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外，已经接受了军事训练和掌握了本地的武库。
在 １４４８ 年下半年和 １４４９ 年初期，两起起义的人数都有增加，它们所影
响的地区也比以往更大。叶宗留自封为其造反的追随者之王，而邓茂七则自
称闽王。据说左道旁门的经卷已在流传，两个集团的造反者则歃血为盟——
这些是一个严重的大起义开始阶段的典型行动。虽然这两个运动始终没有结
合，但它们有着联系，有时还协同行动。
战斗和劫掠集中在福建北部的内地。邓茂七的起义始于沙县周围地区，
然后向东北扩大到延平。省的官军在寻找造反者并进行打击时有一定的困
难。起义者依靠艰险的地形进行战斗，他们的领袖很有战术头脑，并且在初
期多次取得胜利。六个月后，当 朝廷在 １４４８ 年 ９ 月下令征剿时，它任命佥都
御史张楷（１３９８—１４６０ 年）为指挥官，此人胆小无能，事实证明是一个最不
称职的将领。在一开始，由于已经盘据在铅山矿镇之南的江西福建交界处的
叶宗留叛乱团伙的阻挠，集结在江西东北的张楷的军队不能打击邓茂七的部
队。经过了长期的犹豫后，官军打败了叶的部队，在 １４４８ 年 １２ 月把叶杀死
（有一种史料则说叶死于造反者的内讧）。但在新领导的率领下，他的造反
者退入山区，打败了追逐者，然后撤至浙江南部的老根据地，在 １４４９ 年 ８
月最后被打垮之前，他们还在那里围攻过处州。
与此同时，邓茂七的造反者发现形势对他们不利。１４４９ 年 １ 月，他们在
建阳惨败。２ 月，邓氏弟兄被一倒戈的叛乱头目出卖，遭到伏击而被捕。他
们被解往北京公开处决。但是新的领袖们——其中最重要的是邓伯孙——接
管了仍在福建西北流窜的起义者残部。１４４９ 年 ５ 月，官军在沙县附近抓获了
这些新领袖，但是叛乱团伙继续在这些地形艰险的交界地区不时地劫掠，直
至 １４５２ 年。叶宗留的造反者残部还继续活动了几年。
尽管两起叛乱在心怀不满的矿工和贫困的佃农中吸引追随者时起初取得
一些成就，它们始终未能集结大批追随者。起义者从未达到控制地盘或夺取
县城的阶段，尽管他们的领袖自封响亮的称号，他们依然是成伙的流窜盗寇。
他们不能成功的一个基本原因是，这个区域的地方官员答应给村民免除徭役
三年。由于对采矿章程作了改革，降低了过高的生产定额，取消了盗矿者的
死刑，矿工的不满情绪也缓和了。这说明了一个事实，虽然土地分配的不均
以及土地主和耕作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引起的长期问题在农村地区产生了各种
弊病和压力，但只要官员的贪污行为和错误的行政能够消除，政府的苛刻的
政策能够缓和，政府是不难平息这类农村动乱的。
西南边界：麓川之战
在 １５ 世纪 ４０ 年代期间，明军在偏远的西南屡次卷进了引人注目而情况
多少不明的战役，作战地点在古缅甸路一带：这条路从大理经永昌至今之八
莫，然后或顺伊洛瓦底江而下进入缅甸，或往西经亲敦江河谷进入印度东北。
蒙古人曾在 １２５３ 年征服云南高原，又在大约 ３０ 年后入侵缅甸盆地。但他们
的征服是有限的和一时的。在元末时期，居住在四川西部和缅甸北部的掸族
成了这个地区的统治力量。掸人统治了缅甸主要的国家阿瓦；其他北缅甸的
独立国家包括孟养和麓川，这块地区大致相当于现在云南西南的德宏自治州
及其邻近的几个地方。在元末明初，麓川在缅甸北部巩固了它的领土；１３８５
至 １３８７ 年它入侵云南没有得逞。最后达成一个协议，协议规定它的统治者接
受中国人的保护。
１４１３ 年，麓川国由有野心和侵略心的统治者思任发统治，他逐渐扩大他
的领土，并袭击中国的领土。尽管云南几次要求征剿他，但中国朝廷认为征
剿花费太大，在 １４３６ 年他威胁金齿（永昌）之前拒绝行动。１４３９ 年云南总
督沐升奉命率领征自贵州和湖广的部队向他进攻。经过了一场激烈而难分胜
负的战斗后，思任发在 １４４０ 年派一纳贡使团来朝廷。但战斗继续进行，１４４０
年中国军队大败。
朝廷这时被迫采取更激烈的措施。云南军被建立起来，并得到四川、贵
州和湖广军队的增援。１４４１ 年初期，这些军队由司礼监的宦官王振的亲密助
手王冀统率。１４４１ 至 １４４２ 年，王冀的军队大败掸族部落民并占领了思任发
的大本营，虽然它也遭受严重的损失。思任发逃至阿瓦。１４４２ 年晚期，王冀
回到云南，试图与阿瓦和其他几个掸族王国——特别是木邦（兴威），它要
求取得麓川地区——谈判一项协议。他的尝试证明失败了；１４４３ 至 １４４４ 年，
王冀进攻阿瓦的领土，但未取得决定性的结果。１４４４ 年，朝廷威胁说，如果
阿瓦不交出思任发，就要把它摧毁。１４４５ 年，阿瓦向王冀的军队投降，但思
任发已经自杀。
思任发之子思机发在此期间已经控制孟养，并派纳贡使团前来朝廷。但
他拒绝亲自来北京。阿瓦王要求中国人与他联合讨伐孟养。王冀在 １４４８ 年至
１４４９ 年率大军进行了这次新战役。他与阿瓦和木邦的军队一起跨过伊洛瓦底
江，思机发被击溃。有些史料声称王冀已经占领孟养。但结果思机发之弟思
卜发获准继续控制孟养；王冀还与他商定，掸人决不再越过伊洛瓦底江。思
卜发及其继承者仍控制伊洛瓦底江以西的领土，并继续向北京纳贡，直至 １６
世纪。１４５４ 年，作为阿瓦自己、木邦和中国人之间总的领土协议的一部分，
阿瓦终于把思机发交出，思机发在北京被处决。
如同有些史料所说，这些漫长和耗费巨大的战役可能给缅甸北部的本地
民族留下深刻的印象。但这个地区没有长期平定。１４７４ 年，掸族内部的部落
战争再次爆发，在缅甸北部，动乱一直持续到 １６ 世纪中期。但是王冀进行的
这些代价很高的战役确实达到了一个目的。它们在明朝以后的时期巩固了中
国人的控制，而且也的确巩固到如今。
这次“向热带进军”的幕后人物无疑是王振，他出于个人自我膨胀而去
煽动和继续进行西南的战役，正当地遭到了指责。大批军队投入了战斗。但
是他们是西南的地方军队，对这个时期的首要防御战略——在华北防御蒙古
人——来说无关紧要。的确，这几次战役一定耗费了大量资金，而且像宦官
曹吉祥和蒋贵等有经验的将领本应更充分地在北方受到重用。但是北方的边
防暂时还完整无损，并且能够击退来自草原的任何威胁。对王振这一朝廷的
中心人物来说，边远西南的捷报有助于支撑他作为政治家的声誉，而胜利又
可以用帝国防御的少量实际代价取得。当时的和后世的历史学家一样，都用
他卷进西南这些战役的错误的经历来帮助解释他后来在北方边境所犯的严重
得无法比拟的错误（这次错误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皇帝的被俘）。但是如同
下文所述，二者完全是两回事。
“蒙古威胁”的老问题
在整个明代，中国人和朝廷一直十分担心蒙古的“威胁”，这种担心是
中国人经历了蒙古人的征服和元朝统治的后遗症。蒙古人的威胁依然是这个
时期对外关系的首要问题，并且在 １６ 世纪后半期之前继续使防御思想蒙上了
阴影。已经回到其草原游牧地的蒙古部落在中国留下了大批同胞，其中有几
千人成了新的明朝军队的军官。这些人自己还在怀念过去的光辉业绩，并且
模糊地希望蒙古人的大汗国可能以某种方式得以重建。但是在永乐帝在他们
的故土几次击溃蒙古军队或至少把他们驱散以后，三个独立的蒙古人集团逐
渐在中国边境一带定居下来：它们是东北的兀良哈、后来在中部组成察哈尔
汗国的鞑靼人或东蒙古人，以及生活在远至蒙古西北的瓦剌人。
三个集团经常对立，它们的力量对比也不断变化。只要永乐帝未能降服
的蒙古主要领袖阿鲁台仍在活动，他就能指望去征服和重新统一各个蒙古部
落，虽然他与各种集团经常交战。但是在 １４３４ 年，他在一次征讨瓦剌人的阋
墙之争中被杀。他的儿子向明朝投降，瓦剌人很快成了各部落中最强大的集
团，并且开始把蒙古人重新统一在他们自己的领导之下。他们的领袖、曾经
打败阿鲁台的脱懽已经把瓦剌诸部落团结在一起，并将他的女儿嫁给东蒙古
人的年轻的汗王。在他死后，他的儿子也先开始侵犯明朝的领土。１４４３ 和 １４４５
年，他攻打哈密，到 １４４８ 年已在那里进行有力的统治。他还屡次试图策反守
卫甘肃西部的沙州和赤斤的蒙古卫。在东北，他把势力扩大到满洲的兀良哈
诸卫，这样，他的势力从今之新疆一直扩展到了朝鲜边境。
中蒙关系中的社会经济因素
不论在不同部落之间，或是在中国人和蒙古人之间，经常发生的对立和
内部乱动中存在着明显的经济因素，即不断地寻求和保有水源和牧地，以及
希望在贸易时得到庇护。与明帝国建立能够顺利进行交往的动力也受经济的
制约——沿北方边境各地的茶市马市，特别是在山西大同的这类集市发挥了
这种作用。吸引蒙古使者的物品不仅仅有茶，而且有各种丝绸、贵重器皿以
及种类繁多的商品，特别是铁器。蒙古人派遣越来越多的使者到这些边境集
市：到 １５ 世纪 ４０ 年代后期，一年派来的使节超过两千人。由于中国东道主
除了付款购买他们带来交易的马匹外，还不得不向众多的武装骑士供应食
宿，这种“纳贡使团”终于成为一种几乎不加掩饰的胁迫形式，并且除了对
中国边境的安全造成一种长期存在的威胁外，还给国库增加了沉重的负担。
中国人和蒙古人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在洪武帝和永乐帝程度不同地降
伏了不安分的蒙古部落以后，关系起初在邻邦往来的基础上正常化了。大批
蒙古人居住在中国人的国土上，成了中国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与中国
的家庭通婚和取中国的姓名。另一方面，中国的商人深入草原区与蒙古的部
落领袖交易，他们发现后者有接受能力，并且急于获利和享受个人安乐。
居住在靠近中国定居社会边境的蒙古人变得更加依靠获取中国的农产品
为生。他们甚至开始种植荞麦和大麦，以改善主要来源于羊群的另外一种不
安定的生活。时常发生这种情况：某个蒙古部落领袖会不时请求中国政府给
予土地，以给其人民提供比广袤但靠不住的草原游牧生活更安定的生活。蒙
古人与他们高度机动的好战部落，一直试图取得中国的定居社会所生产的财
富，其方式不是通过多少有利可图的屈服或称臣，就是采用粗暴的武力。蒙
古人与明朝建立关系的主要目的不再是去征服世界，而完全是为了生存和巩
固脆弱的草原经济。
茶市和马市
中国人最重要的战略需要是为庞大的常备军取得充分供应的马匹。中国
本身产马很少，而且马的品种不佳。１４ 世纪 ６０ 年代后期元蒙军队被赶出中
国以后，明军对马匹的迫切而经常的需要最初是在中国西南的四川、云南和
贵州通过以各种专卖的商品——如茶、盐和纺织品——换取马匹来解决的。
但是对西南的依赖是短暂的，大约只维持到 １３８７ 年，这时北方诸省——特别
是山西省——成了购买马匹的更重要的来源。政策的变化部分地是中国与草
原民族恢复贸易的结果，但因帝国首都在 １５ 世纪 ２０ 年代从南方北迁到北京
而加快了。此外，在永乐时期对蒙古的几次征讨中，中国的军队经过几次胜
利的战斗后，并且由于夺取了边境的牧马场地，能够增加其战马的数量。
但是，这些都是非固定的收获。北方边境的固定和正规的马匹收购主要
通过专卖的茶与马匹的易货贸易进行，而且政府的明确的政策是把这项茶马
贸易置于它的严格的控制之下。易货贸易不是在蒙古边境而是在陕西西北（今
之甘肃）的西宁、河州和洮州进行，那里设有专门的茶马贸易司。易货贸易
每三年进行一次，规模很大。官方的贸易定额规定，在每个茶马市场，１００
万斤（１５０ 万磅）茶将换得 １．４ 万匹马。大部分的马由青海地区的游牧部落
饲养，它们的酋长被授予金牌形式的纹章。纹章的一半由朝廷保存，相配的
一半由各该部落长持有，以表示他们有进行这项贸易的资格。
１４４９ 的土木事变（见下文）使这项官方的边境贸易中断了一段时期。它
在天顺年间（１４５７—１４６４ 年）以后才恢复。在此间歇期间，马匹通过与其他
国家——朝鲜、日本甚至琉球群岛——的易货贸易取得。与朝鲜的规模较小
的官方马匹交易在这个世纪的初期已在进行，而在 １４０７ 至 １４２７ 年的 ２０ 年
中，朝鲜已提供了 １．８ 万匹马。１４５０ 年以后，这项贸易重新恢复，提供了两
千多匹马；朝鲜的纳贡使团每匹马收 ５ 匹丝绸，再加上数量不定的白银和薄
纱。琉球政府偶尔也以马换取丝绸、瓷器和铁器。
１４７０ 年以后，边境的马匹交易得以恢复，但它日益落入私商之手。新的
茶区已在汉中（陕西南部）发展起来，这个地区的产品由私商在直接交易中
开价收购。到 １５００ 年，约 ６０％的茶马易货贸易由私商进行。这种状况容许
在整个 １６ 世纪继续下去，这说明马匹交易在保持中国军队成为一支打击力量
方面的重要性。解决缺乏马匹的一个长期办法是最后在中国农业经济中发展
一种新的养马制度。
军事形势
根据 １５ 世纪初期中国对外关系的总格局及由这些对外关系产生的战略
问题，１５ 世纪 ３０ 和 ４０ 年代的防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