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要他们带4块钱在身边，以备不时之需，并且命门房伴送他们到城门口。那门房想起初见时的情景，一路上低着头，一言不发。 出了益阳城，一路谈笑，走了几天，到了沅江。这一路上，他们讨论的题目是金钱、权力和政治权力，以及两者关系问题。毛泽东最反对金钱权力，资本家的金钱权力就是靠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而得来。金钱万能，钱可通神，一个人只要有钱，可以公开做坏事。萧子升认为权力是坏东西，权力是一把刀。政治权力混涵着种种罪恶之源。毛反对将政治权力看成一把刀，组织国家必须靠政治权力。然后又谈到人类行为准则，萧援引孔孟之道：“君子忧道不忧贫”；“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董仲舒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毛则相信管仲之言：“衣食足而后知荣辱”，而孔子却说，“君子谋道不谋食”。然后两人又争论道德问题与人类社会进步的关系。萧认为物质进步远比道德进步快；毛认为道德不能解决饥饿问题。 沅江这时正涨西水（长江上游涨水，抬高了洞庭湖区水位，叫涨西水），县城周围全给水浸了，街道上也是水。毛泽东和萧子升于是放弃了继续漫游的计划，搭乘河船，迳直返回长沙来。在船上他们总结了一下此行观感，觉得身无一文，而能克服种种困难，叫化生活不致有饿死之虞。但是捱饿究竟不是滋味。世界上还有多少人在挨饿。萧子升说，肚子饿时手脚都没劲。毛泽东说，一路看到许多势利小人，都是些灵魂龌龊的拜金者；乞丐被人看不起，就是因为没有钱。 离船上岸，返校途中，他们在西门一家照相馆拍了一张照：雨伞搭在肩上，背负包袱。 在《早年毛泽东》一书中，笔者曾简要写到这次“行乞旅游”。根据当年第一师范老同学的回忆，还记有这样一段话：“萧子升放不下架子，向人问路，都要先整整衣服，干咳两声，然后开腔，还只愿进大户人家；毛泽东却态度谦和，言语亲切，愿意进小户人家，尤其热心于访贫问苦，同什么人都谈得来。”这就说明了书香子弟与农家子弟的不同本色。 他们在旅途中写的“游学”笔记，第一师范同学好友争相传阅，称赞他们是“身无半文，心忧天下。”① 这8个字，后来就一直成为朋友们对毛泽东的一种亲昵的赞誉。 毛泽东是非常喜欢旅游的，平时周末或假日，他总是和同学、好友们到市郊爬山或游览名胜古迹。据蔡畅的回忆，1918年夏初，毛泽东还同蔡和森到洞庭湖边一些地方，作了半个月的漫游。
第五部分：文化书社与自修大学《伦理学原理》批注（1）…（图）
韶山毛泽东故居 1950年9月下旬，周世钊应毛泽东邀请去北京之前，第一师范同学杨韶华将20年代初在清水塘借阅的一本《伦理学原理》，托他归还毛泽东。杨在扉页上写了一段话，说：“珍藏至今，深恐或失！兹趁周敦元同学北上之便，托其奉还故主，借镜当时思想之一斑。”由于知道我很关心毛早年读书生活和活动情况，周世钊启程之前，特将此书交我一阅。我打开书来，真是大吃一惊：密密麻麻写了那么多批语，是这样用功读书的呀！此书在我手上只能停留3天，即使能通读一遍，也来不及消化，于是托人将原书凡有批语的部分全部拍照，并放大成原书模样。我知道此书一进中南海，今后就再难以见到了。照片中有一部分批语，由于原字体太小，模糊不清，有的用放大镜也难断定。见到这本书之后，是最早促我写出《早年毛泽东》（初版名《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这本书的一个原因。1952年用一个月时间完成初稿时，我并没有将这些“批语”消化好，关于此书及其批语，我作了这样的介绍： 杨昌济教授伦理学，采用的课本便是这本《伦理学原理》。当时多数同学对于哲学不感兴趣，听课甚不专注；唯有毛泽东等少数人，用心听讲勤作笔记。他极爱读这本书，曾根据其中一些论点加以批判和发挥，写过一篇《心之力》的文章，被杨先生大加称赞，打了100分。这本书共约10万字，他一共写了12100余字的批语。全书还逐句用墨笔加以圈、点，打上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符号。批语是用工整的行楷写在天地头空白处及行距间，小者如7号铅字，要用放大镜才看得清楚。批语最多的是第四章“害及恶”、第五章“义务及良心”，共5900余字；次为第六章，“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约1500余字；再次为第一章“善恶正鹄论与形式论之见解”，约为1100余字。批语的内容，绝大部分是毛泽东抒发自己的伦理观、人生观、历史观和宇宙观，以及对原著的各种批判与引申；少部分是对原著的简要的赞同语和章段的提要。凡原著中合乎自己观点的地方，不论唯物或唯心，必浓圈密点，眉批则往往有“切论”、“此语甚精”、“此语甚切”、“此说与吾大合”等语。对原著的否定与怀疑之处很多，常见这类批语：“诚不然”，“此不然”，“此节不甚当”，“此处又使余怀疑”，“吾意不应以此立说”，“此说终觉不完满”，等等。其中许多地方联系到中国的历史，墨子、孔子、孟子、宋明理学、王船山、颜习斋、谭嗣同、梁启超诸家思想，以及五四运动前夜的国事与思潮。总之，处处充满着追求真理、真知和改革国家社会的精神。 限于自己的学力，当时对这些批语的特点，作了这样几点概括，简意如下： 一、重视“个人有无上之价值”，“发达个性”，强调个性解放，从“无我论”到“唯我论”，即强调“个人精神主义”。 二、对于原著赞誉对外界的“抵抗”，强调“善恶相竞”与人类进步的关系，常予以发挥。 三、极端重视思想和知识的作用，要用哲学这个“大本大源”来改造世界；追求变革旧传统的新思想、新观点。 四、同时又重事实，重现在，尤重实行。 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书中进化论的观点，以及谭嗣同、《新青年》所倡导的进步学说得到的启发，批语中已开始初步掌握了辩证法。 由这些批语可以看到，当时毛泽东何等醉心于哲学的研究，探求哲学的基本问题，以其特出的博学、钻研和实践精神，在思想上已有新的收获，远超出当时一般进步知识分子的水平。 20多年之后，我写的这本书的第二版（书名《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1980年版），新增加了“思想方向”一章，其中内容主要是详细分析《伦理学原理》批语中主导的思想观点。这项工作是“文革”前在一个下放的偏僻山区做的，那些保存下来的照片，“文革”初期全部被北京来的知情造反派强迫搜走了。此书第三版改名《早年毛泽东》，这一章我又作了一些增订。关于《伦理学原理》批语和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现在已出有好几种专著，报刊上有关文章也很多。这里要谈的只是毛泽东当年的读书方法，即他读书时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从批语中举一些例子来作说明。 毛泽东从周世钊手中收到这本书时，说了这样一段话：“这本书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确，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而是心物二元论。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启发和帮助。” 毛泽东读书从来有一个好习惯，就是喜欢作批注。他早年批注过的这本《伦理学原理》，是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泡尔生（1846—1908）的主要代表作《伦理学体系》的一部分。日本学者蟹江义丸将该书的“序论”和第二篇“伦理学原理”译成日文，冠以《伦理学原理》书名出版。泡氏哲学观点是二元论，伦理思想特点是调和直觉和经验、动机与效果、义务和欲望。蔡元培从日译本译成中文，1909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多次重印。蔡元培在序言中指出：“蟹江氏之译此书也，曰取其能调和动机论与功利论两派之学说，而论议平实不滋流弊也。今之重译犹是意也。”杨昌济将这书用作修身课的教材，只教了原书中的一部分。
第五部分：文化书社与自修大学《伦理学原理》批注（2）…（图）
父兄合影 毛泽东读这本书是在1917年下半年到1918年上半年。这时他还不曾接触马克思主义，所以他的有些批语“也不那么正确”。值得人们重视的是，除开批语的内容外，还可以从中来了解他的读书方法。人们从这些批注中得到第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不是被动地接受书中的观点，而是一面读一面想。遇到他以为能够同意的观点，就表示接受，有时还加以发挥或大做文章；遇到他不能同意的观点，就提出自己的意见来。《伦理学原理》上的全部批语无不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现在我们着重介绍这种读书方法。 原书中说：“何者为利，何者为害，诚待经验而后知。而何者为善，何者为恶，则于未经验之前，固已知之。”泡尔生这是说，利害属于现实的范畴，是客观的，而善恶属于道德的范畴，是先验的，分明显出唯心论的色彩。批语道：“殊未必然。”为什么呢？“善恶生于利害，利害生于快苦，快苦生于生死，生死生于成毁，成毁生于吸拒，吸拒生于小大，小大生于有无，有无生于心理。”“善恶生于利害”，就是认为道德并不是什么先验的东西，它的根源在于客观的物质世界之中。这表明这时的毛泽东已经比泡尔生有更多的唯物论思想。 原书说：“道德何以必随时代而不同，既已随时代而不同，而又何以仍无失其为道德，此则虽圣哲犹难言之。”批语道：“此并不难言”，“道德因社会而异，因人而异。” 原书在一处地方引述了叔本华的两个意见，一个是“自然之人类，如必不得已，小己之生存与世界之生存，不可得兼，则必以自保为第一义，而世界之灭亡，有所不顾。”一个是“道德之价值，必以他人之利害为其行为之动机者也。”批语道：“叔本华之说，吾亦不谓然。”这样反驳第一个观点：“人类固以利己性为主，然非有此而已也，又有推以利人之性，此仍是一性，利人乃所以自利也。”又进一步发挥说：“如吾所亲爱之人，吾情不能忘之，吾意欲救之，则奋吾之力以救之。至剧激之时，宁可使自己死，不可使亲爱之人死。如此，吾情始浃，吾意始畅。古今之孝子烈妇忠臣侠友，殉情者，爱国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对于第二点，反驳说：“道德非必待人而有，待人而有者，客观之道德律；独立所有者，主观之道德律也。吾人欲自尽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宝贵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我眼一闭，固不见物也，故客观之道德律亦系主观之道德律。”这里可以看出当时毛所受影响是很杂乱的，所谓“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岂不就是贝克莱的著名命题：“存在就是被感知”的另一种表现方式吗。 毛泽东这时不只是接受了贝克莱的唯心论思想，也接受了人本主义思想。原书中说：“斯时即利己主义之人，亦知离群索居之不堪矣。”批语就此发挥说：“离群索居诚哉不堪，然社会为个人而设，非个人为社会而设也。”原书中说：“且一切杀身成仁之事，亦皆含有保存小己之义，即所以保存其观念中之小己者也。”毛认为“此语甚精”，并写了一段很长很重要的批语，反映了他当时的一种主导思想：“观此语始知泡氏亦以个人主义为基础，此个人主义乃为精神的，可谓之精神之个人主义。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或曰个人依团体而存，与团体之因个人而存其事相等，盖互相依存不可偏重也。是不然。事固先有个人而后有团体，个人离团体固不能独存，然团体无意思，其有意思仍系集合个人之意思也。……社会乃集许多个人而成，国家乃集许多社会而成。当其散则多，及其成则一。故个人、社会、国家皆个人也。宇宙亦一个人也。故谓世无团体，只有个人，亦无不可。”这段批语，自是对《新青年》个性解放主张的极端响应。中国的传统观念就是忽视个人价值，所谓三纲，也就是确定人身依附关系的伦理道德规范。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出现的反封建、反宗教束缚的人文主义思想，比起中国的封建主义伦理道德来是先进的。毛泽东在强调个人的极大价值的时候，提出“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表示他在“五四运动”前夕，已经感觉到在意识形态方面彻底反封建的必要性。 关于个人之无上价值，在“义务及良心”一章的批语中，有更为极端的说法。原书中论到道德律出于神之命令之非，以及所谓良心即“道德生涯在客观世界适合自然之性，而反射于各人之意识中者”，于此批语说：“服从神何不服从己，己即神也，己以外尚有所谓神乎？吾研究良心之起源而知之，此问题已得于己矣，即当举其所得于己者而服从之。……吾人一生之活动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宇宙间各物之活动，各物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吾从前固主无我论①，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今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各除去我，即无宇宙，各我集合即成宇宙，而各我又以我而存，苟无我何有各我哉。是故，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在第四章“害及恶”的长篇批语中，还有这样一段：“吾只对于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既往吾不知，未来吾不知，以与吾个人之现实无关也。或谓人在历史中负有继往开来之责者，吾不信也。吾惟发展吾之一身，使吾内而思维，外而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