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6月22日信函）。在制作这些标本时，请来日本病理学专家，让他们从事整理标本内容、实验说明以及病历等方面的作业。“费尔报告”的结论是：“……恐怕在分析了各种报告之后，我们能够进行得到解答的特定审讯。在大量生产、气象学研究以及实战用武器方面等，我们显然比日本高出好几档……然而，活体实验方面的资料，如果把它同我们及联合国动物实验的资料联系起来使用的话，那将是非常有价值的。病理学研究和人类疾病方面的其他情报，对于研制炭疽菌、鼠疫菌、马鼻疽菌等真正有效疫苗的尝试也许很有价值。”
为了扩大费尔对活体实验调查，“分析各种报告之后进行特定的审讯”，埃德温·V·希尔和约瑟夫·维克托于同年10月28日抵达日本。希尔从10月29日至11月25日进行了审讯调查。其结果于1947年12月12日向华盛顿国防部化学战部队长奥尔顿·C·维特提出了“关于细菌战调查的概要报告”。正如报告中记载的那样，先后审讯了研究喷雾的高桥正彦、金子顺一和研究斑疹伤寒的笠原四郎、北野政次和石川太刀雄以及另外两人，还就25种细菌审讯了石井四郎、太田澄和增田知贞等共22名医生。报告中写道：“被审讯者主动地提供情报这一点是值得注目的。在审讯中，没有人提出免除战犯罪责的要求。对于石井四郎同美国的交易——即如果美方用文件保证石井及部队人员免除战犯罪责的话，他们就详细地供述细菌、化学战研究计划，围绕着细菌战情报是否作为战犯的证据问题，最终美国本国于9月8日致麦克阿瑟的电报中，传达了下述事实：‘为了安全保障，不应追究石井与有关人员的战犯罪责，也不应留下许诺，而应按照以往的方法，一个不漏地获取全部情报，务必继续进行工作。’”
“希尔报告”在“各项结果”的项目中一开头说：“在日本细菌战报告中，我们不仅获得了有关以前提出的主题追加情报，而且还收集到日本彻底研究过，但尚未报告的许多有关多种疾病的情报。”强调不仅获得了费尔调查的追加情报，而且还收集到了许多费尔没有报告过的关于利用细菌进行活体实验的新情报。本书虽然没有收录在内，但在费尔的调查中，“业巳报告过的”有炭疽、喷雾（烟雾剂）、霍乱、马鼻疽、鼠疫植物疾病、沙门氏菌、孙吴热、破伤风、肠伤寒、副伤寒；“没有报告过的”有肉毒杆菌、布鲁（杆）菌、消除毒气、河豚毒、瓦斯坏疽、流行性感冒、髓膜炎、粘蛋白、天花、森林壁虱脑炎、肺结核、野兔病、恙虫病等。在总论之后，还附有相当于分论的按细菌分类的69页审讯记录，本书巳将其部分要点收录进来。这些单个的审讯记录中，有的还记录了在活体实验中死亡的人数。在审讯记录中技术上的详尽程度令人吃惊。美国究竟为什么要做如此详细的审讯，那就不言而喻了。
本书在第二章中指出的问题，集中体现了对活体实验审讯调查的目的，这一点尤为重要。也就是说，“希尔报告”是作为“由注射细菌性传染病的病原菌而显示的人体患病率的结果而得出的”情报，“关于活体实验受到的良心谴责，我们在实验室里是没有的”，“获得这些数据所花的费用为25万日元”，而“日本科学家们花费了数百万美元和数年的研究才能取得。我们以极为便宜的‘零头’就取得了”。这样，通过美方的调查，731部队活体实验的研究成果一点不漏地全部到了美国人的手里。
以上证明了出现在《恶魔的饱食》（第二集）中的美方资料在美国整个调查中的地位。同时，再次确认本书在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研究工作受到制约的条件下，挖掘和选择出了极其超前的资料，并进行了卓越的分析。本书通过731部队人员的供述，说明活体实验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而美国方面以免除石井等干部的战犯罪责为条件，为获取活体实验的成果不遗余力。这已为庞大的美方资料所证实。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本书对历史学家也提出了忠告。他们首先必须向许多读者说明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恐怖，同时让他们重新下定决心，必须防止它的重演＇本稿的出处全部省略，但可参阅松村高夫、金平茂记著《〈希尔报告〉——关于731部队活体实验的美方调查报告》（上），《三田学会杂志》，1991年7月号＇。
序：写作第三集的意图
终于迎来了执笔写《恶魔的饱食》第三集的时刻。本来，我打算更早一些时候进行这项工作。
这是由于突然发生了笔者预料不到的《恶魔的饱食》（第二集）误用照片的问题。为了查明事实真相，应付这一事态，同想以这件事为借口，趁火打劫“搞垮《恶魔的饱食》”者进行斗争，出于无奈，把开始执笔写第三集的时间大大推迟。在这里，向各位读者深表歉意。
关于误用照片问题的原委，已在《文艺春秋》月刊（1983年1月号）上发表。由于这一事件，不仅成为“问题”的第二集，甚至第一集也不得不停止发行了。另外，预定出版的演讲、论文等的汇编集《不再重演恶魔的饱食》也无限期地延期出版了。
这一切都是在作者不知道的情况下发生的。我集中精力写《恶魔的饱食》的意图是：揭发日本军国主义所犯下的过错，把战争的真实情况告诉不了解战争的下一代，以防止重蹈那些悲惨而又愚蠢的覆辙。但是这一意图被歪曲了，《恶魔的饱食》成了那些不乐意揭发日本军国主义，企图复活军国主义势力的攻击目标。
由于我借《赤旗》报发表这部作品，加之我的秘书兼合作者下里正树又是《赤旗》报记者的关系，有人就说《恶魔的饱食》是日本共产党的政策宣传。事实上，《恶魔的饱食》是根据我既不“左”也不“右”的个人信念写成的。
支撑我写作《恶魔的饱食》的信念是希望在反对军国主义、维护和平与民主而努力的基石上添加一块石头（堪称是夙愿）。这同“左”、“右”的影响毫无关系。
对一个作家来说，为重新唤醒一时不得不停止发行的《恶魔的饱食》而写完第三集，比澄清误用照片问题责任更为重大。
虽然一时处在难于同读者再次见面的困境之中，但是，在此开始执笔写第三集，又有机会同各位读者再次见面，作为笔者来说，内心无比軎悦，感慨无限。
本书即将付梓时，《恶魔的饱食》第一、二集也会以新的面貌出版。
通过执笔第一、二集，想去看看731部队的根据地——平房的心情更加强烈。
以原部队人员的证词和航空照片为基础，通过原部队人员绘制的精密的“全图”，在我的脑海里已形成了一张731部队设施想象图，甚至连做梦我都看到了它。
但是，想象图终归是脱离不了想象的范围。731部队最早设置在哈尔滨市近郊背阴河的附近是1933年。从1938年6月开始，在哈尔滨以南约20公里的地区划出了约6平方公里的大规模军事特区。这一地区当时被称作滨江省平房。在这里，他们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建成部队的各项设施。
然而，关东军“划定”军事特区的这一地区是别国的领土，并不是日本固有的土地。在平房原来就没有居民吗？如果有的话，这些人到哪里去了呢？征用土地和房屋时，日军是否进行过补偿呢？这些人现在怎么样呢？有人说731部队为当地的医疗、防疫做出过贡献，当地人对731部队留下的记忆和印象又是怎样的呢？
本书第一、二集是根据加害者一方有勇气的证词写出来的。但是，731部队是一支规模庞大的部队，组织内部的分工很细，每个部队人员分工的范围很狭窄，是很专业化的，因此，原部队人员中就有人怀疑，说“731部队真的干过那么残酷的事情吗”？“仅靠听说就能写出《恶魔的饱食》吗”？
为了确认731部队的所作所为，最可靠的方法就是实地调查。如果731部队没有犯过任何罪行的话，那么，就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如果731部队对当地的医疗做过贡献的话，那么，也许当地的居民会有所感谢。
只收集加害者一方的证词而不听取受害者的呼声，那等于是车子少了车轮，太片面了。
到当地去，能否听到受害者真实的声音呢？据传闻，“马鲁太”全部被屠杀，没有一个幸存者，但果真是如此吗？即使没有幸存者，难道没有遗族吗？无论如何我要亲自去确汄731部队的“现场”。
1982年9月，中国大使馆正式发来了同意入境的通知。我们是在这一年春天申请入境访问的，由于下里是《赤旗》报记者，所以，中国方面的答复来得晚一些。
中国方面的条件是：下里先生不以《赤旗》报记者的身份，而是作为我的秘书随我赴《恶魔的饱食》现场采访。此外，可带一名翻译随行。
我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希望调查的项目和访华的条件。希望调查的项目如下：
一、设施（遗迹）：
1。哈尔滨市内及近郊731部队有关的各种设施、建筑物，尤其是日本领事馆（1936年前）哈尔滨宪兵队本部、731部队第三部遗迹；
2。平房的遗迹及附近的农村；
3。长春：孟家屯第100部队遗迹；
4。沈阳：中国（原满洲）医科大学北野政次（19421945年任731部队部队长）的足迹；
5。北京军事博物馆；
6。如果日程允许的话，访问孙吴、海拉尔、牡丹江、林口等731部队各支队及安达实验场的遗址。
二、采访受害者、遗族及有关人员。
三、战争结束时，731部队撤退以后，可能遗弃在当地的实验标本、记录、照片、实验器具和其他一切有关资料以及听说中国政府公安部保存着的原部队人员的口供记录和名单。
四、平房设施遗迹在战后的发展情况，目前利用状况，测量记录，平房当地历史及解放后的照片。
五、据传，朝鲜战争时美军在中国领土内使用了细菌武器，当时的调查记录以及据传当时从事细菌战的美空军士兵俘虏的口供记录及录音带等。
我们大致提出了以上“贪婪”的要求，访华的条件是：
1。访华的全部费用由我负担；
2。日程全部根据我的想法来拟定，变更自由；
3。对采访事项的执笔内容不加任何限制；
4。翻译随我同行。
我们提出上述要求以后，中国方面全部应允。在实现访华计划之前，我多次同中国大使馆进行沟通，并得到了中国蔡子民和张玉良两位先生，还有野村礼平先生和多和辉雄先生以及其他希望匿名的各位人士的热心帮助。
另外，中国作家协会提供了访华期间在各城市内采访用的车辆，在这里向各位表示诚挚的谢意。
我们一行，除我之外，还有下里正树和翻译，共三人（翻译是东京女子大学中国语讲师德永淳子）。1982年9月14日，在期望的访华出发前夕，我们抑制着首次访华的激动心情，住在成田机场的旅馆，准备翌日早晨出发。
第01章 北京的早晨
——同朝鲜战争的关联
自行车的洪流
那天夜晚——1982年9月14日晚11时左右，我在成田机场的旅馆里接受了日本经济新闻记者的突然采访，才知道误用照片的事情。
为了准备翌日清晨的出发，我刚刚躺下。这一突发事件对我和下里先生来说，简直如同晴天霹雳。
此后，这一事件的原委各媒体都做了报道，正如在《文艺春秋》杂志发表的那样，所以在这里不再赘述。面临这一问题，必须做出选择的是：是按预订计划出发，还是延期访华呢？中国方面等待我的访华并已做好了一切接待准备。明天的访华，是两国许多有关人士的协助和好意的结晶。
如果无视这一切，那么，就会前功尽弃，失去中国方面的信任；如果错过这个机会，就无法再次到731部队遗迹进行现场采访。据说中国方面为了我，在平房收集了许多珍贵的资料，还找到了一些证人，正在等着我呢！
当天晚上我们已处于箭在弦上的状态之中，中止出发，事实上已不可能。我们不顾在日本即将蔓延的火种，迫切希望尽快赴731现场进行调查。
从成田机场起飞不到5小时，我们降落在北京国际机场。这里比东京时间仅慢1小时，气温比较高，令人有一种“秋老虎”的感觉。9月至11月期间，北京连日放晴，据说是全年中最适于旅行的时间。
这里湿度低，天气晴朗，候机室里穿短袖白衬衣的人很多。在候机室入口处，有一男一女来迎接，女的用日语说：“欢迎光临，我们正等着你们呢！”
这两位是我们访华期间的全程陪同，负责照顾我们。他们当中一位是中国作家协会对外联络部办公室主任林绍纲，一位是翻译李梅子。
林先生是一个高个子，略瘦，肤色浅黑，表情严肃，但使人感觉和蔼可亲。林先生走起路来稍微有些驼背。我没有问过他的年龄，估计50多岁，英语会话水平和我差不多。
李梅子看上去20几岁，作为中国妇女来说，个子比较高，身材苗条，短发童颜，脸上长着一些雀斑，一副十足的稚气，但听说她巳是有一个孩子的30多岁的母亲。她和所有的中国妇女一样，完全不化妆打扮。
互致寒暄之后，我们乘上来接我们的小面包车驶往市内。由于中国作家协会的关照，免去了过海关的手续。从机场到市中心约48公里，乘车需1个小时。
汽车快速地急驶在笔直的大道上，道路两侧全是一望无际整齐的杨树和榆树。在日本东京近郊像这样伴随着绿地的笔直大道是没有的，令人产生了一种确实来到了中国的感慨。
马路上汽车和自行车逐渐增多。汽车从郊区驶往市中心。骑自行车的旁若无人的姿态，令人吃惊。他们堂皇地行驶在马路中间，即使遇到红灯，或者汽车逼近，也毫不在乎地穿行过去，似乎马路是专为他们修的。随着驶近市中心，自行车成了群，汽车在自行车群中快速穿行，有好几次我觉得“快碰上了”，不禁闭上了眼晴；司机习以为常，巧妙地躲着，但仍然保持着一定的速度。
经过城市的主要道路长安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