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华北防疫给水部（北京）
c。华中防疫给水部（南京）
d。华南防疫给水部（广东）
e。南方军防疫给水部（新加坡）
这些非机动防疫给水部设施，分别配属给各方面军司令，置于关东军总司令的直接指挥之下。
机动防疫部，由海外战区的野战防疫给水部、师属防疫给水部以及日本本土师属防疫给水部和军管区防疫给水部组成。和防疫给水部的固定设施一样，机动部队也分别配属给各部队组织，置于该部队长的直接指挥之下。到1938年7月为止，编成18个师属防疫给水部，
分别在各师辖区内活动。随着日军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增设了机动部队。防疫给水部的部队从军医部分离出来，是独立的部队。军医部仅仅是分别对军司令就医疗问题发挥咨询作用。
关于上述各项中的c，由于南方派遣军是1941年11月6日才建立的，因此，令人觉得石井的记忆有错误。e项所列机构是后来建立的。
五、防疫给水部的任务
防疫给水部各部队，被赋予下述任务和责任：
a。非机动防疫给水部——预防传染病和研究给水；生产与供应细菌制品；生产、修理与供应防疫给水器材及设备；实施与指导防疫给水措施；开展防疫给水教育；进行物理、化学考试；负责安排传染病患者的入院与治疗。
b。野战防疫给水部——防疫巡逻与侦测水源；实施与指导防疫措施；进行水质检查与侦测毒物；消毒与健康诊断；供应净化水；修理卫生滤水器；开展防疫与供应净化水的有关研究。
c。师属防疫给水部——它是师属的部队，和野战部队虽负责有同样的任务，但不包括研究与教育。
在无法控制传染性疾病的发生时，在野战部队与师属部队的分担区域内发生异常疾病或事件时，由固定防疫给水机构派遣人员和设备协助处理事态。
六、关于防疫给水部
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从1936年建立时起直到战争结束，一直由石井将军指挥，其任务是执行日军研究细菌战的开发计划。除1942年8月至1945年3月期间北野政次将军取代石井任部队长外，这支部队的细菌战活动，一直由石井直接指挥。显然，石井只对日军统帅部负责，关于防疫和净化给水方面的问题，他从属于关东军司令，而细菌战活动的实施，石井显然是自由的。石井说，细菌战问题是极高的机密，因此未能提出正式的报告。
在回答他被解除部队长职务的原因时，石井说，这是为了要取得晋升陆军野战勤务所需要的中将资格。据他的看法，这是由于要任命他为第一军的军医总监而不希望他继续进行细菌战的研究工作。总而言之，这项研究的主要开发项目，于1942年底业已结束。由于石井的影响，至少在北野政次将军领导下，研究工作有某种程度的继续。
关于解除石井部队长职务的理由，在第一集中已作了详述。主要是由于陆军参谋总部特别监察的结果，察觉他在63号大礼堂的建设费上有违反财务规定的问题。
关于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与其他防疫给水部及部队的关系，石井在供述中强调，他不是整个日军防疫给水部队的总司令，所以不了解其他方面军防疫给水部的活动情况。
石井说，在细菌战活动方面，陆军省没有给他下达过任何正式指令，也没有拨下具体的预算，而是把防疫和给水方面的研究预算挪用于细菌战研究。石井估计，挪用于细菌战研究的资金，只占预算总额的1％～2％。（作者注：据另一信息来源称，防疫研究预算每年约为600万日元）。但是，石井的估计，和他后来说的约20％的预算用于细菌战是不一致的。
石井在受审中竭力想给人们这样一种印象：即，细菌战研究规模极小，只不过是作为防疫给水研究的一部分来进行而已。他反复强调的是，进行细菌战攻击面的调查研究，唯一的目的在于了解细菌战的潜在能力，查明从防疫给水的角度必须采取怎样的防御措施。
关于这一问题，受审的全体人员做出的一致回答是，天皇不知道日军的细菌战活动。石井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细菌战是非人道的，主张采取这种战争方法，是会玷污天皇的德行与慈悲的。”他还说，“如果天皇知道有这种活动，会加以禁止的。”’
尽管石井说，细菌战研究仅是关东军给水部的很小的一部分，是在“没有正式指令”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从其研究规模和进展来看，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细菌战的研究开发，是大规模、全面地实施的，是一直得到正式认可，得到最高军事当局支持的。
在这一问题上，石井竭力给人以“细菌战研究的规模极小，是作为防疫给水的一个部分实施而巳”的印象，但是，美国方面巳看透了这一点，认为“研究开发是大规模、全面地实施的，是一直得到正式认可，并得到最高军事当局支持的”。
石井供称，其目的是了解细菌战的潜在能力，以便弄清防御措施，但是又说“细菌战是非人道的，如果天皇知道石井部队活动的话，会加以禁止的”，暴露出他的供述也是自相矛盾的。报告接着记述了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机构、人员和任务，这些内容完全重复，予以省略。
七、涉及了平房的设施
在平房设施建成之前，开展初期研究时，曾经利用过哈尔滨的小研究所。平房设施建成以后，哈尔滨研究所主要用于制造和修理净水设备。石井将军开发的硅藻土管型滤水器，已作为日军制式野战装备而得到采用。哈尔滨研究所烧制硅藻土过滤器的设备，也用于制造“宇治型”细菌炸弹的陶瓷弹壳。
石井说，细菌战的调查研究，并非由平房的固定的组织来进行的，而是根据特定的计划或实验的需要，从各部抽调人员临时配属在一起。计划或特定阶段完成以后，人员立即解散，返回各自的原部门。
关于制造陶制弹壳的地区，据《佐贺新闻》最近的调查，佐贺县藤津郡盐田町是制造地区之一。1983年1月14日该报报道称：
发现弹体的地方，是该町中街道政府职员贞包贞利（57岁）的家里。从明治初期到1950年为止，贞包家持续三代经营制陶所。贞利的父亲贞次（1969年82岁逝世）说曾经接受军部的委托烧制过陶瓷弹壳。根据父亲的叮嘱，贞利在家中只珍存着一个。
这种弹壳还有一个，保存在住在久留米市的长子贞悟家中（61岁），加在一起也只有两个。弹体长约50厘米，尖头圆筒形，直径20厘米，厚约5毫米，顶部有一个螺旋盖，从这里灌进细菌溶液。
已故贞次的妻子贞包金（87岁）和贞悟作证说：“1938年、1939年时，委托是通过町内窑业指导所进行的。军方的人从东京来到这里住下，工厂的窗户全部封死，从外无法窥见。制品是悄悄地挟着在火盆中烧制的。烧好的弹体，要逐个进行严格检查，稍有一点毛病就将它粉碎，埋在深山里。成品仔细地放入画有红十字符号的木箱里，然后用军用卡车拉走。”
烧制工作对孩子和家人也彻底保密。在当地的人中传说：“战争快结束了，铁的原料供应不足，大概是用陶瓷做炸弹吧。”
制造了多久，贞包巳记不清，大约半年左右。后来以担心泄密为理由而迁往别处。此后，在哪里制造，是否还有其他的制造所，都不清楚。
盐田町把天草产的石灰石和陶石卸下后，在町内加工成陶土，向盐田町的窑业供应原料。731部队也许着眼于把盐田产的陶土作为细菌炸弹的原材料吧！这样，“宇治”型的命名则另有原因了。
所谓“哈尔滨的小研究所”，是指直到战争结束前，731部队的第三部通称为“南楼”的那幢建筑而言。它位于滨江火车站附近，在今天的南通大街，靠近哈尔滨陆军医院。
关于第三部制造的细菌炸弹，我将在后边叙述。但用陶瓷做弹壳是石井四郎的一项独创发明。如果使用通常的钢铁弹壳，需要填充大量的火药，爆炸时的高温，使鼠疫菌、跳蚤和老鼠都会被烧死，而且在地面着地点会留下证据；而他发明的硅藻土制的炸弹壳，以低温、少量的炸药爆炸，弹壳变得粉碎，满足了既不留证据，又不会使细菌致死的要求。如果在盐田町发现的弹壳是细菌炸弹的话，那么，仅靠哈尔滨小研究所的制造设备巳无法满足需要，也许是盐田町的陶土适合制造这种弹壳。
接着，报告叙述了“攻击性细菌战活动”。
八、攻击性的细菌战活动
a。开展细菌研究。从细菌战的角度研究了肠伤寒及副伤寒、霍乱、赤痢、炭疽、马鼻疽、鼠疫、破伤风和瓦斯坏疽等病源菌及过滤性病毒、立克次体等等。石井说，在野外实验中用做武器的细菌，只限于无传染性的B枯叶菌和B灵菌。马鼻疽的野外实验，只进行过一次，不了解这一实验的性质。由于感染的危险和马鼻疽牺牲了一个人，所以，没有进行更多的实验。关于马鼻疽的研究，限于努力开发其免疫剂和治疗用软脊。石井否定使用过P鼠疫的野外实验。他说，鼠疫研究限于研究室内的理由是，担心它的反作用和啮齿类的扩散。
我们询问石井在攻击方面最有效的细菌是什么时，他说，这只能是推测，特定细菌的效果取决于有关地区的气候及在该地区实施的卫生措施如何。
b。大量生产细菌。石井发明的培养箱用于大量生产疫菌用的细菌，是细菌战野外实验用的细菌生产手段。这种培养箱是由双重门的硬铝箱组成的，箱内在固体培养基上放有一个表面培育细菌的浅盆。通过浅盆带有盖子的门，向空间灌进培养基溶液，就会自动地敷上一定厚度的培养基，然后用棉棒植上细菌。增殖菌则用一个很小的金属棒取出。为了进行大量生产，使用三四十个培养箱。
在附近日军医院技术人员的支援下，石井表演过培养箱的使用办法：使用7升标准寒天培养基溶液，把培养箱倒下，从门的洞口灌入培养基，然后把培养箱再扶正，在各浅盆中自动形成9毫米厚的增殖菌；在另一个培养箱内，事先植入B大肠菌，可以取得160克的液体状态的表面培养菌。
使用这种培养箱，比利用标准研究室设备生产的效率高，可以进行大量生产。石井说，研究开发这种培养箱，主要是为了满足日军野战必需的各种疫苗日益增大的需求。绝对没有生产细菌和大量储藏，也没有进行过战术上的使用。
c。撒布方法。在平房研究过的撒布细菌战用的细菌的方法，包括下述几种：①炸弹；②炮弹；③从飞机上喷雾。研究开发有效撒布传染性细菌的方法，主要精力集中在细菌炸弹上。改造炮弹和从飞机喷雾的预备实验，进行过二三次。
在这里所谓的喷雾，是把含有细菌的液体雾化之后喷射烟雾剂。从空中把变成烟雾的细菌撒下来，人是无法逃走的，这是石井中将研究出来的，是一种卓越的想法。利用这种方法，传染病的自然感染途径变成了人为的。
①炸弹：到1940年为止，共研制出九种从飞机上投下的可供撒布细菌用的炸弹，并进行了野外实验。其中，包括制造地面污染、传染云的炸弹，利用污染弹片和利用榴霰弹的受伤感染制造对人伤害的粉碎弹药。最早的弹药，是利用化学战炸弹改造而成的，后来，根据独自设计研制了炸弹，包括利用导火线爆破的陶瓷弹壳和玻璃弹壳的炸弹以及瓦斯喷雾炸弹。
玻璃制炸弹是耐人寻味的。在731部队的一角设有一个玻璃工房，并配属了制造玻璃工艺的名匠。许多部队人员都记得那里的老工匠们。他们用铁制的吹竿，蘸上玻璃溶液，自由自在地吹成各种瓶子和陈设品。
731部队里有玻璃工艺名人的原因，可以认为，这是为了制造烧杯、烧瓶等要求精密的玻璃实验用具，但是，估计它同报告中提到的“玻璃弹壳”有着微妙的关系。
按照石井的说法，这些炸弹都是在没有正规兵器人员的援助下，利用平房设施内和哈尔滨研究所内的设备，由石井部队人员研制开发的。石井承认，如果得到炸弹专家的合作的话，那么，弹药开发工作可能会取得更大的进展。后来，经过改造成专供细菌战用的炸弹、炸药和信管等都可以通过正规供应渠道取得。在平房开发的各种炸弹的主要缺陷之一是信管不好。按石井的说法，全都是利用老式炮弹的信管改造而成的。
石井强调说，这些炸弹都是供应实验用的样品。生产的数量足以证明它的实用性，也足以了解针对同样兵器所需采取的防御措施。石井提供的下述炸弹生产数据，同石井的主张对照起来看，是令人吃惊的。
石井谈到的野外实验中使用的炸弹数量是不准确的。他说，各种炸弹只进行了极少次实验。估计剩下的炸弹，在撤离平房之前都已被销毁。开发和实验最初的弹药是1937年。从这一事实来看，到这时为止，日军显然巳相当频繁地进行过细菌战领域的活动。
石井在谈及日军的活动时，矢口否认其他报告中谈到的“母子”无线电炸弹和“符号——7”（7型）炸弹的存在。1942年以后已不再继续开发弹药。据石井说，是由于至1943年巳感到物资匮乏的缘故。1944年由于物资供应不足，人员不断调往前线，平房设施已处于“停息状态”。
所谓“母子炸弹”，是第九技术研究所权藤中尉于1944年设计的。正如字面所表明的那样，它是由母子两个炸弹组成的。它的设计是：“母弹”装有无线电发报系统。它通过电波和“子弹”相联结。投下“母弹”时，同空中的“子弹”持续保持数十米间隔。当“母弹”抵达地面爆炸时，电波的发送系统停止工作，促使“子弹”在距地面最近距离的空中爆炸。通过母子的配合，可以在一定高度喷雾污染。
据有关人员的证词，这种炸弹只试制了一套，未能进入实用阶段，就迎来了战争的结束。至于“符号——7”型，情况不详。
石井认为“波”型炸弹和50式“宇治”型炸弹，是在平房开发的炸弹中最有希望的两种。如果克服它的缺点，由武器专家加以改进的话，那么，这两种炸弹能够成为有效的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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