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早年的诗作，现在看得到的，还有一首1918年4月写的《送纵宇一郎东行》。“纵宇一郎”即新民学会会员罗章龙，那时学会赞助他赴日本留学，毛作此七古长诗送别：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 洞庭湘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 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米。 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 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馀子。 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 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 罗章龙在《回忆新民学会》中，谈到这首诗的“本事”： “当时留学最流行的是到日本，因为那时有种看法，认为日本是辛亥革命的策源地，孙中山先生组织兴中会、同盟会和武昌起义都受到日本的影响；其次日本是东方和西方科学文化的桥梁地带，维新早，接受西方的科学技术早。当时在日本留学的有上万人，湖南人就不少，因此新民学会干事会开会决定派人到日本去。并决定傅昌钰、周晓三、罗章龙等三人去日本（傅昌钰是先一年去的）。我是愿意去的，但家庭经济条件困难，而又不好当着大家的面说。会后我同何叔衡和润之谈了。润之说：这不是你个人的事，有困难大家想办法。何先生说：你有困难是实情，我们几个人一定设法送你去。其他同志也从道义上、经济上支援我，我自己也筹积了一些钱，会员们帮了一半，就决定动身了。在作准备时，我说我有个老师周频卿，到过日本。润之说那我们去见见他吧！于是我们一块去见周，他是同盟会的第一批会员。他说日本搞革命的人很多，他去那里深受影响，他是反袁的，是湖南派去炸袁世凯的几个人中的一个，只是由于他们投弹技术不熟练，没有把袁炸死。润之听了这些很感动。在我临行前，他说，相信前面会有困难，但如果有充分的准备就会好些。为了送我远行，学会在长沙北门外的平浪宫举行聚餐，大家鼓励我，消除顾虑，润之还用‘二十八画生’的笔名为我写了一首诗相赠。”① 诗一开头就写衡岳云开，这可以是写气象，也可以是写心境，而且也回顾了自己和罗章龙的交情。为什么呢。罗在他的回忆录《椿园载记》中说，毛一次游南岳衡山，登上祝融峰，下山在一个小饭铺中，给罗写了一封长信，可惜此信及信中所附游南岳的诗，都没有保存下来。只记得第一句话是：“诚大山也”，以《海赋》格调相似的文风向罗叙说山中见闻感触，还谈到了古今名人志士笔下的南岳，特别提到韩愈的诗《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那一回韩愈游南岳时天气不好：“我来正逢秋雨节，阴气晦昧无清风”，于是“潜心默祷”，果然“须臾静扫众峰出，仰见突兀撑青空”，看到了好景致，“紫盖连延接天柱，石廪腾掷堆祝融”。罗动身前那几天也正是连日阴雨，启程时却积阴转晴，诗就正好开头了。 屈原和贾谊都是同湖南有关系的历史著名人物，其故居遗迹两人都去访问过，他们定交之初，就愿结管鲍之谊，毛自不会忘记罗送的五律中的那四句：“策喜长沙傅，骚怀楚屈平，风流期共赏，同证此时情。”这正是“年少峥嵘屈贾才”的双关语意。毛以为罗这次去国远行，是伟大事业的开端：“鲲鹏击浪从兹始。”《庄子·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毛早年有两句诗：“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晚年的“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都用的此典。毛泽东希望罗章龙、希望新民学会的会友们，都担当起整顿乾坤的责任。因此，“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他认为现在又到了产生伟大人物的时代了，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这名世者，“江山代有才人出”，可以是指罗，也可以是指新民学会的同道们。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反正不是那些当权的肉食者吧。后汉狂士祢衡常说的，“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馀子碌碌，莫足数也。”可见当时新民学会会员的抱负和气概了。 轮船停泊处在长沙北门外平浪宫，这天新民学会会员和同窗好友四五十人，都来为罗送行，大家情绪很高，不少人赋诗惜别。毛的这首诗，是在轮船启程前，装在信封内交给罗的。应该说明的是，罗章龙到达上海之后不久，正好听到日本发生了迫害中国留学生事件，一些人被迫回国。罗当然也就不去日本，进了北京大学。事后毛告诉罗，这首诗费了三四个夜晚，才脱稿的。1927年秋收起义之后，这两位朋友就没有再见过面了。罗章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员之一，领导过北方的工人运动，在党中央担任过负责的工作，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同党分了手。其间的是非此处不必去说。1979年他在《回忆新民学会》中发表这首诗的时候，大约是觉得有负故人的厚望，就把“世事纷纭从君理”一句，改做“世事纷纭何足理”①， 把诗人对他的付托改为自负的态度了。“世事纷纭从君理”，是全诗关键之句，应当恢复诗人的原意。
第四部分：读社会这一本大书爱好诗词（4）
从现在幸存的这两首长诗来看，不论内容、风格、意境、练字、用典，就已显出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时的不平凡诗才了；他在这方面也是很用过功的，已熟读楚辞、汉赋、乐府、古诗，直到唐诗。《送纵宇一郎东行》这首七古，几乎句句有典故，有来历，这些典故运用自如，且极有气势。如“山川奇气曾钟此”，古人称山川灵秀之气所聚集，便产生人才。曾国藩题湘乡东皋书院联云：“涟水湘山俱有灵，其秀气必钟英哲；圣贤豪杰本天种，在儒生自识指归。”同岳麓、湘江有关的历史显赫人物，为这两位朋友谈论过的，有大禹、屈原、贾谊、杜甫、韩愈、辛弃疾（长沙营盘街为其练兵遗址）、朱熹、张载，还有王夫之、曾国藩、谭嗣同、梁启超、黄兴……以栋梁之材自许的新民学会会员，也应当属于这一类。“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罗章龙说，这两句是诗人才气的表现，也是写实情的。再过两个月，到1918年6月，毛泽东等一批会员就要毕业了，学会要向外发展，就业、升学、出国，怎么办呢？还不知道有赴法勤工俭学机会时，何叔衡首先提出留学日本的主张，大家讨论，推罗章龙先行。因此，这不是罗个人的抉择，实负有学会的使命。“管却自家身与心”，语自朱熹，这也是杨昌济的思想。心与身的关系，朱熹已解释，如“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治国、平天下，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只是一理。”“胸中日月常新美”，罗说，这句里有一典故，毛本人解释过，现在记不起了。总之，这两首长诗，可以代表毛泽东学生时代作为诗人的水平。 遵从古训，毛泽东常说，“诗言志”。毛是政治家诗人，又是诗人政治家。他喜好感情丰富、意气风发、幻想无边的浪漫豪放诗人，因此，他最喜欢屈原、曹操、李白、李商隐、苏轼、辛弃疾等的诗词，以及庄子和李贺的仙气与鬼气，而认为杜甫和白居易的诗多哭哭啼啼。诗人是自由的，可以任情浪漫幻想；而政治家是不自由的，不能随意脱俗驰骋。毛泽东晚年的悲剧，似乎也同这两者的关系没有处理好有关。
第四部分：读社会这一本大书读社会这一本大书（1）
毛泽东在《讲堂录》中说：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 “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渤之海，启瞬江湖失。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游者岂徒观览山水而已哉。当识得其名人巨子贤士大夫，所谓友天下之善士也。” 上面这些话还是1913年写的。毛泽东一直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除了每天仔细看几种报纸外，平时上街都注意看告示，以了解社会情况。学习不只是读书、游历和考察，接触种种人和种种事，同样是很重要的学习。自古以来，中国文化传统中还有这样一种观念：不游历名山大川，孤陋寡闻，是写不出大文章的。颜习斋和严复都强调要读无字之书，尤其颜习斋最反对闭门读死书的书呆子。这都对青年毛泽东有深刻的影响。1915年9月6日，毛致萧子升的信中，谈到博学、通识之重要，说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欲行其意而托于古，注《周礼》、作《字说》，其文章亦傲睨汉唐，如此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 一次，毛泽东在翻阅旧《民报》时，看到一篇文章，记述两个学生旅行全国的故事，他们一直走到四川靠近西藏边境的打箭炉（今康定）。从这件事受到鼓舞，很希望自己也能够这样去旅行。 有志者，事竟成。不久他就实现了这个愿望。那是1917年暑假将要来临的时候，他同在楚怡小学当教员的好朋友萧子升商量，怎样度过漫长的假期。他们定出的度假计划是十分奇特的：去当叫化子（湖南方言：乞丐）！身上一个钱不带，去作长途旅行，靠着乞讨解决吃和住的问题。这样，从社会的最底层来看社会，来看人情世态，必定能够看到许多平日看不到的东西。旧时有穷苦的读书人或失业塾师，到处给大户商号送对联或恭维话，做游学先生，以解饥困，社会上叫做“打秋风”。 萧子升的回忆录中几乎有一半篇幅记录了这次“行乞游记”。这一部分是50年代最先脱稿的，可信的程度较大。以下所述，主要根据此书。 楚怡学校先放暑假。不久第一师范也放暑假了，一大早，毛泽东就赶到楚怡来了。他剃了一个大兵式的光头，穿一身已经破旧的白裤褂，带着一把旧雨伞和一个小包袱，包袱里只是一套换洗衣服、洗脸巾、笔记簿，还有毛笔和墨盒。萧子升脱下日常教员穿着的长衫，换上了同毛一样的装束，只不过包袱里多了一些信纸信封和一本《诗韵集成》，以备诗兴发了两人可以吟诗唱和。 萧子升去跟校长告别。校长陈润霖大吃一惊，问道：“萧先生，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穿得这个样子呀？” 萧子升解释说：“我只不过要作一次徒步旅行，穿着这样的衣裳走起路来方便些。”萧并告诉他：有毛泽东同行。说起毛泽东，陈润霖是有印象的，毛是他在第四师范当校长时的学生，他曾夸奖过毛的作文，当教员的有几个能写得出。他说：“一个奇怪的小伙子，两个奇怪的小伙子！” 出了校门，是向东还是向西呢？他们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对于乞讨生涯来说，横竖都是一样。如果说有一点分别的话，向东，十分钟便可以出浏阳门（长沙东面的一个城门），来到旷野之中。向西，十分钟之内便会为湘江所阻（湘江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才建起大桥）。这样，他们就决定了方向，向西走。因为走在空旷的平地上，没有阻碍，也就没有什么趣味。而设法渡过宽阔的湘江，就是克服第一个障碍。 当他们走出校门的时候，门房以惊异的眼光瞪着他们，他不明白，为什么平日看来很庄严的教员，会穿着得这样奇形怪状，走到街上去。但是以后他们就不再是注意的焦点了，因为大路上很多人都穿着这样破旧的衣裳。 出小西门（长沙西面的一个城门），步行几分钟，便到江边了。他们望着滔滔江水，在草地上坐了下来。 怎样过江呢？游泳？包袱全会湿掉，不能考虑。灵官渡有不收费的义渡，但是得沿江向南绕行三四里，而且，就这么平平淡淡渡过江去，似乎也无大意味。眼前就有不断往来于两岸的划子，收费也便宜，每人只要两个铜板。今天的年轻人多不知道铜板是怎么一回事，得解释一下。清代使用的中间有一个方孔的铜钱叫制钱，一枚叫一文，一千文就是一贯，或者叫一串，湖南人叫一吊。大约是清末民初，又铸造了一种币值较大的铜元，一枚当制钱20文，叫大铜板，也有只当制钱十文的，就叫小铜板。小铜板比较少，日常所说的铜板大都是指20文的大铜板。银元跟铜元兑换，大约是银元一元可换铜元5吊多，两个大铜板还不到一分钱。钱虽不多，可是毛泽东和萧子升连一个铜板也拿不出，怎么能上渡船呢。 他们坐在草地上，看见一艘又一艘的划子载满乘客向对岸划过去，靠岸以后又换上一批乘客划过来。他们已经眼睁睁地看见同一艘船来回三次了。如果老是坐在那里观望，便永世不能过到江那边去。既然已经当了乞丐，是不是可以去乞求船户的通融呢？萧说，船夫一定不会答应的。毛说，我不在乎，我去跟船夫讲。于是他带着坚决的神情，向近旁一艘小船走去，很有礼貌地请求那个摆渡的把他们免费载过去，因为他们身上没有钱。 船夫粗声粗气地回答：“你们没有钱，为什么不从灵官渡去？” 船夫的拒绝并不很使人意外。商量了一阵，他们看到又一艘划子靠岸，乘客纷纷上岸，于是他们什么话也不说，跟着别的乘客一同上了船。船到江心要收钱了，他们才说出自己没有带钱来。
第四部分：读社会这一本大书读社会这一本大书（2）
萧子升说：现在我们连一个铜板也没有，过一个月我们加倍付给你。 船夫说：过一个月，我还认得你们吗？你们没有钱，就留下一把伞吧。 毛泽东说：那不行，伞我们路上还要用呢。再说，过河钱才4个铜板，一把伞值14个铜板哩。 船夫以把船划回去相威胁，其他乘客大声抗议起来，催着快点划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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