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利润在国民经济总量中所占份量并不大。一些统计数字足以说明这一点。从1929年到1943年这15年间，注册企业的净利润占国民收入的比率，平均低于5％。从1956年到1960年，公司的税后利润占国民收入的比率，年均低于6％。从1971年到1975年，这个比率年平均也低于6％（事实上，由于通货膨胀因素的会计调整不够充分，这个比率可能被高估）。然而利润却是最容易招致敌意的一种所得。我们用奸商（profiteer）一词，贬斥那些获取暴利的人，但是找不到“奸酬”（wageer）或“奸亏”（losseer）等名词。不过，理发店老板的平均利润，不仅远不如电影明星的片酬或者钢铁公司经理人的年薪，甚至可能不如技术工人的平均工资。
不少人在这个问题上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想当然。就算世界上最大的工业企业通用汽车，其盈余算下来也只能算平常。很少有人关注过企业的倒闭率。他们不知道，“如果参照过去50年的企业经营经验，那么今天开店经营杂货店，每10家平均会有7家左右活到第二年；可能只有4家能挨到四周年店庆”（摘自美国临时经济委员会的研究报告）。他们不知道，从1930年到1938年的所得税统计数字显示，亏损企业的数目年年超过盈利企业的数目。
那么，平均利润到底能有多少？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通常是用上面所引用的那类数字，即公司的利润平均不足国民收入的6％，或者回答说制造业公司每创造1美元的营业额，自己留下的平均税后利润不到5美分（举例来说，从1971到1975年这五年间，这个数字只有4。6美分）。虽然这些官方数字来自企业数据，是用传统会计方法核算出来的，跟人们对利润的看法相去甚远，但我们并没有一种可靠的估计值，去考虑所有的经济行为，去考虑所有注册企业和没有注册的企业，去考虑景气好与坏的各个年头。不过，一些知名经济学家相信，长期而言，要是把所有的损失考虑进去，把已经投下去的资本的最低“无风险”利息考虑进去，把经营自家企业的人所提供劳务折算成“合理”的工资考虑进去，企业很可能毫无净利润可言，甚至是净亏损。创业家们（自行经营企业的人）并非不想赚钱，而是因为他们过于自信乐观，投入到了一些不会成功或无法成功的事业之中。*
不管怎样，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任何人掏钱投资时，不仅要承受赚不到任何回报的风险，而且还得面对血本无归的可能性。在以前，一些特殊企业或产业的高利润，一直是人们不惜冒险创业的激励因素。但如果政府政策规定，最高利润不能超过10％，亏本统统由私人自己承担，那么创业家的牟利动机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就业和生产又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二战期间开征的超额利润税已经表明，这种限制会伤害到效率，即便短期实施也不例外。
然而，如今的政府政策往往认为，无论采取任何抑制生产的举措，生产都会自动进行。当今生产所承受的最大风险之一，仍然是来自于政府的价格管制政策。这些政策打击了生产积极性，致使许多商品相继停产，其造成长期的影响则是阻碍生产与消费者实际需求达成平衡。经济自由运转时，消费者的迫切需求会使得某些产品生产出现政府官员所说的“超额利润”、“不合理利润”，甚至“暴利”。但正是追逐利润的事实在促使每家公司去实现获利产品生产最大化，促使他们追加投资，添置更多的设备、雇用更多的员工，还会吸引来新的投资人和生产者介入该行业，直至那种产品的生产足以满足需求，该产品的利润又会回落到平均水平。
在自由经济中，工资、成本、价格被允许在竞争市场上自由浮动，获利的前景决定了生产什么、不生产什么，以及生产多少。如果生产某种产品毫无利润可言，就表明不应该再把人力和资本投入生产那种产品，因为用于生产该种产品的各种要素的价值势必高于产品本身的价值，也就是会得不偿失。
总之，利润的一大功能是引导生产要素的流向，依照需求来配置各种商品的相对产出。任何一位政府官员，不论他有多英明，都没办法以硬性手段解决这个问题。自由价格和自由利润会迅速促成生产最大化，迅速缓解供不应求，这是其他任何体制不可比的。硬性管制价格和硬性管制利润，只会使供不应求拖延更久，并使生产和就业下滑。
此外，利润还能对每一家参与竞争的企业持续不断地施加压力，不论这些企业目前的经营绩效处于什么水平，他们都必须不断改善经济效益和效率。景气好的时候，改善经营可以提高利润，景气普通的时候，提升效率能够领先竞争对手，不景气的时候，不加强管理就无法生存。利润有可能降为零，也有可能迅速转为亏损。若平时不改进，等到无法立足的时候，再怎么加倍努力都可能悔之晚矣。
与通常给人的印象相反，利润的实现不是靠提高价格，而是靠降低生产成本，靠讲求经济效益和效率。同一行业的每一家公司都赚钱的情况很少见（长期如此是绝不可能，除非那个行业是独家经营）。对于相同的商品或服务，每一家公司的要价必定相同；那些要价过高的公司，它的产品将无人问津。因此，生产成本最低的公司，取得的利润率最高。获利公司继续扩张，使得那些效率较差、成本较高的公司逐渐萎缩出局。这种结果也正是消费者和公众所需要的。
一句话，利润来自成本和价格之间的关系，它不仅告诉我们生产何种产品最经济，而且告诉我们哪种生产方式最经济。这些问题，不仅资本主义体制必须回答，社会主义体制同样必须回答；任何想象得到的经济体制，都必须回答。对于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而言，用自由竞争企业的损益指标来作为这些问题的答卷是再恰当不过的。
以上侧重强调降低生产成本，因为这是利润（损益）最不被人了解的一种功能。当然，生产出更好的产品的人，以及生产效率更高的人，肯定能获得更高的利润。对于利润在回报、在激励改进与创新方面的功能，大家已经了解得比较多，这里无需多说。
第23章 通货膨胀的幻景
我发现有必要时时提醒读者注意，特定的政策只有在“不存在通货膨胀”时，才会必然带来特定的结果。在公共工程和政府信贷的章节中，我说过将通货膨胀会引发的复杂状况挪到后面来讨论。其实，货币与货币政策联系非常紧密，以至于在每一种经济过程中都很难分开。即便是为了简化阐述，要将二者分开也是很困难的事，甚至根本分不开。例如，我们在探讨政府或工会的各种工资政策对就业、利润和生产的影响时，我们都只有把不同的货币政策产生的若干影响立即考虑进去才讲得通。
在考虑某些特定情况下通货膨胀产生的影响之前，我们应该先考虑通货膨胀所带来的一般性影响。而在此之前，似乎更应该先问：为什么不断有人采取通货膨胀政策、为什么自古以来它倍受亲睐、为什么它那虚幻不实的论调，诱惑一个又一个国家走上经济灾难的不归路。
通货膨胀之所以吸引人，最明显、最古老、最顽固的错误，在于把“金钱”和“财富”混为一谈。亚当。斯密两个多世纪前写道：“财富由钱币或金银构成这一普遍存在的观念，是自然而然地因货币有两重作用而产生的，一是作为交易的媒介，二是作为价值的尺度……想要富有，必须取得金钱。按照通俗的说法，财富和金钱，无论从哪一点看来，都是同义语。”
真正的财富，当然存在于生产出来并供人们消费的东西：我们吃的食物、穿的衣服、住的房子；铁路、公路和车辆；轮船、飞机和工厂；学校、教堂和剧场；钢琴、绘画和书籍。但是财富与金钱之间的含糊表达仍然普遍存在，让二者极其容易混淆，连那些曾意识到这种错误的人，在推理的过程中，还是把二者再度混淆。每个人都明白，如果自己更有钱，就能买到更多的东西；若手里的钱是先前的两倍，就能买到两倍的东西；有三倍的钱，就会比先前“富有”三倍。对于许多人来说，结论再清楚不过：只要政府发行更多的货币，并且分配给每一个人，我们都将变得更富有。
这种人是最天真最无知的通货膨胀支持者。还有另外一种不那么天真的人，他们知道，要是整件事有那么简单，那么政府只要印钞票，就可以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他们意识到这么干肯定会出问题；所以他们希望通过某种方式限制政府发行新增货币的数量，例如将其限制在刚好足够弥补所谓的“不足”或“缺口”。
他们认为，购买力长期不足，是因为产业并没有分配足够的钱给生产者，让他们无法以消费者的身份，买回自己生产的产品。一定有某个地方出现了神秘的“漏洞”。有一群人用数学方程来“证明”这件事。在方程式的一边，他们对某个项只计数一次，而在方程式的另一边，他们却莫名其妙地把同样的项重复计数好几次。于是这在他们称之为“付款款项A”和他们所说的“付款款项A＋B”之间，制造出令人紧张的缺口。所以他们道貌岸然，四处为他们的发现进行游说，坚持政府应该发行货币或“信用”，以弥补失落的付款款项B。
这些“社会信用”宣传家看似荒谬可笑，但是比他们好不了多少的通货膨胀支持者大有人在，他们提出一些“科学”计划，能够发行刚好足够的额外货币或信用，弥补所谓的长期或定期发生的不足或缺口；而缺口的数值，是他们用另外的方程式计算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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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聪明的通货膨胀支持者意识到，货币的过量增加将使单位货币的购买力下降——换句话说，将导致物价上涨。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对通货膨胀的支持。相反，这正是他们需要通货膨胀的理由。其中一些人认为，通货膨胀会改善贫穷债务人相对于富裕债权人的地位。另外一些人认为这可以刺激出口并抑制进口。还有一些人相信，要整治经济萧条、“让产业经济复苏”，以及达到“充分就业”，通货膨胀都是一项必要的措施。
* 有关增发货币（以及增发银行信贷）如何影响价格的理论不计其数。一方面，就像我们刚刚谈过的，有人认为无论增发多少货币都不会影响价格。他们仅仅把增加的货币看作是提高每个人“购买力”的一种手段，使每个人都能买到比以前更多的东西。他们似乎没有静下心来想一想：不可能所有人都能买到比从前多两倍的东西，除非生产出来的东西比从前多两倍。他们也可能认为，阻碍生产长期增长的惟一因素是货币需求不足，而不是人力、工时或产能不足；他们认为，如果人们想要某些商品，只要付得起钱，那些商品就会自动生产出来。
另外一群人——其中不乏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则抱定僵化的机械论去考察货币供应量对商品价格的影响。在他们看来：一个国家的所有货币，是相对于所有的产品而发行的。因此，货币总量的价值乘以它的“流通速度”，一定等于交易商品总量的价值。所以，只要流通速度不变，单位货币的价值恰好与投入流通的货币数量成反比。货币和银行信贷的投放量翻一番，“价格水平”就会翻一番；增为三倍的话，价格水平也刚好增为三倍。总之，货币数量增加几倍，商品的价格也将提高几倍。
由于篇幅关系，我们无法在这里一一剖析这种看似有理的说法的荒谬之处。不过，我们应该弄清楚，货币数量增加为什么会使价格提高，又是如何使价格提高的。
货币数量的增加，一定有其具体的原因。比如说，它是由于政府的支出超出了税收能够负担、或者可望负担的水平（假定也超过了政府靠发行国债获得的收入）。再比如说战争时期，政府印制钞票来支付契约承包商。这笔支出首先会抬高战时所用物资的价格，大量钞票因此流入到战时承包商和他们员工的手里。（在价格管制那一章，我们为简便起见没有考虑通货膨胀。现在讨论通货膨胀，我们同样忽略政府试图管制价格造成的复杂状况。即使都考虑进来，也不会改变分析的结果。价格管制会导致某种“堵塞”或“受压抑”的通货膨胀，其结果是减小或掩盖对经济运行的前提影响，但这是以更加恶化的后期影响为代价的。）
这么一来，战时承包商和他们的员工便得到了更高的货币收入。他们会把这些钱拿去买自己想要的商品和服务。为他们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商家，因为需求增加了，可以大肆抬高价格。因为这些买主口袋里有很多钱，他们不在乎价格，而在乎自己想要什么就必须要得到什么。在有钱人眼里，每一块钱的主观价值已经降低了。
我们把战时承包商和他们的员工称作A群体，把直接向A群体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商家及其员工称作B群体。现在，B群体由于销量和价格大幅提高，会向C群体购买更多的产品和服务。C群体同样得以提高价格，获得更多收入，进而向D群体购买产品和服务。依此类推，直到价格上涨和货币收入增加覆盖整个国家。这个过程完成之后，几乎每个人的货币收入都有所增加。但是（假设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并没有增加），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也会相应上涨。整个国家并不比以前富有。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的相对或绝对财富和收入和以前一样。相反，通货膨胀是一种不公平的过程，它会对不同群体的命运造成不同的影响。最先获得新增货币的群体获利最大。例如，A群体的货币收入会在价格上涨之前增加，因此他们能买到的商品数量，是涨价后的数倍。B群体的货币收入会在价格刚开始上涨时增加，因此B群体能买到的商品数量还是会增加。当价格普遍上涨之后，货币收入还没有增加的群体，不得不以较高的价格来购买他们想要的东西。这意味着他们的生活水平比以前更差。
我们可以用一组假设性的数字来更清楚地说明这一过程。假设我们把整个社会分成A、B、C、D四大类生产者，他们按顺序获得通货膨胀的货币收入利益。在A群体的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