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外国使节。这次船队包括 ４１ 条船。和前几次一样，这一次的远航在抵达苏
门答剌以后也分两路。郑和在 １４２２ 年 ９ 月回到了南京。一部分船队访问了忽
鲁谟斯、祖法儿、阿丹、木骨都束和不剌哇（在索马里沿岸），还访问了马
尔代夫群岛以及锡兰、古里和柯枝。这一次又有许多使节随船队来到中国。
１４２４ 年初皇帝下令郑和再次泛海，这次是去旧港，在这里设一名中国官员。
但是皇帝死了，这个使命改交给了另一个人。在以后的七年内，中国水军提
督中最大的为南京的守备，水军政策被搁置一旁。
郑和的这些远航背后的目的实现到什么程度？如果它们是要寻访建文
帝，那么，它们猎取的是一个虚幻的目标，并且失败了。如果这些壮举是意
在扬永乐帝的声威于殊方异域，在于显示中国的兵力，在于增长中国人对世
界的认识，在于保护华人的利益，或者在于再找些新的民族参加朝贡系统，
那么，它们的目的当然都已实现，尽管明朝政府此后没有继续实现这些目的
而充分加以利用。他们的旗帜飘扬在整个东南亚和印度洋，清楚地显示了明
帝国的政治和军事优势。在朝贡的名义下做发财的生意，这机会使得外国使
节们以空前的规模从各个地方带了贡品来到中国。
这些远航带回中国的不仅是各种各样的异国产品，而且还有大量的更加
世俗的产品，首先是香料。对这几次远征的经济影响很难做出估价，主要是
因为它们是由宦官组织的，而且由宦官机构出资，没有留下总开销的记录；
尽管一些认真的士大夫反对这种做法。②虽然明朝廷能够从这些远航中得到大
量珍宝和异国奢侈品，它们也只有皇帝和他的朝臣能亲眼一见；它们很少进
入市场。这些派朝贡使团的外国不仅得到高价，而且有机会在京师出卖私人
的货物，图个厚利。但是就朝廷而言，在这种交往中政治利益高于经济利益。
郑和在不到 ２０ 年的时间内跨越了半个地球，把明帝国的声威最大限度地远播
到海外。在这个过程中，他进行了 １５ 世纪末欧洲的地理大发现的航行以前世
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系列海上探险。①
新的京师及其行政
作为这些战争和外交使命基础的战略考虑还导致永乐皇帝承担起另一个
庞大的任务：逐步地把他以前为王子时的封地和一度为元朝大都的北京改造
成明帝国的新的京师。这项改造工作包括在北京进行巨大的重新规划和建
设，以及影响整个中央政府的全面的制度调整。②
明帝在北京建立新都的动机只在皇帝的文告和朝廷官员的陈述和奏议中
含糊地暗示过。这些动机肯定与他登基时的政治和军事形势有关。洪武帝对
其南京的京城已表示过不满；它离帝国边境太远，在他统治末年，他已在考
实录抄：蒙古编》＇198＇，载《明代满蒙史料》＇496＇（京都，1943—1959 年），第 261—557 页。
② 田村实造：《明代的北边防卫体制》＇497＇，载《明代满蒙史研究》，第 82－84 页。
① 弗莱彻：《中国和中亚，1368—1884 年》＇165＇，载《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费正清编（马萨诸塞，坎
布里奇，1963 年），第 209—210 页。
② 波科梯洛夫：《明代的东蒙古人史料》＇427＇，洛温塔尔英译，载《研究丛刊》，A 集，1（成都，1947
年），第 23—29 页。关于在这个时期与瓦剌蒙古人的关系的官方材料，又见白翠琴：《明实录瓦剌资料摘
编》＇413＇（乌鲁木齐，1982 年），第 17—42 页。
虑迁都北方。在这一方面，永乐帝定都北京的决定可以被视为解决了他父亲
的困境。但是这项决定也反映了永乐帝的认识，即北方是他个人的权力基地，
他在叛乱和登极之前已经为保卫东北边境或征讨蒙古人而经营了多年。①
他的权力和取得支持的基地位于北方而不在南京，他对南京颇为陌生。
所以他自然需要一个便于巩固其帝国的国都。南京位于长江下游，作为一个
经济中心，它具有压倒的优势。而它远离北方和西部边陲，永乐帝认为那里
是最易遭受攻击之地。这些考虑曾促使他父亲想迁都北方，也同样为永乐帝
自己的决定提供了依据。
最后，出于政治和军事的原因，北京优于其他一切地方；它既可充当对
付北方入侵中国的堡垒，又可以作为支持皇帝在北方执行扩张性政策的一切
活动的中心。另外，在历史上的这一时刻，北京似乎是能够充分供养大批戍
军和大量平民的北方的唯一大城市，通过把北京定为京师，永乐帝就能够部
分地实现他建立一个扩张的和外向性的帝国的幻想，这个帝国包括边陲和内
地，既有汉族人，又有非汉族人。因此，地处战略要冲和曾为两个非汉族帝
国首都的北京就明的新都来说似乎是实际的和顺理成章的选择。②
对永乐帝及其辅弼大臣来说，改造北京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同时也
给黎民百姓增加了沉重的负担。元朝的某些城墙和宫殿虽然完整无损，但是
城市的总格局必须变动，大部分兴建的新工程都要满足永乐帝的具体要求。
由于这个区域缺乏一个能满足需要的经济基地，北京城就得依靠从东南各省
用船运输的大量粮食和供应。军事组织必须改组，以处理经济资源的这一全
面的再分配。机构的安排尤其需要改变；这样就影响了南京和帝国其他各地
的官署。迁都北京之举肯定是明代进行的最复杂和意义最为深远的帝国计
划。
在 １４０３ 至 １４１６ 年期间，某些机构已开始作适度的调整，重大建设的初
步计划已在制订。１４０３ 年 ２ 月，永乐帝正式授给此城以北方京都（北京）的
地位。他派他的长子朱高炽（即后来的洪熙帝）去治理新都。他还在北京设
行部，以监督六部新分支官署，国子监和大都督府分署的工作。他把北京的
京畿府改名为顺天府。这一变动具有重大的象征性意义，因为它把永乐帝与
他父亲联系起来，后者早在他崛起时已把南京的京畿府命名为应天府；这样，
这个篡位者重申了他合法继承皇位的权利。①
１４０４ 年，永乐帝迁山西九个府的一万户至北京，以增加京畿的人口。１４０５
年，他派三子朱高燧负责北京的军事，并下令顺天府及邻近两个府免缴田赋
两年。同时，新宫殿的兴建也在进行之中。在 １４０８ 至 １４０９ 年期间，在未来
的首都建立了一个负责本地事务的官署、一座外国使者的宾馆和一个印钞
局。永乐帝仍住在南京，通过皇太子在新都发号施令。他直到 １４０９ 年 ４ 月才
巡幸北京，在那里逗留至 １４１０ 年第一次征蒙古之役结束时为止。可是，这些
① 傅吾康：《15 世纪初期中国对蒙古的远征》＇170＇，第 83—85 页。关于阿鲁台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
典》＇191＇，第 22 页。关于综述当时明人对于这第一次蒙古之役和第二次战役的记述，见李素英：《明成祖
北征记行初编》＇330＇，载《禹贡》，3，8（1935 年 6 月），第 14—22 页，以及《明成祖北征记行二编》
＇331＇，载《禹贡》，3，9（1935 年 7 月），第 36—42 页。
② 司律思：《朝贡制度与外交使节，1400—160O 年》＇458＇，第 26—127、163—165 页。关于马哈木的传记，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1035 页。
① 关于夏元吉的反对意见和他的被放逐，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532 页。
耗费巨大的工程表明，永乐帝从一开始就想把帝国的京城迁到北京，尽管朝
廷官员反对。
在此期间，新都的物质和经济基础被奠定了。虽然在 １４１６ 年之前没有真
正地进行巨大的建设，但建造新宫殿和修复城墙的准备工作在 １４０６ 年就开始
了。在 ８ 月份，永乐帝已命令陈珪伯爵、工部尚书宋礼、副都御史刘观等人
把人力物力集中在北京；表面上他是应高级官员的要求，这些人认为应为他
即将进行的巡幸建造一座皇宫。官员们奉命在江西、湖广、浙江、山西和四
川诸林区组织伐木。另一些人则在北直隶组织制砖。１４０７ 年，在全国各地征
集了一支由工匠、士兵和普通劳工组成的劳动大军；其中包括 ７０００ 余名被张
辅俘获并押送到北京的安南工匠。但建设因不充分的供应体系和缺乏严密的
监督而受阻。工程进展缓慢，这几年没有重大的建筑物竣工。
为了减轻这个地区对南方来的漕粮的依赖和加强地方的经济，在 １４１２
至 １４１６ 年期间，皇太子朱高炽给北京地区诸府和山东、河南受自然灾害的那
些地方的居民减免田赋或发放救济粮。
在 １４１５ 年 ６ 月大运河工程完成后，从盛产稻米的长江下游（即江南诸省）
漕运粮食至北方就更加迅速了，从此粮食就可以直接从这些省运至北京。新
都的经济状况于是有了好转。①
１４１４ 年对蒙古人的远征以后，永乐帝驻跸北京达三年以上，只在 １４１６
年晚期离北京巡幸南京一次。由于大运河已被重建，人力和物资已经北移，
永乐帝显然已经决定常住北京。在 １４１７ 和 １４１８ 年，对北京的护城河、城墙
和桥梁作了改进，永乐帝的居住地西宫也在兴建之中。１４１７ 年 ３ 月，在永乐
帝最后一次离开南京后不久，他又命陈珪负责北京的一切御用的建筑工程；
珪陈还控制着那里的军务。
在此以前，永乐帝还要求就建设他的新都一事展开廷议，并取得了高级
官员的支持。也有一些反对的意见，但无关紧要。建设北京需要大规模地动
员工匠和劳工，这些人往往从部队的士兵中，或从判处苦役的囚犯中抽调，
而且从全帝国（甚至从远至新近吞并的安南）征用建筑材料。劳动大军的规
模不详，但人数一定高达几十万。主要的建筑师为一名安南血统的宦官阮安
（死于 １４５３ 年），他还在正统帝统治时期重建北京时起了主要作用。②
到 １４１７ 年晚期大部分宫殿已经竣工。元朝建造的南城墙的某些部分已经
失修。这些部分在 １４２０ 年修复，这时钟楼和天坛也已完工。到 １４２０ 年，北
京已经有足够的主要建筑工程竣工，以致可以把朝廷迁来。新城略小于蒙古
人统治时的城。它的北部小于南部。城门从 １１ 个减至 ９
个。永乐帝对建设的成绩颇为高兴，于是厚赏负责建设的官员。１４２１ 年 ２ 月，
工部郎中蔡信被提升为工部侍郎，对低级官员和所有各类建设劳工也给以适
当的提升和奖赏。①
① 关于皇帝宾天的情景，见下面注＇148＇。
② 对永乐帝的北方政策的有价值的叙述，见吴晗：《明代靖难之役与国都北迁》＇591＇，载《清华学报》，
10，4（1935 年 10 月），第 937—939 页；傅吾康；《永乐帝对蒙古的远征》＇177＇，3（1945 年），第 50—54
页；田村实造：《明代的北边防卫体制》＇497＇，第 82—84 页；吴缉华：《明代东胜的设防与弃防》＇584＇，
载《明代制度史论丛》＇580＇，Ⅱ，第 339—342 页。
① 详见山本达朗：《安南史研究》＇600＇（东京，1950 年），1，散见书内各处；以及罗荣邦：《对安南的
１４２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北京正式被定为帝国的主要都城。从 １４２１ 年 ２ 月
起，所有的文献都称北京而不称南京为帝国的京师。在其间的 ３ 个月中，中
央政府被彻底改组。但是在 １４２１ 年，一场大火烧毁了紫禁城中三个主要朝觐
大殿，永乐帝为了遵守古代的先例，不得不号召对他的统治进行直率的批评。
有些御史和翰林学士——有名的有李时勉（１３７４—１４５０ 年）和邹缉（死于 １４２２
年）——谴责了经济困难、时弊和迁都北京引起的巨大不便等情况。最为直
言不讳的批评者为主事萧仪，他的陈述甚至很刻薄，以致永乐帝把他处死。①
这使所有的批评者为之震惊，于是都缄口不言。当然，永乐帝在此之前早就
对这件事下了决心。主要建设工程已经完成，所有机构的重新调整已经作出；
一切准备已就绪，此时再也没有任何反对意见能改变他的决定了。
中央政府的改组影响了北京和南京的文武编制。首先，政府的官印要重
新铸造。在 １４２１ 年之前，北京的官署印鉴上有“行在”二字，但当北京被正
式定为帝国首都时，这两个前缀字被取消了。南京所有的官署都被发给上有
“南京”这两个前缀字的印鉴，以表示它们此时的从属地位。②这些命名的变
化旨在反映政治现实。但是，当永乐帝的继承者在 １４２５ 年决定把首都迁回南
京时，所有新名称都被废除；他恢复了以前的名称。但在 １４２５ 年后期他去世
时，迁回南京的活动停止。事情依然悬而未决。当宣德帝再次确定北京为京
师时，它的官署继续使用“行在”二字。直到 １４４１ 年，“行在”二字才最后
从北京所有的政府机构的名称中抹掉。
南京的官署成了它们北京的对应官署的分支机构。例如，设在北京的南
京后军都督府分署将档案移交给北京的后军都督府，并将其印鉴送礼部销
毁。有关新首都安全的一切活动改由中军都督府负责。就军队而言，统一的
指挥结构一分为二：１３ 个卫归南京指挥，１３ 个则归北京。归五军都督府管辖
的五个卫同样被平分，在两京各组成五个新卫。
文官的组织也经历了类似的、但更加复杂的改组。处理北京事务的各部
被撤销，其人员被重新分配，户部和刑部的北京分署被并入户部和刑部。同
样，都察院分院也并入都察院的北京道。另一方面，兵部和工部则北迁，而
国子监则干脆去掉了“北京”二字。同时，原归一个部的分署管辖的北直隶
各州府，此时则直接受京师各部节制。１４２５ 年，明帝重新设置了各部的北京
分署和后军都督府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