筹办设置新式学堂，如张之洞的《设立农务工艺学堂及劝工商公所折》，黄槐森的《奏广西筹办学堂情形折》，胡聘之的《奏山西筹办学堂情形折》，荣禄的《奏直隶筹办学堂情形折》，刘坤一的《奏江南筹办学堂情形折》，张汝梅的《奏山东筹办学堂情形折》等。
变法失败后，清廷“下诏废各省学校，然民间私立者尚纷纷，亦由民智已开，不可抑遏”①。可见百日维新中，新式学堂的开办具有重大影响与历史作用。
甲午战争后，因受了“国蹙患深”和维新运动的影响，清朝的官员也开始创办了一些新型的公立普通学校。其中比较有名的有津海关道盛宣怀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天津创办的“西学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改为北洋大学堂）和光绪二十三年（1897）在上海创办的“南洋公学”（为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西学学堂分头等学堂（高等学校）和二等学堂（中学）两级，聘请美国人丁家立为总教习，课程除“中学”外，特别注意学习机械和法律等科目。南洋公学包括四种新型的学校教育：第一，师范院，中国近代最早的新型师范学校，学习年限最少一年；第二，外院，它乃是师范院的附属小学，学科分国文、算学、舆地、史学、体育五科，学生分四班，学习满三年后升入中院；第三，中院或称二等学堂，这是中学性质的学堂，分四班学习；第四，上院或称头等学堂，这是大学性质的学堂，也分四班学习，其中高材生升入师范院。学生人数规定：师范院40 名；外、中、上三院各分4 班，每班30 名。办学经费皆由招商和电报两局众商人及买办所捐，故定名为南洋公学。
维新运动时期开设的新式学堂比洋务学堂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从学堂的设置看，它已从专门的习西文和习西艺的培养外交军事人材的专门学堂，发展到近代教育结构初步完善的普通学堂。如，京师大学堂、各省的实业学堂、南洋公学等。从课程的内容看，它已从偏重于理学转向偏重于实学。如长沙创办的时务学堂，定公法学、掌故学、格算学为专门学，把经学、诸子学降为普通学；京师大学堂设立后，把经学、理学、掌故学等列为普通学，以高等算学、格致学、农学、矿学、商学、卫生学等实学为专门学。从招生的对象看，出现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新事物，开办了女子学堂。如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1898 年5 月31 日），上海电报局的经元善发起创办经正女子学堂开学，课程分中文，西文两种，中文课主要有《女孝经》、诗文、图画，医学等；西文课主要有体操、琴学等。
戊戌运动时期新式学堂的开办比洋务学堂开办更重要的历史意义是它①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31 页。
直接冲击了科举取士制度，并改革了旧的书院体制。百日维新中，光绪帝下诏废八股取士，改试策论。伴随着废八股，改革传统书院体制也成为维新学堂开办的重要内容。光绪二十二年（1896），山西巡抚胡聘之、学政钱骏祥上《请变通书院章程折》，主张更定书院章程，书院除讲求经学理学外，也应兼习算学格致等有用之学。同年，翰林院侍讲学士秦授章上《请整顿各省书院预储人才折》，提出“定课程”，“重师道”，“核经费”等主张；对书院课程，议分经、史、掌故、舆地、算学、译学六门，并主张以算学、译学作为正途选拔。梁启超也上书张之洞，议改书院课程，主张向日本学习，“以时务一门课程为诸学之归宿”。在一片改革书院的呼声中，同年，陕西巡抚张汝梅等在陕西创设格致实学书院，课程不限定中学西学，但求有裨实用。这是维新运动时期开创的第一所新式书院。不久，贵州学政严修将贵阳南书院改为经世学堂，讲授经史、算学、时务、政要，首开贵州新学风气。百日维新中，光绪帝下诏将各省、府、厅、州、县现在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堂。这样，改旧书院为新学堂之风一时盛行，如八月十九日（9 月14 日），两江总督刘坤一同时奏请将江南旧有之储材学堂改为江南学堂，并将旧有之钟山、尊经、惜阴、文正、凤池、奎光等六所书院，全部改为府县学堂①。
留学政策的确立维新运动时期，维新派和一些开明官吏在积极推进新式学堂开办之时，也积极倡导派遣学生出洋留学。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96 年2 月7 日），总理衙门以“近日交涉日繁，需材益众”，拟派同文馆学生4 名，分往英、法、俄、德四国学习语言、文字、算法，以3 年为期。清廷同意照派。这是甲午战后中国第一次向外派遣留学生。两江总督张之洞也奏请仿照曾国藩派幼童赴美肄业。及福州船政局屡派学生赴英、法肄业成案，派江南陆军学堂、铁路学堂、储才学堂中已通西文学生出洋肄业，预定中学3 年、大学6 年为期，先派40 名，请出使法国大臣庆常就便监督，由候补知县沈翊清带领出洋。这是维新时期地方上首次奏派留学生。光绪二十二年二月（1896年3 月），中国驻日公使经日本政府同意，选定唐宝锷、戢翼翚等13 人留学日本，委托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借东京神田三崎町住户为学校校舍，由本田增次郎任监督，吉田、后滕任讲师，教授日语、日文及普通学科。这最早的中国留日学生学校，没有校名，办了3 年，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结束，13 名留学生有6 人中途辍学，7 人毕业获得毕业文凭。这7名毕业生中，唐宝锷、胡宗瀛、戢翼翚3 人转入专门学校攻读①。此为中国正式派遣留日学生之始。同年夏，船政学堂选派学生6 人，由监督吴德章带赴法国学习制造新法，是为船政学堂派学生出洋之第四届。以上为维新运动初期留学生派遣的大致情况。
自光绪七年（1881）清廷全部撤回留美学生后，一直没有统一的派遣留学生计划与明确的政策，以致派遣留学生长期未形成风气。直至光绪二十四年三月（1898 年4 月），湖广总督张之洞著《劝学篇》，其“游学篇”大①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301—302 页。
① 实滕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20 页。
力倡导留学日本之效，才促成了留学风气的形成和清廷留学政策的逐步确立。张之洞在“游学篇”中大力宣扬：“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此赵营平百闻不如一见之说也。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之庄岳之说也。”并认为：“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①随后，日本驻北京公使矢野文雄也积极推动。这年四月，矢野文雄向中国政府提出建议：“该国（日本）政府拟与中国倍敦友谊，借悉中国需才孔急，倘选派学生出洋习业，该国自应支其经费。。人数约以二百人为限。”②第一个赞成这一建议的是御史杨深秀。他连夜制订《游学日本章程》，并且上奏皇帝，请旨准行。随着维新运动的发展，这一建议开始实现。同月，康有为上《请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折》，指出“日本道近而费省”，主张“广励东游，速成尤易”③。六月十五日（8 月2 日），光绪帝诏谕军机大臣等：“出国游学，西洋不如东洋。东洋路近费省，文字相近，易于通晓，且一切西书均经日本择要翻译。令着即拟订章程，咨催各省迅即选定学生陆续咨送；各部院如有讲求时务愿往游学人员，亦一一并咨送，均毋延缓④。军机处奉旨令总理衙门提出具体方案。总理衙门复奏：“同文馆东文学生，酌派数人；并咨行南北洋大臣以及两广、闽、浙各督抚，就现设学堂中，遴选年幼颖悟，粗通东文诸生，开具衔名，咨报臣衙门知照日本使臣，陆续派往，即由出使日本大臣就近照料，无庸另派监督。各生应支薪水用项，由臣衙门核定数目，提拨专款，记交出使大臣随时支发。”①这是清廷第一次明令全国派遣留学生。这样一来，留学政策开始确立，留学日本也从此成为一种国策。
此后，张之洞率先派遣志愿学习陆军者4 人，又在浙江求是学院派出志愿学习文科者5 人（1 人因事未出）赴日留学。各省总督也跟着派遣学生留学日本。综计此时派遣赴日留学生共有64 名，其中南北洋、湖北各20 名，浙江4 名。日本方面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在东京成立成城学校和日华学堂，分别接受以陆军为志愿和以文科为志愿的中国留日学生。在另一方面，维新人士罗振玉在上海开设东文学社，陈宝箴在福州开设东文学堂，教授日语及普通学科。自此以后，同类学校在日本和中国不断增加。戊戌政变后，清廷下令废除维新之法，但百日维新中确立的留学政策并未废除。光绪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1899 年9 月1 日），光绪帝秉承懿意，诏谕军机处与总理衙门制定“出洋学生应如何分入各国农工商等学校专门肄业，以备回国传授”的详细章程。总理衙门遵旨议定出洋学生肄业实学章程六条，即：“一请饬出使大臣就现派出洋学生，督令各肄专门之学；一请饬选拔农工商矿务书，删繁举要使人人易于通晓；一请饬疆吏宽筹常年经费，续派高等学生出洋肄业；一出使参赞随员，如有精通洋文者，亦可令肄习各学；一俟学生业成回华，分派各省农工等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