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帮助越大。因为，投机商能获利越多，表明他预测未来价格的能力就越强。也就是说，他们预测未来价格的越准确，价格波动就会少几分剧烈和偏激。
因此，即使大多数农民不得不在收获后的那个月，把全部的小麦收成送到市场销售，对那些农民来说，那个月的价格也不一定就低于其他月份（这里可以扣除仓储成本，或者说，若农民愿意自己负担仓储成本，他们也可以不必急于集中销售小麦）。对于投机商来说，若想要趁机获利，他们就会在那个时期集中买进小麦。买家越多，农民的小麦越能卖个好价钱。若价格涨到投机商觉得将来无法获利，他们会停止买进。每当他们预见将来小麦价格会下跌，他们就会卖出，卖家越多，小麦的价格越不会高得离谱。结果是，整个一年下来，农产品的价格趋于稳定。
正因为有专业投机商承担了这一切风险，农民和粮食加工业者才得以免除风险。后面这两类人能借助市场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所以，在正常的情况下，当投机商把他们的工作做得很好时，农民和粮食加工业者他们的利润主要取决于本身的生产技能和勤劳与否，而与市场价格波动无关。
从经验看，对于谷物价格，除了有时必须反映仓储、利息和保险费用，小麦和其他不易腐坏的谷物一年到头的价格大致相同。其实，一些精细的调研表明，收获季节之后的谷物价格平均单月涨幅并不足以支付仓储费用，实际上投机商补贴了农民。这当然不是投机商的本意，这只是投机商对价格的预期过于乐观的结果。就像敢于冒风险的创业家，为了能获得巨大的投机利益，经常事与愿违地补贴消费者。就象购买彩票的彩民，整体上肯定是赔钱，因为每个人都抱着赌一把的心态，想要押中那中奖率微乎其微的大奖。有资料显示，投入到黄金和石油勘探开采的劳力与资本总值，超过开采出来的黄金或石油的总值。
但是当政府介入，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无论是政府收购农民的农产品，还是贷款给农民让他们囤积谷物，暂不上市销售。有时，这是以维护所谓的“常平仓贮”（evernormal granary）的名义来实施的。但是正如前面说过的，这个功能已经由私人组织的自由市场执行得很好，谷物价格和每年的谷物存货结转纪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当政府介入之后，常平仓贮其实成了政治仓贮。政府用纳税人的钱，鼓励农民囤积了过多的谷物。政治人物瞄准的是农民的选票，为此，提出政策的人、负责执行的人，总是给农产品定一个所谓的公平价格，使之高于当时的供需状况所允许的价位。这必然导致买家减少，常平仓贮因此往往成为常不平仓贮。过多的谷物被囤积在市场之外，虽然可以使价格暂时高于应有的水平，但在该年人为制造出短缺现象，到下一年一定会出现人为造成的过剩。
要是以美国棉花为例，来详细陈述实际发生的事情，本章这点篇幅都写不下。实际情况是，我们囤积了整整一年的棉花收成，不拿去出口，从而刺激其他国家棉产量增长，致使本国棉花的海外市场被破坏。这个结果，早就被那些反对实施限制和贷款政策的人预料和指明。等到事情真的发生了，必须对结果负责的官员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这样的结果无论怎样都会发生。
贷款政策通常伴随着限产政策，有时则不可避免地引出限产政策——也就是人为制造出短缺。“稳定”物价的努力，总是叫喊“生产者利益第一”。实际的目标则是使价格立即上涨。为了使涨价成为可能，政府通常会对受管制的每一位生产者实施等比例的限产措施。这种限制会立即产生几个坏影响。假设管制措施能够波及全球，就意味着整个世界的生产都被削减了。因此，全球消费者能够享用那种产品的数量，比不受限制的时候更少。整个世界变穷了。由于消费者被迫以高于应有水平的价格购买那种产品，能够花在其他产品上面的钱，便相应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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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实施限产政策的人通常的解释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会发生产量下降的事情。但这种观点与我们在前一章谈过的观点存在着根本上的不同。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由于价格下跌而被逐出市场的，都是高成本、低效率的生产者。拿农产品来说，被淘汰出局的农民的是那些能力最差、或设备最差、或耕地最贫瘠的生产者。在最肥沃的土地上耕种，能力最强的农民，根本不用限制产量。相反，如果价格下跌是平均生产成本下降促成的，这种好现象会通过增加的供给表现出来，在边际土地上耕种的边际农民被淘汰出局，真正有助于在好土地上耕种的能干农民扩大其生产。所以从长期来看，农产品的产量可能不会减少，而且是在长期以较低价格生产和销售。
若真的出现这种好现象，那么该商品的消费者将会获得的和以前一样充裕供给。同时由于价格更加便宜，他们得以节省下更多的钱，转而用于购买其他东西。显然，消费者会过得比以前更好。他们增加购买其他产品，会增加其他行业就业；以前的边际农民会被这些行业所吸纳，新职业能让他们的劳动更有价值、工作更有效率。
回头再看政府干预的情形。一刀切限制生产的结果，意味着效率高、成本低的生产者不准以低价供应其全部产量，同时意味着效率低、成本高的生产者仍将被人为地保留在业内。这就使得产品的平均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下降。因为土地、人力和资本这些资源被无效率的边际生产者继续占用，就无法转移到收益和效率更高的地方，。
有人还是会固执地搬出购买力说事，他们说，实施限产至少让农产品的价格提高了，“农民拥有了更多的购买力”。但农民增加的购买力都是从城市消费者那里转移过来的。（在平准价格那一章，我们已经做过充分说明。）贷款给农民，要他们限产，给予农民补贴，要他们限产，都无异于强迫消费者或纳税人向无所事事的人支付报酬。在任何情况下，这种政策的受益者肯定都得到了“购买力”，同时，总有其他人会因此损失相当的购买力。因为可以不劳而获，谁也不思生产，整个社会的净损失必定是产量下滑。由于每个人能买的东西变少，可以供应的东西减少，工资和所得一定在实质上是下降的，要么是实际金额减少，要么是生活费用升高，或二者同时发生。
要是我们强制抬高某种农产品的价格，同时并不实施人为的限产政策，那么价格过高的农产品不仅卖不出去，并且随着产出而越积越多，直到那种产品市场走向崩溃。政府不干预还不至于产生如此严重的后果。另一种情形是，其他不受限产计划管制的生产者，在人为高价的刺激下，会争相大幅增加其产量。在英国的橡胶生产限制计划和美国的棉花生产限制计划中，都发生过上述这种事情。这两个计划都导致价格最终暴跌，与其陷入灾难还不如不实施限制计划。一开始急吼吼制定“稳定”价格和稳定经济的计划，结果反而造成价格不稳定，相反，市场的自由力量根本不可能造成那么极不稳定的后果。
然而，不断有新的国际商品管制计划被人提出。他们宣称，这一次，我们会避免一切过去犯过的错误。这一次，设定的价格不仅仅对生产者“公平”，对消费者同样“公平”。这一次，生产国和消费国都会理性地来对待这个计划，并对设定的价格协商一致。尽管一些人对此抱有怀疑，甚至冷嘲热讽，但我们在设定价格时，一定会“公正”分配各国的生产量和消费量。最后，一定会出现伟大的奇迹：这个实施超级国际管制和强制计划的世界，也会变成“自由”国际贸易的世界！
政府规划官员在这里所说的自由贸易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弄不清楚，但是他们的言下之意不包含哪些事情，我们倒是相当确定。他们的意思绝对不是说，平民百姓可以自由地从事买卖或者借贷，自由谈判价格或利率，自由出入他们觉得收益最大的地方。他们的意思绝对不是说，平民百姓可以自主决定产量、可以自由移民、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资本和财物。我怀疑他们的意思是说，由官僚来替平民百姓决定这些事情，并且告诉平民，服从计划奖赏将是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如果规划官员将国家主宰、控制全民经济生活的观念，绑定到国际合作的观念之中，那么未来的国际控制很有可能会像国家控制的情形：一般人民的生活水平，随着他们的自由的缩减而每况愈下。
第17章 政府管制价格
我们已经谈过了政府把商品价格限定在自由市场水平之上的做法，看到了由此造成的一些影响。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政府将商品价格限定在自然水平之下的做法及其结果。
这种限定价格的做法，各国政府在战时几乎都实施过。战争期间，整个经济由国家来掌控是必须的，我们在这里不会去探究战时管制价格的学问，要去探究就必须考虑战时的复杂状况，这会使我们远离本书所关注的主题。不过，不管战时管制价格的做法明智与否，几乎所有的国家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在实施价格管制，即使当初启动价格管制的理由已经不复存在。
战时通货膨胀压力是政府启动价格管制的主要理由。本书撰稿时，大多数国家安享和平，每遇到通货膨胀压力升高，各国政府总会萌发管制物价的念头，即便有的国家并未立即实施。虽说管制物价在经济上一定有害（无论破坏还是损害），不过对于政府官员至少具有一项政治上的好处——管制价格等于暗示物价上涨应归咎于企业家的贪婪，官员们往往只字不提政府实行的货币政策才是造成通货膨胀压力的主要原因。
我们先来看看政府以低于自由竞争市场的价格，限定单一商品、或者一小部分商品的价格时，会发生什么事。
政府准备只管制一小部分商品的最高价格时，通常会选择那些关系到民生的必需品，官员们会说，确保穷人能够以“合理”的价格，买得起他们必需的面包、牛奶和肉类，这比什么都重要。
压低生活必需品价格的说法，往往是这样提出来的：如果我们任由市场去决定牛肉的价格，价格会被争相购买的消费者推高，这样一来，只有富人才买得起。人们得到的牛肉只与他们的购买力成比例，而与他们的基本需要不成比例。如果我们压低牛肉价格，每个人都能得到公平的一份。
请注意，如果搬出“基本需要”来说事，那么政府完全可以把价格降到底。例如，政府打算把牛肉价格从每磅2。25美分降到1。50美分，若借口是前者由购买力决定，后者由基本需要决定，这就说不通。因为，只要牛肉还需要拿钱去买，所谓“由购买力而非需要决定”（purchasingpowerratherthanneed）的论调，把价格定在哪一档都说得过去。只有在牛肉免费奉送时才不适用。
政府出台限定最高价格的措施时，往往强调是为了“维持生活费用不再上涨”。这个说法预设了有个 “正常” 的或神圣不可侵犯的特定价格存在。这个特定价格或以前的低价格，被视为“合理”，比它高的任何价格都“不合理”，而不去管特定价格设定之后，生产或需求状况所发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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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这个主题时，我们必须假设市民的购买力大于商品的供给，并且政府限价低于自由市场价位。因为，要是假设政府把价格刚好限定在自由市场价位，那就和根本不实行价格管制没有两样。
当商品价格被人为限制在它的市场价位之下时，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两个结果。第一是导致受控商品的需求增加。由于该商品变得便宜，图便宜的人会更多，人们也买得起更多。第二是导致受控商品供给减少。由于人们买得更多，该商品势必供不应求。但是生产积极性却遭到打击，降价致使该商品收益率降低，甚至做不出利润。边际生产者被迫出局。即使最有效率的生产者也可能亏本经营。这种事情就曾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过，当时的屠宰场在美国的物价管理部门要求下，以低于购买活牛和雇用屠宰加工工人的成本的售价，持续屠宰和加工肉制品。
如果政府暂不采取其他措施，价格限制将造成受控商品缺货。这恰好与政府价格管理部门的本意背道而驰。因为那些被选定的限价商品，都是政府最希望其保持充足供应的商品。然而价格管理部门的做法却有问题。价格限制直接限制了生产者能赚取的工资和利润，间接限制了受控商品的产量。当受控商品只包括生活必需品而不包括奢侈品或其它非必需品时，政府其实是在鼓励厂家放弃生产必需品，转向去生产非必需品。
政府价格管理部门迟早会认识到这一点。为避免产生上述结果，他们接下来会采取其他各种办法和管制措施。这些措施包括配给制、成本管制、补贴和全面管制价格。我们来一一讨论这些措施。
当限价政策致使一些商品出现明显的短缺时，多占多得的人肯定会遭到围攻。例如，有钱人被指控得到的必需品“超过公平份额”；要是受控商品是生产用的原材料，就有公司会被指责为“囤积居奇”。鉴于此，政府会推出一套规则，规定谁有优先购买该商品的特权，或者由政府机关决定分配给谁，分配多少，如何分配。如果实施配给制度，就意味着定量供应，每位消费者最多只能得到自己那份定量，想多购买都不行。
总之，一旦采取了配给制度，就意味着政府采取的是双重价格体系，或者是双重货币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每位消费者除了持有一定数量的钱币，还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票券或“额度”，才能买到东西。换句话说，政府限价市场试图通过配给，去执行自由市场通过价格所做的部分工作。之所以说只是“部分工作”，是因为配给只限制需求，并不刺激供给，而价格上涨即能限制需求，又能刺激供给。
为了保证受控商品实现持续供应，政府可能扩大管制受控商品的生产成本。比方说，为了压低牛肉的零售价格，政府可能限定牛肉的批发价格、屠宰场的牛肉价格、活牛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