盟。（那里地形势将在以下的《北方的边境战争》一节讨论。）
成化统治的更带侵略性的军事姿态反映了三个因素：（１）军事威胁来自
更强有力的敌人；（２）皇帝的态度保证了中国人作出积极的反应；（３）爱
搞权术的官员——象宦官汪直——认识到可以从凯旋或报捷中获取个人利
益，就在成化统治时期为这类行径制造更多的机会。不像他们的大部分前辈，
这两个皇帝都没有亲自出征，以后的明代皇帝除了喜欢模仿英雄的正德皇帝
（１５０６—１５２１ 年）外，也没有这样干过。
宪宗虽然喜爱武功，本人却不壮健；温和和主张和平的孝宗在整个明代
的皇室中是最不可能成为战地统帅的人。可是他有一次相当含糊地提出，也
许他要义不容辞地率军对其北方的敌人进行一次讨伐。１５０４ 年夏季快到他的
统治结束之时，大同的边防区又遭受了几乎是每年发生的袭击。他召集他的
一批大学士私下讨论了这一他似乎认为会使人们怀疑他统治的正义性的永无
休止的问题，也许他还想起了公元前 １２ 世纪周武王向商代的暴君发泄的那种
令人钦佩的义愤，结果他便去考虑如何制服桀骜不驯的蒙古人的种种办法。
在认真思考后，他的儒家的责任感明显地克服了他对战争的厌恶，同时一名
勇猛的指挥及他率领的一支所的人马在敌我人数悬殊的情况下英勇殉国的消
息又进而激发了这种责任感，于是一向谨慎的孝宗经过长期的犹豫之后就提
出：“太宗频出塞，今何不可？”这一与他性格不一致的提议一定引起了众
人的惊奇，他信赖的兵部尚书刘大夏克制了这种情绪，以完美的朝臣的机敏
答道：“陛下神武固不后太宗，而将领士马远不逮。”他引了永乐帝时期的
一件事以证实他的论点，最后他下结论说：“度今上策惟守耳。”
对于刘大夏对明初帝国的军事形势与一个世纪以后的军事形势的比较，
我们完全可以作更深入的发挥；前后形势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历史学家已
经注意到在明初几代皇帝时期造就的勋贵的衰落以及职业军人和皇帝之间紧
密关系的减弱。到 １５ 世纪中期，对军事的控制和对封赏的垄断，正在从以往
英雄人物的第二和第三代有爵号的、但往往是无能的后裔转到了文职官僚和
从事军事的宦官手中。军事政策日益由文职官僚来决定。１５ 世纪后期几个最
能干的军事领袖像 １６ 世纪初期最著名的王守仁（哲学家王阳明）那样，都是
科举出身和从其他行政职务转任军事领导的人；突出的例子有：韩雍（１４２２
—１４７８ 年）、王越（１４２６—１４９９ 年）、项忠（１４２１—１５０２ 年）和马文升（１４２６
—１５１０ 年）①。对比之下，与他们同时的一些最高级的世袭军事将领却大都
无能而不值一提。此外，在位的皇帝已不再是擅长军事和能够亲自严密监督
整个中国军事制度去执行任务的人；优秀领导人的出现和使用都带有偶然
性，支持军事的结构再也得不到严格的维护。这种变化是逐步的，在暂时的
更有利的条件下在一定程度上还可向好的方面转化。但是总的说来，刘大夏
关于明中叶诸帝掌握的军事手段“远不逮”以前几代皇代掌握的手段这一判
断是很深刻和正确的。
摆在宪宗和孝宗时期的明政府面前的军事问题是组织问题——如征兵、
训练、部署、后勤支援及军队领导——和在国内及国际上必须使用武力的那
些紧迫的问题。这些问题将按以下顺序在下面作简要的论述：组织问题，盗
寇和叛乱引起的国内大事，与其他国家——这里是指亚洲内陆——在边境上
进行的战争。
中国兵制的组织结构在这两个统治时期没有大的变动。它的基本部分是
驻守在全帝国的大约 ５００ 个卫及组成它们的所；每个卫名义上有官兵 ５６００
人，他们理论上来自世袭的军户，而实际上往往由雇佣的人代替。帝国所有
的卫名义上的兵力应该接近 ３００ 万名官兵，但到明中叶，可能略少于此数的
一半。它们由五个大都督府指挥，而不是由中央统一调动。此外，还有以类
似方式组织起来的专门的禁卫军，其数超过 ７０ 个卫，分别驻于北京及其附
近。名义上，这些卫又可提供将近 １００ 万士兵，但它们的人员严重地不足，
事实上其士兵大部分不带武器，而是作为劳工从事劳动。它们有其数以千以
万计的超编军官，这些职务不加区别地授给那些与朝廷有关系的人的亲属。
京卫独立于五个都督府而不受其节制。还为北方边境的九边设置一个专
门的指挥机构，九边为长城沿线保卫中国不受亚洲内陆侵袭的几个地区。这
种军事力量得到较为适当的维持；这时它的实际兵力约 ３０ 万人，它的供应和
训练都优于各省的卫，不过也有领导素质差的问题。不论是镇压国内的骚乱，
或是保卫边境，为大规模的战役建立专门的指挥机构成了定制。到成化和弘
治时期，这类紧要事件一般需要专门征募民兵，或者专门集结专业的战斗部
队，因为旧的卫的建置在军事上已不再是举足轻重的了。背上了一个早已衰
败的制度的包袱，这两个皇帝及其军事顾问只能试图改造和零星地改进。
一个旨在改进京师防御的这种组织改造就是统一训练的做法，它在 １４６４
年由精力旺盛的兵部尚书于谦在 １４４９ 年危机时提出，然后又被放弃了。宪宗
登基后最初采取的行动之一是下令恢复这个制度。各有 １００００ 人的 １２ 个“团
营”从 ３０ 多万士兵精选出来，这 ３０ 万名士兵原先组成了三个专门轮换训练
步兵、骑兵（主要是蒙古人）和火器兵的京营。三个营的士兵名义上是从北
京附近各省的卫轮换送来，他们之中的大部分都超龄而合法或非法地被留下
作为仆人或劳工从事劳动。在新制度规定下，选拔出 １２ 万名最优秀的士兵；
不合格者再分配任务或退役。这样组成的 １２ 支训练部队之所以称为“团营”，
是因为它们的训练把步兵、骑兵和炮兵的职能合在一起，并且把这三个组成
的兵种的指挥统一起来，以便形成更大的战斗力。
宣宗皇后的兄弟孙继宗因他在 １４５７ 年英宗复辟时所起的作用而被封为
① 关于更详细的论述，见牟复礼：《1419 年的土木之变》＇400＇，载《中国的兵法》，小弗兰克？A。基尔曼、
费正清编（坎布里奇，1974 年），第 243—272 页。
会昌侯，这时被任命为 １２ 个团营的指挥，由此可见朝廷对改革的重视。但是
与这项工作有关的最重要的军事人物却是杰出的宦官将领刘永诚，他当时已
经 ７３ 岁，是一个从永乐皇帝时期起的久经沙场的老将，这时负起了指导新的
训练活动的实际责任。１２ 个团营也各有一名宦官监军，作为指挥的第二把
手。
恢复的制度后来经历了若干修正，并且一度显得很有成效。汪直于 １５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掌权以后，团营完全变成由宦官指挥和领导的事业。常常有
一半以上在编的兵力不知去向，他们非法地充当了高级军事领导人和宦官的
劳动力。宪宗于 １４８７ 年登基后不久，把 １２ 个团营的领导权重新转交给文官。
他挑的指挥官的人选是新任命为都御史（后任工部尚书，继而又任兵部尚书）
的马文升，他作为一名军事行政长官的非凡能力已在北方边境的长期和杰出
的工作中得到了证明。这个制度从此历经变迁，直到它在 １５５０ 年被废除为
止，当时重新出现的蒙古入侵再次要求朝廷进行组织改革。
１４９４ 年，一份诏令为征募和利用民兵确立了全国性的准则，这些民兵名
义上是百姓中志愿服兵役的人。在边境，这些人称土兵，在各省，他们称为
民壮。自 １４４９ 年的危机以来，紧急时期在百姓中征募志愿民兵的做法已经非
正规地发展起来；而现在在使这一做法正规化的同时，卫所制度的缺点也进
一步被人们认识到。１５０２ 年据说有 ３０ 万民壮已被吸收进卫所，这样有助于
填补卫所兵员的缺额。又经过了 ５０ 年，专门征募的部队当出现紧急情况时在
全国许多地方有完全代替卫所驻守部队的倾向。
１４９６ 年夏，兵部尚书马文升呈上一份长篇的奏折，详细陈述了自开国皇
帝和永乐帝统治以来中国军事建置衰落的各个方面。在一道显然与马文升商
讨后起草的批复诏令中，皇帝接受了若干改革，其中最引人兴趣的是大力招
收“将才”的活动。他提出自宪宗设武举——与文官科举考试相对应的考试，
在 １４６４ 年晚期宣布开科，在 １５ 世纪 ７０ 年代加以扩大——以来，已经造就了
能充任日益增多的武职的人，但是那些具有杰出将才的人却没有被吸收。他
极力主张地方官员应该物色精通战术战略和具有领导素质的人，并根据武举
规定的程序吸收他们。以后不久，他授权通过更体面地直接任命这些具有卓
越才能的人担任应该担任的工作来召集他们。①但是历史学家沮丧地指出，没
有人曾经应皇帝之召。
在中国军队中，奖赏和晋升除了高级将领外都根据各个战士俘获或杀死
敌人的记录，并通过交出的俘虏或其首级来核实。以首级核实的办法远为方
便，并更普遍地被采用。奖赏的规格取决于发生战斗行动的战区。也就是说，
奖赏根据战斗带来危险的大小和敌人的凶猛程度分为几等。在战斗中抓获一
名敌军将领或其他指挥官会得到特殊的奖赏。另外，在北方和东北边境砍下
敌人首级带来最高奖赏，从西边（西藏）边境和在与西南土著战斗中得到首
级次之，而在与盗寇或叛乱者作战时取得汉人首级的奖赏则属于末等。在特
别危急的时期，奖赏制度有了变动，对当时最危险的新敌人的首级给予更高
的奖赏。这个制度受到许多人的批评，特别是有和平思想的儒家政治家的批
评，他们认识到这样会牺牲无辜者——凶残的将领常常被指责在战区，甚至
① 张廷玉等编：《明史》＇41＇（1736 年；1974 年北京再版），170，第 4545 页；夏燮编：《明通鉴》＇210＇
（约 1870 年，1959 年北京再版），26，第 1049—1050 页。《明史》兵志提供的数字是错的；参见《明史》，
89，第 2177 页。又见富路特、房兆楹合编：《明人传记辞典》＇191＇（纽约和伦敦，1976 年），第 1609 页。
远在战线后方斩杀不幸的非战斗人员，以便扩大他们的战果。反黩武主义的
御史们也常常揭露一些将领的虚假战报。他们与个别的战士不同，当他们宣
布“胜利”时可以从他们的部队获得的首级的总数中得益，并要求奖赏。但
是这个制度虽然常遭批评，却没有变动。
总之，在成化和弘治统治时期，中国的军事制度没有发生实质性的结构
变化，尽管人们日益认识到它的缺点。一个值得注意的积累性的变化是宦官
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他们正式行使“监军”的职能，监军即使不是在名义上
指挥驻守战略要地的部队和战地的军队，也是指挥机构的第二把手。他们的
权力结构的最高等级是宦官官僚集团的领导（司礼监）而不是兵部或五个都
督府。这并不能提高军事专业的声望。在这两代皇帝治下进行改革的最雄心
勃勃的企图是在京师 １２ 个团营中恢复训练活动，这项改进能短期地提高京师
防卫士兵的战斗力，加强对他们的支援体制和提高士气。但是，这样拼拼凑
凑的改进不能实质性地改变更大的现实情况。
在明代中叶，战争是国家政策的一个不得力的手段，它本身在这个时期
对国家的存在并没有关键性的影响。军事机构虽然在明代政府是最庞大和最
花钱的组成部分，却是建立在一盘散沙之上。作为一个在注重功勋的社会环
境中的名义上的世袭制度，它在明代社会中没有稳固的位置，在公众的心目
中也不处于受尊敬的地位。除了把军事当作他们所偏爱的用以控制社会的标
准道德手段中的一种极端制裁手段外，大部分文职官僚并不信赖它。军队中
的职业领导人，不论是世袭和处于最高层的贵族军人，或是从武的宦官，一
般几乎得不到威望，更不受人尊敬。军队是这样一个政府的军事力量，它越
来越面向和平，除了保卫边疆和维持国内安宁外，没有其他军事目标。因此
在明代中叶，许多人已看到了军事上带根本性的组织缺陷，但只有少数非凡
的政治家才认真注意这些缺陷。
盗寇和叛乱者
在中国人对社会动乱的分类中，盗寇与叛乱的区别有点像传统中国动物
学分类中家鼠和老鼠的区别——它们属于同一类，但后者大于前者。名称的
内容是部分重合的，行政官员不得不辨别的一个重要区分是，盗寇行为对地
方秩序和安全构成威胁，而叛乱则对国家提出挑战，可能危及它的安全。成
化统治的初期受到了更大规模和更具威胁性的一类动乱以及边境战争的折
磨。这几年的地方盗寇活动也多于往常。当爆发的应称之为叛乱的一类事件
属于非汉族的土著——当时仍支配着南方和西南各省大部分领土的部落民—
—的动乱时，这就增加了问题的重要性。如同北方边境问题和中国与亚洲内
陆各国的关系，在中国的官员中也存在着关于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的许多争
论。作出的反应在严厉的军事镇压和各种政治及文化诱导的形式之间交替变
化。这个时期可以使我们对一个长期存在的历史问题作一些有价值的初步探
索。
大藤峡之战（１４６５—１４６６ 年）和针对非汉族民族的其他国内战争
广西瑶族人民的叛乱由一个能干的首领侯大狗——瑶族四“大族”之一
的头人——领导；这个叛乱自 １５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已经在酝酿之中。它在 １４６４
年正当宪宗登基时全面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