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大划分，以唐玄宗天宝之乱为中国命运的转折点。自天宝之乱以后，中国就长期向衰了，这是从文治教化整体的辉煌而言，一时的武功或疆土扩大，是不足道的。
天宝之乱，主要人物或代表人物，自应是当时的皇帝李隆基，但史家和文学家们，把天宝之乱的重点落在马嵬坡事件上，于是，杨贵妃便成为中国历史转折点的代表人物。
这其实是很荒唐的，但把一个并非政治性的女人来承担有史以来最大的政治包袱，又是中国趣味——中国哲学的奥妙所在。
把这个大包袱让杨贵妃背上，在当时就已如此了，在此，可以引二十八字为证；唐僖宗朝宰相郑畋有诗如下：肃宗回马杨妃死，云雨虽亡日月新；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
这一首诗后面十四字去掉也不妨，前面十四个字，写尽了大唐皇朝由危亡到复兴的关键所在：“杨妃死”，危亡的厄运解除，“肃宗回马”，即太子李亨离开父皇而领一军奔灵武自立为帝，展开反攻，收复失土，中兴唐皇朝。亦即“云雨虽亡日月新”七个字所表现的，“云雨虽亡”是杨贵妃的，“日月新”则是唐肃宗的，那意思是：杨贵妃虽然遭难但唐皇朝终于复兴。
这一首诗包含的意义很广，对杨贵妃之遭难，寄予同情——一死而中兴国家，死亦得所。
——中国的旧诗，作得好的，常能用极少的字包括叙事和评论在内；但毛病在于这需要熟知史实的人才能了解，即以上举郑畋这首诗，后来被人改（或抄误）成“玄宗回马杨妃死，云雨难忘日月新”，本意全失，且成俗唱了。
我引此，用以证唐朝人把本朝的兴亡之际的大包袱推到杨贵妃身上。而这一段历史，又是中国史的转型期，是以越到后来，杨贵妃所背的包袱也越大了！从夏禹开始到现在，四千零数十年间，没有一个女人身负的包袱有如此之重大的！
平时，我们泛泛而道杨贵妃，一个美人，自霓裳羽衣舞至宛转蛾眉马前死，繁茂悲辛的故事，乃至情天长恨，属于儿女情的，但是，扩大了来看这一个故事，所包含的实在很多。
以上是杨贵妃故事政治、历史的方面。
而在文学上，杨贵妃其人更张广大，自公元七五六年杨贵妃死（官定的死期）到如今，杨贵妃其人其事，成了中国文学创作最大最广的共题。
唐朝，是中国史上文化、政治、经济最发达的一朝，也是特出的有言论自由的朝代。唐朝人虽然有不少文字上和语言上忌讳，但忌讳的范围以私人之间为主，一般的，可以放言无忌。批评皇帝，拿皇帝的故事作诗作文，甚至讲得很不堪，亦不会遭祸。在杨贵妃生前，文人对她品评有之，对杨氏家族讥嘲也有之，到她在马嵬驿遭难后，她的故事迅速地发展成为文学创作上的主题，并且随着时间而更加深广，渐渐，唐朝的文人把歌咏杨贵妃故事当作一种“考试”式的共题。白居易的《长恨歌》自然考得了古往今来的第一名。但在“长恨歌”出现之后，文人依然热心于自这一个“共题”而孜孜不倦于“考试”，借此来练习和表达自己的史才，诗笔，议论，想象……
唐代著名的诗人李商隐，对咏杨贵妃故事是极为热衷者之一，李商隐所作不及《长恨歌》，李又好在字面上作评断，而且多局限于儿女情，不过，从李商隐的作品中，却让我们得知了：唐人对皇家的言论自由到了可惊的宽容程度，举例：
华清恩幸古无伦，犹恐蛾眉不胜人。
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暂蒙尘。（华清宫）
这首诗是讽刺的，但力求在“考试”中作惊人语，结果却不伦不类了，褒姒“使”她的王死，杨贵妃没有“使”她的皇死，这成了什么话？但由此可见言论自由的放任程度。另外，李商隐最出色的一首咏杨贵妃的诗：“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这两句虽没沿袭《长恨歌》“忽闻海上有仙山”的提示，但翻了新意，作为杨贵妃在海外得知玄宗皇帝被废被囚。这对杨贵妃逃亡到日本传说，有进一步的传播作用。同诗最后两句：“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芦家有莫愁”，再加“君王若道能倾国，王辇何由过马嵬”，那是直接批评皇帝无力护全一名女子以及“有情”的虚假，亦属于言论自由的顶端了！更有一首：“骊山有感”咏杨妃云：骊岫飞泉泛暖香，九龙呵护玉莲房，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惟寿王。
这首诗一些也不见好，但却赤裸裸地写出了玄宗皇帝夺取儿媳为妻的事实，再道出寿王以后处境的尴尬。诗虽然不见佳，但总是有新意在。
上面，我零乱地取了一些诗句，为了引发杨贵妃故事的若干特出点。
唐朝人就此完全不避讳的，杨贵妃先为李隆基的儿子、封寿王的李瑁之妻，后来父皇取儿媳为妻。
这是杨贵妃故事的第一阶段，当中国的社会道德律更变之后，有许多“卫道”之士，拼命要否定这一故事，有的人以事实俱在，无可否定，求告和恫吓兼施，命人们不可提及此事，甚至搬出孔夫子，“春秋为尊者讳”，唐玄宗是尊者，千万不可说他这一宗乱伦的丑事啊！到了清朝，中国自南宋以来积累起来的社会道德律，几乎比泰山高，比长城固，如朱彝尊其人，想尽办法来遮掩杨贵妃先事子，再事父的故事，他“考证”杨贵妃虽寿王妃，但却是处女入宫，所以，唐玄宗虽有丑闻，并不太严重。
这是可怜亦复无知的新道德保卫者的自我欺骗。唐朝人自己不以为是违反道德律的；官文书记载，至今仍存，后人为了后起的对妇女的道德律而大叫，其陋可知，从而也可见中国的文化的向衰。为此，在讲故事之前，特别将它提出来。
关于杨贵妃的婚姻，现存“唐大诏令集”（按即皇帝命令，俗称为圣旨的东西）卷四十，“诸王册妃”类，及“王妃人道”类，有两封诏令，直接提到，一封诏令，间接相关，摘要如下：册寿王杨妃：“维开元二十三年，岁次乙亥，十二月壬子朔，二十四日乙亥。皇帝诏曰（中略）……尔河南府士曹参军杨玄璬长女，公辅之门，清白流庆……今遣使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李林甫、副使黄门侍郎陈希烈持节册尔为寿王妃……”
“同中书门下”，即是宰相。册杨玉环为寿王妃，有年月日可查考。册妃，等于现在的订婚。“册”后，尚有不少繁文褥节（见开元礼），大约需要半年或一年才能结婚。估计：杨玉环嫁到寿王李瑁那儿，应在开元二十四年夏秋，再推迟些，或开元二十五年初春，要再迟，便少有可能了。（按：旧、新两唐书的杨贵妃传，对杨玉环出身，似有故意的错乱或隐蔽，旧唐书连杨贵妃的父名都弄错，且完全不提先嫁寿王事，新唐书主修者不敢太抹煞事实，加入先为寿王妃语，但对杨玉环的父叔，却蒙混过去，因为新唐书取旧书资料，二传皆乱采传说，荒唐不经，不必深信。）
寿王的亲母武惠妃，为皇帝所极宠，她的女儿咸宜公主嫁杨洄，据史书载：杨洄与岳母武惠妃同谋，陷害三位皇子（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李隆基于开元二十五年四月，将这三个儿子废为庶人，随后又赐死于城东驿。武惠妃这样做，据说是为她亲生的儿子李瑁夺取太子地位，这是可信的。然而，武惠妃本人，却在同年十二月死了，死时才四十岁。史书说，武惠妃是被三位皇子的鬼祟而死的。
至于杨玉环入宫，中间有一个转折，并不是名义上直接由寿王妃变成贵妃的，“唐太诏令集”卷四十有“道度寿王妃为女道士敕”，中曰：“……寿王瑁妃杨氏，……属太后忌辰，永怀追福，以兹求度，雅志难违……宜度为女道士。”
此敕文不曾留下年月，但仍可以考据的：第一、度杨玉环为女道士，必然是皇帝先和她奸好之后的事，据《新唐书》本纪第五玄宗纪，开元二十八年条下云：“十月甲子幸温泉宫。以寿王妃杨氏为道士，号太真。”
度寿王妃为女道士敕，虽缺了年月，但参照本纪，我们可以定出：皇帝和儿媳杨氏奸好，当在开元二十八年十月（或稍早，但以十月赴温泉宫时带到骊山以供淫乐的可能最大）。如此，则度为女道士的正确时间就容易考出了，李隆基的亲母窦氏（太后）死忌在正月初二。敕文中“属太后忌辰”，当是开元二十九年的正月初二。（公元七四一）
杨玉环做寿王的妻子，应当有三年多或四年多，结婚至四年，岂有再是处女之可能？何况，唐朝人又并不重视处女膜的。
杨玉环入宫为女道士（在内宫的太真观，不是长安市的太真观），过了四年多，才被册立为贵妃。
父、子之间共妻夺妻，以“女道士”作为过渡，说起来，也可以算避了一下，父亲娶的是女道士，并非儿媳。儿子则在这四五年间没有正式妻子了。天宝四年（公元七四五）七月二十六日壬辰，皇帝再为儿子寿王册韦氏为妃，册韦氏为寿王妃诏，亦存，同见“唐大诏令集”卷四十，皇帝为儿子再册妃后，八月六日壬寅，即册杨太真为贵妃。两册时间头尾在内共十一日。双重喜事来得也真快。
杨贵妃入宫问题，自南宋末年起，就成了中国历史、文学、乃至社会上的大问题，卫道之士，竭尽心智要缝补一个古人的处女膜。以现代观念看，这是很无聊之事，但在过去六百年间，此事关系社会风教，大得很。
南宋以后，中国女人裹小脚，等于半废了二分之一的人口，而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自行在思想上裹小脚，使中国长期不能进步，这是因，而此因又可以说出在杨贵妃的身上。
除了政治包袱之外，杨贵妃又背上了一个社会道德的包袱。
在此，先交代了属于正派的有关杨贵妃的大事，这属于严肃和沉重的一面。下面，我再作一篇引言，讲讲马嵬坡事件的来龙去脉。读者们将来看故事，可以有一个概念，同时，也轻松一些，把杨贵妃可能没有死而逃到海外说一说，考一考，事属渺茫无稽，但很有趣，至少比使杨贵妃背着上面所说的包袱为幽雅和风趣一些。
二、马嵬事变和杨贵妃生死之谜
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传播最广和久远不衰的叙事长诗：《长恨歌》，作者白居易以杨贵妃的故事串连成此巨制，他写杨贵妃在马嵬坡事变时：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这是文学作品上记杨贵妃的死，是记实。只小有考证上的错误：杨贵妃死于马嵬驿时间为：天宝十五载（即至德元载，公元七五六）六月丁酉（十五日），其时，天子只四军，据旧唐书玄宗皇帝纪：“六月壬寅（二十日）次散关，分部下为六军。”
“六军”是在杨贵妃死后五日才建制的。马嵬坡事变，只可称“四军不发”。不过，文学作品上这样的小误，实无损记实，因为有不少专家编著的史书，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也一样系错了时间，甚至，连旧唐书本身，也前后错记，六军建制，玄宗纪系时和肃宗纪系时亦各记一日。
我先引白居易的《长恨歌》，那是为了简单明白，只用十四个字注出了杨贵妃之死。
旧唐书本纪第九，记马嵬兵变：“……丙辰（按：辰应为申字之误）次马嵬驿。诸卫顿军不进，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奏曰：‘逆胡指阙，以诛国忠为名，然中外群情不无嫌怨，今国步艰阻，乘舆震荡，陛下宜徇群情为社稷大计，国忠之徒，可置之于法。’会吐番使二十一人遮国忠告诉于驿门，众呼曰：‘杨国忠连蕃人谋逆。’兵士围驿四合，乃诛杨国忠，众方退。一族兵犹未解，上令高力士诘之，回奏曰：‘诸将既诛国忠，以贵妃在宫，人情恐惧。’上即命力士赐贵妃自尽……”新唐书本纪第五，记马嵬兵变云：“……丙申，行在望贤宫，丁酉次马嵬；左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杀杨国忠及御史大夫魏方进，太常卿杨暄；赐贵妃杨氏死……”
（按：杨暄为杨国忠之子；二书所记载，以新唐书确。）
又：旧唐书五十一，列传卷第一；后妃上：“玄宗杨贵妃”云：“……从幸至马嵬，禁军大将军陈玄礼密启太子，诛国忠父子；既而四军不散，玄宗遣力士宣问，对曰：‘贼本尚在。’盖指贵妃也。力士复奏，帝不得已，与妃诏，遂缢死于佛室，时年三十八。瘗于驿西道侧……”
新唐书杨贵妃传所载略同，文字稍有出入，有如下数语：“帝不得已，与妃诀，引而去，缢路祠下。”
司马光资治通鉴引实录记马嵬事变较祥，录如下：“……陈玄礼以祸由杨国忠，欲诛之。因东宫宦者李辅国（此时名李静忠）以告太子，太子未决。令吐蕃使者二十余人遮国忠马，诉以无食，国忠未及对，军士呼曰：‘国忠与胡虏谋反。’或射之中鞍，国忠走至西门内，（搏按：马嵬驿之西门。）军士追杀之，屠割支体。以枪揭其首于驿外门。并杀其子户部侍郎暄，及韩国、秦国夫人……军士围驿，上闻喧哗，问外何事？左右以国忠反对。上杖履出驿门，慰劳军士，令收队。军士不应。上使高力士问之，玄礼对曰：‘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爱恩正法。’上曰：‘朕当自处之。’入门倚杖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录韦谔前言曰：‘今众怒难犯，安危在晷刻，愿陛下速决。’因叩头流血。上曰：‘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谋反？’高力士曰：‘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陛下则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舆尸置驿庭，召玄礼等人入视之。玄礼等乃免胄释甲，顿首请罪。上慰劳之……”（搏按：秦国夫人已早死，资治通鉴误。）
根据以上的记载，杨贵妃缢杀于马嵬坡的佛堂（依唐实录），应该无疑的了。杨贵妃死于马嵬，葬于马嵬，在官文书中，应已确定无疑。同时，我们只从上举简单的官式纪录，即可明白：马嵬兵变，实在是李亨（唐肃宗）所发动的。唐代皇位继承权，自来就不稳定，李亨虽为太子，但能继承与否，不到最后，实无由知。因此，李亨集团乘乱发动兵变，其真正目的，并不是杀杨贵妃，乃在于杨国忠，因为杨国忠是一个有权力的宰相，如果不能去国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