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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末海军史料》上册，第59 页。
正式成军已水到渠成，便亲自主持编就《北洋海军章程》，呈报海军衙门转递慈禧太后。八月二十八日（10 月3 日），清廷批准了该章程，这标志着北洋海军的正式成军。由于该章程在起草过程中参照了西方国家的海军章程，章程中对船舰等级、人员编制及升擢事宜、俸饷杂支等作了具体规定，表明这是一个带有海军近代化色彩的章程，开了中国军制改革之先河。在《北洋海军章程》的《船制》一章中，提出应添置各类舰艇18 艘，合原有之舰艇“共大小四十二艘，以之防守辽渤，救援他处，庶足以壮声威而资调遣”。①此时，北洋海军的舰艇总数已达42 艘，总吨位为45000 余吨，且形成了以铁甲舰、巡洋舰为主力舰、鱼雷艇等艇船为辅助舰的组军结构，其实力已超过日本海军，中国具有了一支能跻身于世界海军之列的舰队。然而，北洋海军自成军之日起便止步不前了。这主要是由于奕䜣挪用海军经费去修筑颐和园和陶醉于现状等原因所致。从北洋海军正式成军至甲午战争爆发的6 年间，日本却倾全国之力发展海军，添置军舰12 艘，日本海军在舰船总吨位、航速和炮火的发射能力方面均超过北洋海军。在这种情况下，北洋海军败于甲午之役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清末民初的海军甲午战争之后，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又出现了重振海军的呼声。张之洞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上奏吁请“宜亟治海军”，指出：“今日御敌大端，唯以海军为第一要务”，“今日无论如何艰难，总宜复设海军”。他提出的具体建议为：“以南洋、北洋、闽洋、粤洋各设海军一支为正办，若限于物力大巨，则南北洋两支断不可少”①。此时，北洋海军已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清廷为支付对日赔款，又无财力投入海军建设，甚至海军衙门也被裁撤。直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在新政诏令中强调要复兴海军。六月十一日（7 月29 日）的“上谕”中称：“国家讲求武备，非添设海军，筹造兵轮无以为自强之计”①。同时，又督促各省如数拨解福建船厂经费，要求沿海、滨江督抚筹办水师学堂，并派留学生到日本、英国学习海军专业。在筹造兵轮的同时，清政府又从外国订购的一批军舰，包括向英国订造的海天、海圻2 艘巡洋舰，向德国订造的海容、海筹、海琛3 艘巡洋舰，以及海龙等4 艘鱼雷艇和飞霆号驱逐舰。光绪二十五年（1899），从国外订购的各舰均驶至天津海口，北洋海军得以重建，清廷任命叶祖珪为统领，萨镇冰为帮统，统领衙门设于天津紫竹林。此后10 年间，海军发展缓慢。宣统元年五月二十八日（1909 年7 月15 日），清政府设筹办海军事务处，“著派郡王衔贝勒载勋、提督萨镇冰充筹办海军大臣”②。载洵、萨镇冰乘轮船前往欧洲考察海军，在意大利订造了鲸波号炮舰，在奥匈帝国订造了龙湍号驱逐舰，在德国订造同安号等4 艘鱼雷艇和江鲲号等2 艘炮艇，在英国订造了肇和、应瑞号巡洋舰2 艘。第二年，两人又到美国、日本考察海军，在美国订造飞鸿号巡洋舰，在日本订造永丰、永翔号炮舰。
在清廷设立筹办海军事务处的同月，将海军分列巡洋舰队、长江舰队两① 《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37，第22—23 页。
① 《清末海军史料》下册，第933 页。
② 《清末海军史料》上册，第96 页。
大舰队，统一划规筹办海军事务处指挥。清廷任命原北洋海军广丙舰管带程璧光为巡洋舰队统领，任命原北洋海军定远舰大副沈寿堃为长江舰队统领。巡洋舰队负责海防，有舰艇15 艘。长江舰队负责江防，有舰艇17 艘。第二年，清政府又改筹办海军事务处为海军部，由载洵任海军大臣。接着，又任命海军提督萨镇冰“统制巡洋、长江舰队”①，设司令部于上海高昌庙，萨镇冰成为首任海军总司令。
清廷于清末两次复兴海军，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与世界海军强国的发展水平相比，却是瞠乎其后的。它在抵御外国侵略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建树，而在对内镇压革命方面曾一度成为清廷的工具，但不久便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以起义的形式转向与清王朝相对立的方向。
在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调派萨镇冰率海军军舰15艘驶抵汉口协助北洋新军围攻革命军。留在上海至吴淞口江面的策电号等9艘军舰则在革命党人的策动下于九月十二日（11 月2 日）宣布起义。经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以萨镇冰学生身份，不断派人送信劝萨镇冰反正归附革命军后，萨镇冰自行脱离海军统制之职，其所率海军各舰于九月二十二日（11月12 日）宣布起义，驶离汉口返航上海。各舰代表在上海推选程璧光为海军总司令，黄钟英为副司令，黄裳治为参谋长。清政府经营的海军转向革命。1912 年1 月1 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下设包括海军在内的9 个部，黄钟英、汤芗铭分别被任命为海军部总长、次长。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临时政府成立之日发布《通告海陆军将士文》，指出：“旷观世界历史，其能成改革大业者，皆必有甲胄之士反戈内向”。“观于吾陆海军将士之同心戮力，功成不居，而有以知共和民国之必将有成也。用敢勉策驽钝， 以从吾人之后。吾愿海陆军将士，上下军心，共励初心，守之勿失。”①孙中山对海军起义表示赞赏，希望海军能成为维护共和的力量之一。接着，海军参加北伐。北伐舰队由海容号巡洋舰及其他艇船组成，从上海北上，先后驶至烟台、秦皇岛、大沽、牛庄、营口等处，配合北伐陆军形成强大的阵式，对迫使清廷退位起到一定的作用。
1912 年4 月1 日，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职位让与袁世凯。随着临时政府的北迁，海军部从南京迁至北京。袁世凯对海军进行了人事改组，任命原海天舰舰长刘冠雄为海军总长，汤芗铭为海军次长，主管海军部。又任命黄钟英为海军总司令，萨镇冰为顾问，司令部仍设在上海高昌庙。同时，袁世凯又将原来的巡洋、长江两舰队改编为左、右两舰队，规定“左、右两司令所辖之舰队，即按巡洋、长江性质划分权限”②。是年12 月，袁世凯又改海军左舰队为第一舰队，海军右舰队为第二舰队。第一舰队有舰艇13 艘，由海军主力舰构成。第二舰队有舰艇25 艘，基本上仍是以往长江舰队所使用的小舰艇。
袁世凯任用刘冠雄为海军总长显然是为了控制海军。刘冠雄在光绪三十年（1904）任海天舰舰长时，因该舰触礁沉没，本当处斩，经袁世凯力保得免。刘冠雄便投靠于袁世凯，成为其亲信。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开始了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时期，海军亦成为其实施专制独裁① 《清末海军史料》下册，第940 页。
① 《孙中山全集》第1 卷，第3—4页。
② 《中华民国海军史料》，第1 页。
统治的工具。
第十四章秘密结社秘密结社也称秘密社会，是封建社会末期下层穷苦人民的秘密团体，是经济上贫穷、思想文化上愚昧落后的产物。最初只是为了消灾祈福或互济互助，以后随着组织的发展，逐渐成为少数人藉以满足个人欲望（追求金钱或权力）的手段，或成为首领们实现某种政治目的的工具。
加入秘密结社者，多出于对自己处境的不满，而凭藉个人力量，通过正常手段又难以使自己的处境与命运得到改善，因而寄希望于秘密结社的组织，用这种“越轨”的手段来达到改变自己命运与前途的目的。秘密结社的首领，往往用一些反对社会秩序的口号，来动员群众，发展组织。
清代秘密结社分两大类：一类是宗教型的，通过茹素诵经，消灾祈福相号召，以师徒传授的方式发展组织，用宗教迷信作为维系内部团结的纽带，简称教门①。另一类是帮会型的，以互济互助、自卫抗暴相号召，以歃血结盟、焚表结拜弟兄的方式发展组织，用忠于誓言，讲究信用和义气作为维系内部团结的纽带， 简称会党。
教门根植于自然经济下小农经济的土壤之中。小农（自耕农、自由佃农与依附农民）过着与外界隔绝的封闭式生活，以一家一户作为一个经济单位，生产只是为了满足一家人的消费及交租、纳税，很少同市场发生联系，彼此间仅存在地域关系，很少有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关系，不可能建立起维护自己利益的组织。他们势单力薄，只能勉强维持简单再生产，很难承受天灾人祸的袭击，对于未来总是充满不安与畏惧。由于贫困与落后造成的愚昧，他们只能把向往美好生活与改善自己命运和前途的愿望，寄托于神灵的庇祐、救世主的降临。正是这种经济与思想状况，使广大农民特别易于接受教门的宣传，使他们涌入教门之中。清代前期，北方各地自然经济的统治比较牢固，教门的组织也比较盛行。
会党也是小生产者的组织，是在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商品经济有一定发展的情况下产生的。其成员主要是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过程中的小生产者与小私有者。清代前期，我国南方闽粤等省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因而这里的会党势力较大。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性质的变化，对秘密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客观上加速了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与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然经济的解体，使教门赖以存在的土壤逐渐流失，但商品经济的发展，则涌现出大批小商贩、小手工业者、无业游民等，他们纷纷来到城镇市圩，或到异地他乡去谋生，为了在新的谋生地得以立足，互济互助，便大量投入会党。
近代秘密结社的发展，大体上分为两个时期。
① 以往学术界多将宗教型秘密结社称作“秘密宗教”或“民间宗教”以区别于正统的佛、道等教。但从本质上看，这类组织并非宗教或教派，而是民间秘密结社，故称“教门”为宜。第一节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时期教门鸦片战争后，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白莲教系统的各个教门组织，都逐渐衰落了。其中比较活跃的青莲教，已开始向会党转化或与会党融合。青莲教是大乘教的一支，又称金丹教。该教门自称：“金者坚之称，丹者圆之谓”，故称金丹教①。青莲教在江西、湖南一带，人们因其徒众茹素食斋而谓之为斋教。传到北方热河的一支，又称“金丹八卦教”。教内有严格的等级，教徒分为顶航、引恩、宝恩、证恩、添恩等。凡入其教门，须由添恩递进，逐级升级。教门内又设有上、中、下三盖经牌，领得上盖、中盖者，才可以传徒②道光年间，青莲教由四川传入湖南武岗、新宁一带。道光十五年正月十九日（1835 年2 月16 日），青莲教首王又名从四川成都至湖南武岗县，以算命打卦为名，传徒纠众，宣称青莲教教人坐功运气，是金丹大道。凡习其教者，可以消灾祈福，成仙成佛。该县程孔固听从入教。王又名向他传授坐功运气之术，早晚诵经，忏悔过恶；令他供奉“无生老母”，誓食长斋。后又带他到四川，传给他《龙华经》、《上靠定经》及《众生启上忏悔经》即《五报十忏》，并坎卦图章一个。告以：上字言太上无极，靠字是言告人不可为非，定字是言人有定志。“众生启上”是言众人启告太上，忏悔过恶。坎卦是天一生水，取坎填离之意。程孔固回到武岗后，用红纸书写“无生老母”牌位，供奉家中，劝人吃斋入教，先后传徒程孔读、潘明德、雷倡和等40 余人，使之入教。后程孔固之徒雷倡和又传瑶民蓝正尊入教，使青莲教又在该地瑶民中传开。
青莲教在雷再浩、李沅发时，开始向会党转化。
雷再浩是湖南新宁县瑶民，与广西全州人李世德等素相交好，同入青莲教，在武岗一带以“茹素邀福”为号召，传教收徒。后因“本地荤食之人不肯允从”，难以传教，遂仿照附近天地会的方式，纠人结拜弟兄，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在该县创立棒棒会。结会时，“先搭高台，以一头目居其上，称曰大哥。令新入会者拜伏于下，各斋钱一百八十文，焚香歃血为誓”①。由会首发给每人小白旗一方，上书“关口渡牌牒”五字，盖以“保和堂”戳记，作为相互识别之暗号。雷再浩见入会之人渐众，遂与李世德等率众在武岗县黄陂洞地方举行武装起义。后因雷再浩兵败被俘，起义失败。
雷再浩以后，又有青莲教首领李沅发在新宁一带创立把子会。李沅发是新宁水头村人，家贫无田地，靠编织草鞋为生。后因难以维持生计，离家“在外游荡”。道光二十七年（1847）参加雷再浩起义，充任“总铁板”。事败，逃归新宁。道光二十九年，新宁暴雨成灾，“谷价昂贵，富户不肯发卖，本县并不劝谕减价，又不开仓平粜。绅士只把宾兴仓义谷出售，为数不多。八月收复后，又勒索重利，贫民无力偿还”。同年十月，李沅发见本地“人心不服”，与同县之谢兴有、刘复昌等“说及生计艰难”，商议结拜弟兄，兴立“把子会”，以“劫富济贫”相号召。凡入其会者，“各出钱百文，买备① 档案《军录》裕泰折，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
② 档案《朱批奏折》江西巡抚吴文镕折，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① 《新宁县志》卷16，《兵事志》。
香烛鸡酒，朝天同拜盟誓，如有翻悔，死在刀下”①。后因会内杨倡实被知县万鼎恩搜获，李沅发遂率领会众300 余人，于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十三日（1849年11 月18 日）深夜起义，进攻新宁县城。起义者头裹红巾，军旗上写有“万云龙”字样，带有天地会特色。起义军在城内会众接应下，攻占县城，救出杨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