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卷中引用的成语典故和史事，属于《左传》的约有40条。从他对《左传》内容的熟悉，分析的详尽，以及引证次数的频繁，可以看出，少年时代的毛泽东确实对《左传》下过一番苦功夫。 关于旧时这些蒙学读本，上面作了简要的介绍。这些经典古籍属于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学术史料，乃专家学者所治专业。现在的青年人不必去读。40岁以上的中年人，消化能力强了，世事人情懂得比较多了，这些古书（包括《幼学》、《三字经》等）倒不妨浏览浏览，可以明白古人如何处事做人，如何对待人生宇宙，也许可以从中得到点什么心得体会。 在毛泽东少年时代，科举已经废除了，学堂已经开设了。西学东渐已是时代的风气，东瀛求学也已成了一股潮流。但是在湖南韶山冲这个闭塞的山区，新思潮的冲击力似还十分微弱，他只读了《盛世危言》这样讲西学的书。他是在结束私塾生活，第一次离开家乡，到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才进一步通过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呼吸到新思潮清新的气息的。因此，毛在私塾阶段的读书生活，具有转变期的矛盾的特征。虽然科举已废，但所学的内容仍为“四书五经”；虽然学堂已开，但当地的私塾教学方法依旧；虽然毛不喜欢“四书五经”，但他仍旧要按塾师的规矩死记硬背。但也许正因为他处于韶山冲这样一个闭塞的山村，才使他在6年私塾中，为旧学打下了一个较好的根底。这对他此后对国情的认识大有裨益，但也可能因此，使他过分钟情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而误解了许多东西。 旧时私塾先生教四书这类经书，只照本念而不讲解，只让学生背诵，不但得背正文，而且还要背朱熹的注解。囫囵吞枣，消化不了，学生当然没有兴趣。四书中的这些所谓心法哲理，学童们（其实也包括老师们）是无从领会理解的。不过背诵之法，自幼记在脑中，有如软件储存在电脑里，成年后理解力强了，警句名言，精彩段落，随手拈来，是大有好处的。所以，背书——把书读得烂熟，不能一概反对，我们只是反对死背书，背死书而已。理解和记忆是学习过程中两个相联的有机环节：不理解的东西，死记硬背无益；但只满足于理解，而不重视记忆，则难以巩固所学。因此，我们不能反对应有的“死记”，它是知识的化身，能提高思维的能力。严复致熊纯如的一封信中说：“寒家子女，少时皆在家塾，先治中文经传，古文亦无不读。非不知辞奥义深，非小学生所能了解，然如祖父容颜，总须令其见过。至其人之性情学识，自然须俟其年长乃能相喻。四书五经亦然。以皆上流人不可不读之书，此时不妨先教讽诵，能解则解，不能解置之，俟年长学问深时再行理会，有何不可。且幼年讽诵，亦时研练记性；研练记性，亦教育中最要事也。若少时不肯盲读一过，则终身与之枘凿，徐而理之殆无其事。”① 严复给不懂而熟读取了一个名词，叫做“盲读”，并且认为少年时代的“盲读”不但是有益的，而且是不可逾越的一道程序，细想起来，此说也是不无道理的。巴金说：“我背得较熟的几部书中间有一部《古文观止》。这是两百多篇散文的选集；从周代到明代，有‘传’，有‘记’，有‘赋’，有‘论’，还有‘祭文’。里面有一部分我背得出却讲不清楚，有一部分我不但懂而且喜欢，像《桃花源记》、《祭十二郎文》、《赤壁赋》、《报刘一丈书》等等。读多了，读熟了，常常可以顺口背出来，也就能慢慢地体会到它们的好处，也就能慢慢地摸到文章的调子。但是当时也只能说是似懂非懂。可是我有两百多篇文章储蓄在脑子里面了。虽然我对任何一篇都没有好好地研究过，但是这么多的具体的东西至少可以使我明白文章并非神秘不可思议，它也是有条有理、顺着我们的思路连下来的。……但是我仍然得感谢我那位强迫我硬背《古文观止》的私塾老师。这两百多篇‘古文’可以说是我真正的启蒙老师。……读得多，即使记不住，也有好处。”② 毛泽东后来在第一师范读书时，四书五经这类古籍仍属案头之书。同他关系最深的老师杨昌济，是一位学贯中西的理学家，著有《论语类钞》等，对中学、西学都持批判态度，主张用“新时代之眼光来研究吾国之旧学”，“合东西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他在堂上讲课，在课外辅导，将儒家学说讲得很活，不厚古薄今，而是古为今用。这于毛泽东探究古籍，活学活用，有极大帮助。总之，幼年私塾读孔夫子的书，于毛泽东一生治学行事，都是有很大影响的。
第一部分：六年私塾读《水浒传》（1）
关于少年时在私塾读书的情况，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说： “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并把它们说成是邪书。我经常在学校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都可以背出来，而且反复讨论过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们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喜欢这些故事，而且经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 旧时的私塾让儿童读四书五经，大概只能起认字与死背（锻炼记忆力）的作用，而于儿童的智力开发，知晓世态人事，是不起什么作用的。在一篇讲鲁迅的文章里看到，说过他幼年在私塾读那些古书，并无多大好处，帮助开窍的，乃是《三、《水浒》，后来是《聊斋》，一生受益的不是经学而是杂学。鲁迅是世家子弟，在文化之邦绍兴城读的私塾，塾师也比农村的高明，尚且如此，何况处于韶山这样内地山村的农家子弟毛泽东呢？他的这段回忆是合情合理的。 毛泽东在韶山度过的岁月，是同贫苦农民生活在一起的，他自幼受母亲影响，同情受苦受压迫的人，家乡至今还流传一些他接济穷人、支持农民反抗地主的故事。他同斯诺谈到1910年长沙饥民抢米暴动遭到官府镇压，说：“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始终忘不掉”。关于1866年当地一个哥老会首领彭铁匠造反，因而被捕斩首的故事①，他的同学们议论，“都同情这次起义”，觉得彭铁匠“是一个英雄”。这样一个农村少年，自然喜欢读《水浒》这类书。 为了统治人民和驯服异族的需要，元明清三代以“诲淫诲盗”、“不登大雅之堂”等为由，对民间流行的小说戏曲采取禁毁的政策，尤其对农民起义的《水浒》禁得严厉。可是平民百姓尤其儿童，喜欢听说人物生动、情节曲折的传奇故事，英雄打仗，农民造反，神仙斗法，鬼怪异变，最能打动人心。因此，几百年来，同《三国》、《西游》这些小说传奇一样，《水浒》在民间传播，历久不衰，许多故事还被编成戏曲演唱，更是家喻户晓。 《水浒》成书于明初。在这之前，关于水浒英雄的故事，早就在民间流传了。《宋史》徽宗本纪、张叔夜传、曾蕴传中，有关于宋江等人活动的概略记述；《大宋宣和遗事》则开始有了关于宋江等人的较详尽的故事，起于杨志押解花石纲，止于征方腊。宋代画家龚开所作的宋江等36人像赞，完整地记录了这36人的姓名、绰号。在这基础上，元代杂剧中已开始较多地搬演水浒故事。直到明初，才由《水浒》作者撰述成书。在毛泽东读私塾的那个时代，《水浒传》并不像今天这样被称为“古典文学名著”，可以公然去读，大致从明思宗——崇祯时起，《水浒传》就被历朝帝王列为禁书。这是由于明思宗时，山东有李青山等人的起义，聚众于梁山，攻掠城池，阻断漕运。起义被镇压后，兵部尚书等上书，将李青山诸贼啸聚梁山，归罪于始作俑者《水浒传》一书：“贻害人心，岂不可恨哉。”于是，“大张榜示，凡坊间家藏水浒传并原版，尽令速行销毁，不许隐匿，勒石山巅，垂为厉禁。”清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等朝，也屡次颁令严禁《水浒》。咸丰元年那次严禁《水浒》，起因还在湖南。“有人奏，湖南衡永宝三府郴桂两州以及长沙府之安化、湘潭、浏阳等县，教匪充斥”，“该匪传教惑人，有《性命圭旨》及《水浒传》两书，湖南各处坊肆皆刊刻售卖，蛊惑愚民，莫此为甚。” 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中，说到他看这些小说时的感触，他说：“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个特别之处，就是里面没有种地的农民。人物都是勇士、官员或者文人学士，没有农民当主角。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全都颂扬武士，颂扬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他们拥有并控制土地，并且显然是迫使农民替他们耕作的。”这个想法同他的农家生活有密切关系，也同他自幼具有的反叛精神分不开。因此，在众多中国小说当中，描写并且颂扬一伙打家劫舍的强盗的《水浒》，这里面有打鱼的、打铁的、种菜的、卖膏药的，以及各色各样的普通百姓，就使他特别感兴趣了。再加上他异乎寻常的思考能力，终于让他悟出了一个道理来。这意思，后来在延安看了杨绍萱、齐燕铭根据《水浒》故事，改编上演的京剧《逼上梁山》之后，他写信给两位编剧者说得更明确：“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 因此，毛泽东对斯诺谈到这些小说的时候，自然要强调：“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这是千真万确的。就说《水浒》吧，在好些方面给了他很大的影响，反映在后来的言行中的例子很多。
第一部分：六年私塾读《水浒传》（2）
作为一个军事家，毛泽东是名副其实的秀才造反，自学成才，他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确实是在战争中学会战争的。上井冈山前后，他打过胜仗，也打过败仗。他早年读过的一些书，不论是经典古籍，还是传奇小说，如《孙子兵法》、《左传》、《曾胡治兵语录》、《三国演义》、《水浒》等等，都曾经给他的战争生涯以最初的启发。例如他的军事名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在论述“战略退却”的时候，就引用了林冲打败洪教头的故事：“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水浒》第九回“柴进门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头”，就是讲的这个故事。 在江西，毛针对红军的指挥员中有《水浒》里李逵式的人物，进行教育说：“那些李逵式的官长，看见兄弟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乱处置一顿。结果，犯事人不服，闹出许多纠纷，领导者的威信也丧失干净，这不是红军里常见的么？”（《反对本本主义》） 在论述防止主观片面性时，就想到《水浒》中有唯物辩证法。《矛盾论》论“矛盾的特殊性”中，引用了“三打祝家庄”的故事。“《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这讲的就是《水浒》第四十七回到第五十回的那一大段。后来有人从毛泽东的这一提示中受到启发，将这三打祝家庄编成了京剧剧本。 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著名文章中，谈到要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不要害怕刺激了敌人时，《水浒》故事又作为生动的借喻。毛泽东说：“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毛泽东在1955年的七届六中全会上，作结论时，讲到对待犯错误的人，“要准许他继续革命”，不要心地偏狭，不能容人，搞孤家寡人，他说：“也不要当《水浒传》中的白衣秀士王伦，他也是不准人家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险的。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 1957年3月，在济南和南京的干部会议上，讲到战争年代的革命热情和拼命精神时，毛泽东说：“什么叫拼命？《水浒传》中有那么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讲到现在有的干部为争名夺利，评级时竟闹得痛哭流涕，又讲到水浒戏：“有一出戏，叫《林冲夜奔》，唱词里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我们现在有些同志，他们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级时。” 从上面的引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毛对《水浒》，真可以说烂熟于胸，信手拈来即成妙喻了。由此也可看到，他读书不为书本所拘系，相反，倒是把书中的故事、词语都巧妙地为他所用。不过，《水浒》对毛泽东，从少年时起最重要的影响，主要还是在思想方面。书中“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的思想，激起了他反抗现存秩序的精神。这是毛一生的思想中，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