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着灰蒙蒙的天空发呆出一会儿神。
第七章 诺华： 回到北京（3）
有好几年的时间，这个时刻都免不了有些情绪低落，顾影自怜，但过了三十岁，这样的感觉越来越少了。近来的这一年里，这个放松的时刻成了我的一种享受，至少这一时刻的无所羁绊，无所牵挂，比任何一个男子，都更让人留恋。
“你是同性恋吗？”不，我不是同性恋。这个问题，母亲也曾问过我。她说，你不要生气，我并没有冒犯你的意思。如果你就算是真的有这方面的想法，我也还是爱你的。她这个句子里，用了不少书面用语，充满感情，也很慎重，和她平时的作风、说话方式完全不同。我说，我很好，妈妈，我只是不需要爱情。她深深地叹息。
四十五岁那年，她的头发突地变白了。和别的女人从头顶开始，一点点颜色发灰头发稀少不同，她白得彻底而快速。她去理发馆染了头发，用彩虹牌药水。理发师也劝她油做头发养护，不过她从没有做过。
自从我辞去工作，每年从青海回到北京后，她每周就会有一天来我这里，拿着一大锅鸡汤，还有一些挂面。最开始我住的地方离她非常远，她要转三次车，路上花去两个多小时。我曾想这么远，她一定坚持不了多久的，但两年前的一个傍晚，她一进我的门就晕倒了。她晕车了又累坏了，鸡汤洒了一地，还冒着香甜的热气。
我很快换了套房子，现在离她住的地方不远，二十分钟的路程吧。她问我：“你为什么不住回家呢，你可以有自己的卧室，有书房。我保证不会打搅你的。这样你可以省下房租，还可以有现成的热饭吃。”
我不说话。
她便跟上另一句：“反正你也不想结婚。”
我还是不说话，她就说：“你不是真的不想结婚吧？是还有男朋友经常来这里吧？”
我眼睛低垂，装出非常忙碌的样子来。其实她一来我这里，我就没法工作了。虽然背对着她，可我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她的喘息、脚步和嘟囔、翻拣东西等等动作中。我盼望着她快点走，数落完最后的那几句，然后带上门。可我的神经，却并不能很快地回到电脑屏幕，或是手里的卡尺上。
终于，她走了。关门前，深深地叹口气，说道：“下次我来，希望能看到你有点变化。”
我能有什么变化呢。她不知道，我现在最不希望的，就是变化了。这并不是说我的状况有多么好，而是经过这么几年的岁月，我开始越来越满足于目前的状态了。有一份能让我帮助别人的工作，给我一些自我感觉强大的力量，让我忘记苟延残喘的现实。
至于手边赚钱的工作，也还不错。
我为广告公司、工厂、作坊，甚至还有园艺设计室、城市雕塑公司，都打过工。正应验了学校里人们对艺术设计专业万精油的评价。我还有一些固定的客户，不是私人印刷厂，就是做街头广告的小公司。这都是我们读书时，最为不耻的一类小活。可我渐渐做上了瘾，而且慢慢发现，这些不起眼的东西，也能注入自己独特的想法。
工钱自然不高，但对付吃饭、房租、水电、买书，以及在青海半年的生活费用，是足够了的。
当然，也就没有再多余的钱，恋爱结婚了。
但这个话不能告诉母亲。如果我说我没有钱，她会迫不及待，或者喜出望外地表示，她可以给我钱。不，她也不是富人，一个闲单位的中层干部，上不去，也不会下来。再过一年，就可以退休了。现在基本来去自由，但满怀忧患，因为她唯一的女儿，我的个人问题。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七章 诺华： 回到北京（4）
送走了五金店的小伙子，我将刚买来的面包和酸奶放进冰箱。中间一层，霍然放着母亲带来的鸡汤。一个钢金锅，玻璃盖翻过来盖着，否则盖子太高，放不进冰箱里去。最下面一层，塑料袋里是什么？我拉出来，竟是桔子，也是母亲带来的。
她今天帮我洗了衣服，告诉我洗衣机的出水管必须换了。她走之前，拖干净了湿漉漉的地板。我的楼下住着三个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有男有女。母亲一边拖着地，一边嘟囔着，这房子真不结实，你姥姥家的老宅子，快一百年了，刮风下雨一点没影响。地板老化，洗手间漏水也是正常的。男男女女住在一起，这算怎么个事呢。
我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仿佛指责一下楼下几个小男女的作风问题，我们的漏水也就理直气壮了。不过就是因为她拖得及时，地板上的水，还真没漏下去。
我开始看电视，晚上我是不工作的。活再紧张再多，晚上也不能赶。否则夜里就会失眠。而失眠，则是连锁反应，没有半个月恢复不过来。
我拿了一个桔子，坐在了沙发上。
电话响了。
是母亲的。
不是介绍哪个阿姨的侄子或外甥，也不是告诉我相亲公园里她专门淘了个精英。以往跟我晚上打电话时，她总是说这些内容。我知道她为什么白天不说，非要晚上电话说，她一来试探我是否在家，二来也想弄清楚我在干什么。为什么一年又一年，一天又一天，既没有夜生活，也没有什么朋友。我怎么就不着急呢？
她一个人时，可是坐不住的。就算织织毛衣也好啊，这么闲坐着算什么呢。她总是这么批评我。
四年前，我曾跟她大吵过一次，不许她再给我张罗对象。那次她很伤心，吵完后，我也后悔了。可能她看出了我的后悔，所以并没有停止张罗，但次数很少了。
可能因为毕竟有些心虚，所以每次提起这个话题时，口气也非常的犹豫。
她总是这样开头：“你在啊。在做什么？我带给你的东西，吃得怎么样了？下周还需要什么别的吗？”
习惯了她问我回的切入方式，今天晚上，她的口气就显得非常特别。“喂，”她说，“你刚才去哪里了，我打电话，你不在家里。”
我说出去买面包和酸奶了。对了，还有出水管，洗衣机的。
“我给你说个事情。”她的声音陡然大起来，又焦虑又得意，好像总算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虽然这事情有点棘手，可好歹她是天下第一个知道的人啊。
“周鸿章病了！很严重。”
她说的周鸿章，是我的父亲。她从不对我说你爸爸，或是你父亲。每次说到他，她都这么说，周鸿章怎么怎么，周鸿章当年怎么怎么。你也该猜到了吧，他们是离婚的。我十三岁那年，他们就离婚了。周鸿章两年后再婚，他混得不错。只是被年轻一轮的老婆管得很严。我读大学时，他曾到学校来看过我一次，给了我一千块钱。我用那钱去了一趟西藏。
“什么病？”我问母亲。
“癌症。”母亲说，“否则我怎么会给你打电话。”
我听着，心里还是不太明白她的意思。周鸿章得癌症了？结肠癌？我也很吃惊，更吃惊母亲的态度。因为她接着说：“也许以后我没时间给你炖鸡汤了，我要去照顾周鸿章。”
“他老婆呢？”
我脱口而出。
“三年前他查出病来，他们就离婚了。现在他没钱没人搭理了，终于想到了我。真是报应，活该。”
第七章 诺华： 回到北京（5）
我听不出她是幸灾乐祸还是在悲天悯人，可是她分明说要去照顾他的。我知道她有一肚子的感触想跟我说，可我也知道，那些感触，其实说来说去，还是会绕回到他们的前仇旧恨当中。我从*岁时就开始听那些东西，早就什么也不想听了。我用一声短促的“唔”，告诉她我想结束这个话题了。
母亲了解我的习惯，她的语气顿时有些凝滞。“你在干什么？”她又开始这样问。我说吃桔子。“好吃吗？”她说。她不想这么快结束话题，是因为她想知道，对于她要去照顾周鸿章，我是怎么想的。
我说好吃。其实桔子还在我的手里，没有剥开呢。
“出水管呢，你试了吗，是否还漏水？”
“没有试，妈妈。”我说。
我想象着她的样子，耳朵贴在话筒上，耳边的头发拢到了后面。我心里也有些慌乱，要不要去看看周鸿章呢？他住在什么医院？这些我可以从母亲这里轻而易举打听出来，可我嘴巴却闭得紧紧的。我希望她能尽快放下电话，剩下我一个人，什么也不做，好耐心回味思量这个消息。
无论周鸿章做过什么，他都是我生命中一个重要的过程。甚至因为他的突然离家，对我来说，反而比陪伴我多年的母亲变得更为重要了。母亲的唠叨还在耳边，一些记忆深处的场景，已经开始向我飘了过来。我的眼泪，没来由地冒了出来。
第二天，我打电话去父亲的单位。他们说他病退了。又将电话转到人事部门，人事部门说他们只处理他的工资问题，对病情并不了解。那么谁了解呢，对了，去问问工会吧，每年他们会慰问病退的职工，他们应该了解情况的。
工会正在给职工分菜油和大米，一个女人一提起电话，就没好气地嚷嚷：“该领的赶紧领走，过期不候。”听我说找周鸿章的住院地方，不耐烦道：“为什么不去问他的家人？”
我没有说我就是他的家人，但女人也没打算放过我。你是他的什么人？她好奇而严厉，问得理直气壮。那么忙，她还要要八卦。
我说是早年的同学，来北京出差，想见见他。
“是女同学啊，”她终于笑了，为得到一条意外的消息而释然了。“地坛医院，出出进进好几回了。病情不轻，你要做好准备。最近他正在那里呢，你去看看他吧。顺便告诉他，工会的同志过两天也会去看他。”
中午吃过饭，我走出了家门。阴沉了好几天的天气，突然放晴了。寒冷而晴朗，天空湛蓝，我仰起头来，才注意到那些寒风中摇落不息的树梢顶端，居然还有零星的黄叶，灿烂的阳光下，随风转动，发出耀眼明亮的光泽来。仿佛冬日中的另一层生命。我拉紧头上的软帽，迈开大步，向地铁口走去。
我已经很久没有进过医院的住院部了。最近的一次，应该是读大学时去看一个得了重病的曾给我们上过课的老师。当时是跟好几个同学一起去的。就在医院的外面，我们还嬉笑怒骂呢。我们太年轻了，不懂得体会病危之人的心境。进了病房，美里将鲜花放在了老师的床头，他尽量鼓起力气，叫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唯独我，他叫不出名字来，但他对着我笑得很开心，说：“你是那个上课总坐在最后一排睡觉的女生。我曾经一直很好奇，想问问你，每堂课都睡，还是只在我的课堂上睡？”
我的脸通红，我没法告诉他，我睡觉，只是因为那学期他的课，全都安排在上午的一二节。
第七章 诺华： 回到北京（6）
老师出院后半年，肾衰竭，从五层楼的家里跳楼自杀了。消息传得很快，它让我立刻想到了我们几个同学一起去医院看他时的情景。那时住院病房的大楼外的花坛里，有着一丛一丛的鲜花，花儿开得格外鲜艳。有病人躺在手术车上，正在被推进电梯里。走廊来苏水的味道很浓，我打了一个清脆的喷嚏。
我不太担心会在周鸿章的病房里碰到母亲，因为中午她要午休，雷打不动，这也是为什么我会选择这个时候出来。地铁车厢里人不多，旁边有个看漫画书的小伙子。我们的影子，在黑暗中，同时落在一块玻璃上，就仿佛漂浮在外面似的。
问了好几个医生，终于站在了周鸿章的病房外面，他在特护病房，里面只有两张床。透过门上的玻璃，我看见他正躺在床上，身体很瘦，被子轻飘飘地盖在上面，如同一口气就能吹走。床的周围，有不少仪器，我认得结构复杂的吸痰器。
这么说，他昏迷过。
我突然没有勇气走进去，其实这勇气从我离家出门的那一刻，就没有在我的身上坚定起来。也许母亲在还能好一点，我想，至少，她会告诉周鸿章，我来看过他。
那么，他的心情也许能好一点吧？
你现在能看出了吧，到了北京后，我是否像是换了一个人？是的，就是这么奇怪，我仿佛变色龙似的，心情、性格，尤其是在父母的面前，统统发生变化了。
这阵我在想，我怎么可以两手空空，连一束花都没有带。我失去了在青海时的干脆作风，无论做什么，想什么，我都总是那么的手足无措。
肛肠科，32—33。
我嘴里念叨着，就这么转身出了住院大楼。在医院门口的一个花店里，我订了一束花，让他们送到病房里去。随花的卡片上写什么呢？见我沉思默想，他们给我拿出了一个塑料夹子，打开，里面有不少现成的祝福的话，分门别类。他们翻到探病那一页，指给我看。
“愿你早日康复，健康长寿！”
“愿好运常陪伴你，默默祝福！”
我问，卡片自己写可以吗？
可以啊。当然可以。说着，他们给我拿来了一张心形的小卡片，封面是个小女孩在荡秋千。
有别的封面吗，我问。
有。他们不知道从哪里找出了一个鞋盒子，里面密密麻麻都是这样大小的卡片。有方的，圆的，大部分都是心形的。
我找了一个方的，封面是一棵树。
打开，拧开笔帽，我的心开始怦怦直跳。多年后，我已经不会跟一个是我父亲的男人说话了，即便是通过纸和笔。
“爸爸”，我写道，“在病房外面，我看见了你。你很瘦，也很黑。我会抽时间再来看你的。如果春天来了，天气暖和一些，也许我们全家三个人，能出门一趟。我推着你。”
我的字写得很小，可就是这样，已经写不下了。为了让我写得方便点，他们将我让到窗户边的一张折叠桌上。
“写好了吗？”花店里的人问我，手里大束的花已经扎好了，在钉最后的礼结带。
我说：“对不起，重给我一张卡片吧。”
他们拿来了最开始给我的那张心形的卡片，我重新写道：“祝您早日康复，健康长寿！”
然后，我写上了我的名字。
付了钱，花店的伙计将卡片插在了花的上面。我看看表，对他们说，两点以后送去吧。肛肠科，32—33房。收花人姓名？对了，周鸿章。
没问题，他们跟我做保证。您就放心吧。
我走出花店。阳光依然明媚。可能也是因为晴朗，街道上的灰尘竟也随之多了起来。但无论怎样，我也不想回家去做案头的工作。
我掏出手机，拨通了美里的电话。不知道这个幸福的女人，可否有心情陪我坐一下午。她家离这儿不很远。
没问题。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