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在喜剧中看到的对他进行的嘲笑和带有大量讥讽的谴责，都是在谴责他们攻读几何学、研究气象、探索地图、观察聚光镜，而他那个时代却由于一种可惊的纯朴性，只根据阿里斯托芬的一篇笑剧就把最遥远的东西传给了我们。
苏格拉底只是想告诫人们，要把自己限于自然界置诸他们的能力范围以内的东西；要对自己的每一步都确有把握，然后再去尝试新的一步；要研究自己周围的领域，然后再冒险去把自己投入未知的领域。
苏格拉底之死是人类史上一桩重大的事件；它成为标志着哲学与迷信之间的那场战争的第一次罪行；那场战争仍在我们中间继续着，那是同一个哲学在反对人道的压迫者的战争，而焚烧一座毕达哥拉斯派的学园就标志着那个时代。这类战争的历史会成为人类史表中有待于我们继续去探索的最为重要的部分之一。
祭司们怀着阴郁的心情看到：人类在努力完善自己的理性和追索根本的原因时，认识到了祭司们的教条的全部荒谬、他们那些仪式的全部夸诞、他们的神谕和他们的奇迹的全部欺诈。他们害怕哲学家向与他们的学派频繁接触的学生们揭穿这个秘密；害怕它从哲学家们那里传给所有要想获得权威和威信而不得不赋予自己的精神以某些文化的人们；而且害怕这样一来，祭司的帝国就会很快地缩减到那类最粗鄙的人民，而且那类人本身也将以不再受蒙骗而告结束。
虚伪受到了震惊之后，就赶忙控诉哲学家们不敬神，为的是使哲学家们没有时间可以教导人民说，这些神原来都是他们祭司的制造品。哲学家们要躲避这种迫害，就按祭司们自身的先例而采取了一种两面派的学说的办法，仅只是向经过考验了的弟子们传授倘若过分公开便会刺伤流俗的偏见的那些见解。
但是祭司们却向人民提出，哪怕是最简单的物理的真理也是亵读神明。他们控诉阿那克萨哥拉居然胆敢说，太阳比伯罗奔尼撒更大。
苏格拉底也未能逃脱他们的打击。雅典已经不再有伯里克利来保卫天才和德行了。何况，苏格拉底更加是罪责难逃。他仇恨智者们，他要把错误的哲学引回到更有用的目标的那种热忱，就向祭司们宣告了只有真理才是他的研究的鹊的；而且他并不是要强使人们采纳一种新体系，强使别人的想象屈服于他自己的想象，而是要教导人们去运用他们自己的理性；而所有这些罪行，却正是祭司们的骄妄所最不懂得加以宽恕的。
就在苏格拉底坟墓的脚下，柏拉图宣讲着他从自己老师那里所接受的教诲。
他那迷人的文风、他那光辉的想象、那些开心的或是庄严的提纲挚领的表述、那些机智而尖锐的情趣——这些在他的《对话录》里就把哲学讨论的枯燥无味一扫而空；他懂得在那里面传布温和纯净的道德箴言，他善于安排他的人物行动并使每个人都保持自己的特性。所有这些优美都是时间和见解上的革命所不能抹杀的，然而它们无疑地也就恩准了那些经常地构成他著作的基础的哲学梦和那种对字汇的滥用，而这正是他的老师屡次谴责于智者派的，苏格拉底并未能保护他这位最伟大的弟子免于这一点。
我们读到他的《对话录》时，会惊讶于它们竟然是一位哲学家的著作，这位哲学家在他的学说的大门上安置了一行刻字：禁止任何没有学过几何学的人入内；而以那么大的勇气在传播这些如此之空洞又如此之轻浮的假说的那个人，竟然就是这样一个派别的创立人，——在那里人们第一次要使人类知识的确凿可靠性的基础受到严格的检验，并且甚至于是最开明的理性都要加以尊重的那些知识也呈现了动摇。
但是，如果我们想到柏拉图从不曾以自己的名义讲过话，而且他的老师苏格拉底总是以一种怀疑的谦逊在那里发言，那么这个矛盾就不存在了；各种体系在那里面都是以它们的作者、或者柏拉图以为是它们的作者的那些人的名义提出来的；同样的，这些《对话录》也是一所怀疑主义的学院，并且柏拉图善于同时既表现出一个喜欢组装和发挥漂亮的假说的学者的大胆想象力，又表现出一个纵心于想象而又不使自己被想象所引诱的哲学家的保留态度；因为他的理性是被健全的怀疑所武装的，懂得保卫自己免于幻想，哪怕是最有诱惑力的幻想。
这些学院继承了这位大师的学说，尤其是他的原理和主要的方法，但他的继承者们却远不是奴才式地追随他；这些学院具有的优点是能通过一条自由的博爱纽带而把专心钻研自然界的秘密的人们都聚集到他们中间来。如果说老师的见解过分经常地享有权威（而权威本应该是仅只属于理性的），如果说这一体制因此而中止了知识的进步；那么在一个印刷术尚未为人所知、而即使手抄本也是十分罕见的时代里，它就有助于更加迅速和广泛地传播知识。这些伟大学院的名望招致了全希腊各个地方的学生，它们是培养哲学兴趣和传播新真理的最有力的工具。
这些互相竞争着的学派怀有产生学派精神的那种敌意在彼此斗争着，而人们往往就为了一种学说（对这种学说，这一学派的每个成员都享有自己的一份骄做）的胜利而牺牲了真理的利益。要改变人的信仰这种个人的热情，就败坏了更高尚的要启蒙全人类的热情。然而同时，这种竞争却在人类的精神中间维持了一种有益的活动；这些论战的景象、这些见解之争的兴趣，就唤起一大群人从事哲学研究，他们仅仅爱真理，那是任何事业或欢乐或甚至于闲逸所不能剥夺他们的。
最后，既然这些学派、这些宗派——希腊人有此智慧，决不使它们进入公共体制之中——始终是完全自由的，既然每个人都可以随自己的意开创另一个学派或者建立一个新学派；所以人们就一点都不必害怕理性的那种奴役，那在大多数其他民族中曾对人类精神的进步设置下了不可克服的障碍。
我们将要表明，对于希腊的理性、对于他们的风尚、对于他们的法律、对于他们的政府，哲学家们都有哪种影响，——那影响是应该大部分归功于他们并没有。甚至于从来都没有想要具有任何的政治存在；应该归功于他们自愿地脱离公共事物——对于几乎一切宗派来说这都成为一条共同的行为准则；最后还应该归功于他们做到了以自己的生活以及以自己的见解而使自己有别于其他的人。
在追溯这些不同宗派的史表时，我们将关心他们的哲学原则更有甚于他们的体系，更有甚于要去探讨（正如人们太经常地所做的那样）那些荒谬的学说确切说来都是些什么，那些学说以一种变得几乎是不可理解的语言把我们包裹起来了；我们要表明，是什么普遍的错误引导他们走人了歧途的，并且要在人类精神的自然进程之中找出它那起源。
我们将要特别阐明真正科学的进步及其方法的不断完善化。
在这一时代，哲学包括一切科学都在内，除了已经从其中分化出来的医学而外。希波克拉底的著作可以向我们表明，当时那种医学科学以及自然而然与之相联系的、但除了与它的关联而外已经不复存在的那些科学都处于什么状态。
数学科学已经在泰勒士学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那里被培养得很成功。然而它们并不怎么高出于东方各民族的祭司团体中数学科学所停留的阶段。但是自从柏拉图学派出世以来，它们就突破了要把它们局限于直接的和实际的用途那种观念所设置下的那道屏障。
这位哲学家是第一个解决了使立方体增加一倍这一问题的人，实际上是以一种连续的运动、但却是以一种巧妙的程序并以一种真正严谨的方式来解决的。他的最初的弟子们发现了圆锥截面，确定了它的主要性质；他们由此便向天才打开了那种广阔无垠的视野，那是一个可以永无休止地使用自己力量的场地，直到时间的尽头；但是天才每迈进一步，那些界限也就在他面前后退一步。
希腊人政治科学的进步，就不能全然归功于哲学了。在那些汲汲于保全自己的独立和自己的自由的小共和国里，人们几乎通常都有一种想法，要把编纂并向人民提出法律的这一职能（而并非制订法律的权力）委托给一个个人，人民在加以审查之后便立即批准。
（这样，人民便把一项工作赋予了以其德行或智慧而博得了人民信任的哲学家；但是他们并没有赋予他以任何权威。他仅仅是由他自己一个人在行使我们后来所称之为的立法权。那种如此之致命的惯例，即召唤）迷信来支持政治体制，往往污染了非常之适宜于赋予一个国家的法律以一种系统的一致性的那一观念的履行，而只有这一点才可能使得行动稳妥而简便并能维持其持久。然而政治还没有经久不变的原则，足以使人们不必害怕看到立法者把他们的偏见和他们的感情带到里面去。
他们的目标还不可能是要在理性之上、在人人都平等地得之于自然的那些权利之上以及最后是在普遍正义的准则之上，建立起来一座人人都平等而自由的社会的大厦；而只是要确立那些法律，使一个社会中已经存在的世袭成员可以根据它们来保存自己的自由，生活在不正义的掩护之下，并且发挥出一种超乎保障他们的独立之外的力量。
既然人们假定这些法律——它们几乎总是和宗教联系在一起，并且是被盟誓所神圣化了的——的寿命应该是永恒的，所以人们就更少关心要向一个民族保障以和平的方式修改法律的办法，而更多地是关心要预防改变这些根本性的法律，并防止对细节的修改会改变整个的体系和腐蚀人们的精神。人们寻求适宜的体制来提高和培育爱国主义，其中就包括热爱它的法制、乃至热爱它的习俗；人们寻求一种权力组织，它可以保证法律的执行以防行政官的疏忽或腐化、有权势的公民的威望和群众的动乱。
富人们（这时候只有他们能够获得知识）掌了权，就可以压迫穷人并强行把穷人投入一个暴君的怀抱。人民的愚昧和轻浮、他们对有权势的公民的嫉妒，就可以给予后者以建立贵族专制主义的愿望和手段，或是把贫弱的国家付之于邻国的野心。被迫要保全自己同时免除这两种危险，希腊的立法者们便求助于各种多少是幸运的结合，但它们几乎总是带有那种精巧性和那种机智性——那从此就成为了这个国家普遍的精神特征——的烙印。
我们在近代的共和国中、而且甚至于在哲学家们所描绘的计划里，很难找到有哪种体制是希腊的共和国所不曾提供过模型或做出过典范的。因为安斐克提昂联盟、伊托利亚人、阿迎底亚人和亚该亚人的各个联盟都为我们提出了联邦的体制，它们结合的紧密程度多少不同；在这些由于共同的起源、由于使用同一种语言、由于风尚、见解和宗教信仰相类似而联系起来的各个不同的民族之间，就建立了一种更为文明的万民法和更为自由的商业规则。
［农业、工业、商业与一个国家的体制及其立法之间的关系，它们对于国家繁荣、对于国家力量、对于国家自由的影响，是不会逃过一个聪明的、活跃的、关怀着公共利益的民族的视线的；于是我们在他们那里就看到了那种如此广泛的、如此有用的、今天是以政治经济学这一名称而闻名的学科的最初痕迹。＇
仅仅对已经确立了的各个政府的观察，其本身就足以立刻使政治成为一门广泛的科学了。［因而，甚至于在哲学家的著作中，它也毋宁说是表现为一种有关事实的科学、或者可以说是一种经验的科学，而非一种建立在普遍原则之上的、得自自然界的并为理性所认可的真正的理论。＇
［这就是我们在考察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政治思想时所应采用的观点，假如我们想要深入钻研其中的意义并且公正地领会它们的话。＇
几乎希腊人所有的制度都假设了奴隶制的存在以及在一个公共场地之上集合全体公民的可能性；而为了很好地判断它们的效果、尤其是为了能预见它们在近代的大国中所能产生的效果，我们的眼中就必须一刻也不可失掉这两种如此之重要的差别。对于前者，我们不能不满怀忧伤地想到，当时哪怕是最完美的政体结合，最多也只是以人类半数的自由或幸福为其目标的。
［在希腊人中间，教育乃是政治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它造就人是为了国家，更有甚于是为了他们自身或为了他们的家庭。这条原则是只能被小国寡民所采用的，对于他们我们更有借口可以假设有一种脱离了人类共同利益的民族利益。那只有在最艰苦的耕种和手工劳动都是由奴隶来进行的国度里，才是行得通的。这种教育几乎完全限于体育锻炼、风尚的原则或适于激发排外的爱国主义的习尚等方面。其余的一切都可以在哲学家的或修辞学家的学园里。在艺术家的工作室里自由地学习到；而这种自由也是希腊人的优越性的原因之一。＇
在他们的政治中，也像在他们的哲学中一样，我们发现有一条普遍的原则，历史对于它差不多只出现过极少数的例外；那就是在法律之中要使各种原因彼此相对立，从而力求铲除坏事的效果更有甚于要消灭坏事的原因；它毋宁是要从制度之中抽除各种偏见和罪恶的部分，更有甚于要消除它们或压制它们；它更经常地在关心着使人非人性化的办法、激发和转移人的感情，有甚于要完善化和纯洁化种种成为人类道德体制的必然产物的倾向和偏好：这些错误都是由于把文明的实际状态向他们所提供的人——也就是说，被偏见、被矫揉造作的情绪或兴趣并被社会习惯所腐化了的人——认作就是自然人这一更为普遍的错误的产物。
这种观察乃是格外重要的，也格外有必要来阐发这种错误的根源，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