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皇帝建立统治的制度过于匆忙的问题。
叶伯巨说，过分热心地分封诸王可能为将来某一亲王僭位创造条件。他
剀切地预言燕王终将有争位之举（见第 ４ 章）。关于第二点叶伯巨指出，当
时的文人认为他们最大的幸运就是没有被召去给皇帝供职。他说，他们之所
以那样想，是因为他们确知他们会因自己的努力而被罚作苦役或受答杖之
苦。叶伯巨含蓄地援引空印案为例，他批评皇帝过分地和不近人情地强调单
纯的官僚集团的诚实而牺牲了效率，同时他责备皇帝没有能够劝说官员们更
加努力地提高公众的道德和风尚。
对空印案展开最详尽批评的是另一位学者郑士利，他也是响应皇帝号召
直言极谏而呈上奏章的。②他也引起了皇帝的勃然大怒，因而被判处苦役。郑
士利争辩说，皇帝对使用空印表册所发的脾气是不讲道理的。这种表册之所
以被使用，是因为不用这个办法，对边远县份来说，要申报准确数字得花上
一年时间。他还指出，原来并没有反对空印办法的法律，所以皇帝利用有追
溯效力的法律来惩办人民是不公正的。但是，他的任何论据都没有受到皇帝
重视——总之，皇帝对任何不忠的表现都是极其敏感的。
１３７６—１３７７ 年，在行政和礼仪方面作了许多重要的改进。其中最重要的
改变是建立了 １２ 个省一级政府，用它们取代了元代的行中书省。这种新的省
一级行政被称为承宣布政司；它与 １３５７ 年创立的都指挥使司相平行。①
１３７６ 年，两年一度分别举行的郊祀天、地之礼在施行了九年之后，皇帝
感到需要加以简化。他坚持说，分别祭祀天和地是不合乎自然的，正如把祖
母和祖父分开祭祀一样的不合人情。所以他命令官员们给他找出合祀的历史
根据，他同时又要求另造一特殊享殿用于新的“大祀”。第一次这样的祭祀
举行于 １３７７ 年阴历十一月，后来它每年在阴历正月举行。１３７７ 年和 １３７８ 年
这种祭祀必须行之于奉天殿，因为新起的大祀殿尚未完工。②
皇帝也改了祭祀社稷神灵的许多细节。他有一般常人的想法，不愿淋雨；
１３６８ 年他询问官员，如果天气恶劣时在户外进行祭祀，造一个建筑物来保护
他是否可行和正确。１３６９ 年他建起了望祭殿，当他主持社稷坛的祭祀时他就
可以在这里暂避了。但是，他在 １３７７ 年又再作了改动：他得出结论认为，像
分开祭祀天和地那样，分开祭祀社和稷也是完全不合情理的。有一名学者马
上建议在皇城的午门外建一个合祀之坛。这位学者还建议，社稷坛的祭祀本
来属于第二等祭祀，可以提高它的等级为大祀。他进一步提出，合祀的神灵
（这里指勾龙和周弃）的位置应该由已故的皇考来顶替。③
① 他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1572—1576 页；《明史》＇41＇，139，第 3990—3996 页。
②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1575—1576 页，以及《明史》＇41＇中的本传，139，第 3996—3997 页。
① 见杨联陞：《明代的地方行政》＇608＇，载《明代政府研究的七篇论文》，＇263＇，贺凯编（纽约和伦敦，
1969 年），第 1—21 页；贺凯：《明王朝的起源及其制度的演变》＇267＇，载《密歇根中国研究论文集》，
34（安阿伯，1978 年），第 38—39 页。
② 《明会要》＇364＇，1，第 87 页；《明通鉴》＇210＇，1，第 180 页。
③ 《明会要》＇364＇，1，第 87—89 页以下；《明通鉴》＇210＇，1，第 179 页。
这样一来，皇帝的祖先们也在皇帝的祭典中被抬到了重要的地位。皇帝
的父亲早已配享了天地。１３６９ 年，皇帝的父亲已配享天于方丘；１３７０ 年又使
他配享于圜丘。这些步骤把皇族抬到了空前的高度。
胡惟庸的权力在 １３７６ 年和 １３７７ 年开始增长。胡惟庸是安徽定远人，１３５５
年参加朱元璋幕府，从 １３５７ 年以来便赢得了他的领袖的尊敬。①在 １３７３ 年和
１３７７ 年之间，他是中书省的参知政事；李善长和李文忠在这时的地位比他的
更重要。但是，胡惟庸在 １３７７ 年开始得到皇帝越来越多的恩眷。１３７６ 年李
善长在他扩大权势的过程中受了一点小挫折，因为他作为左丞相，被汪广洋
弹劾为傲慢和不忠。汪广洋是高邮（在今江苏）人，自 １３５５ 年以来即给朱元
璋服务；他可能嗜酒，肯定对他的对手李善长怀有嫉妒心理。总而言之，当
李善长的跟从者之一胡惟庸升为丞相时，汪广洋就成了胡惟庸的下级助手。
派系斗争和官场中的紧张情况开始影响政府的工作。
在面对派系纷争和情报被切断的情况下，皇帝开始扩展权力到情报的搜
集和传递程序方面。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设立了一个官署来处理所有的行
政的要件；这就是通政司，它应该审查一切命令，并且让“实封直达御前”。
②他也第一次命令御史们开始巡行全帝国的地方政府；这样做是想要促进地方
上的下情得以上达。③
已知的第一次对胡惟庸的攻击是在 １３７７ 年 ８ 月发动的。胡惟庸已经把他
的亲密盟友提到了高级职位上，并且开始撵逐他认为不太会支持他的人。这
促使浙江人御史韩宜可在御前当面攻击胡惟庸及其两个盟友。他告发胡惟庸
等人不忠于皇上，僭越皇帝权力；他要求皇帝把他们斩首。皇帝对此很发怒，
命把韩宜可交付有司并下狱。但是，这位御史并未处死。尽管他的行为莽撞，
他却活到了为下一代皇帝出力的时期。①这次事件发人深省，因为仅在三年以
后皇帝察觉到了胡惟庸的不忠，并且因听说胡惟庸有夺权阴谋而作出强烈的
反应。
１３７８ 年，皇帝的次子朱樉和三子朱？奉命分别前往西安和太原就国。同
时，其他四个王子——包括燕王朱棣在内——也奉命前往中都凤阳居住。凤
阳作为皇族的老家在这些年内用作皇子们习武之地，以使他们将来能捍卫帝
国境内的各战略要点。
１３７８ 年重新开启战端了。当元朝统治者爱猷识里达腊在 １３７８ 年死的时
候，继位者不是在明朝羁留多年而于 １３７４ 年被送回的他的儿子买的里八剌，
而是爱猷识里达腊自己的弟弟脱忽思帖木儿。②虽然明帝遣使赍玺书及谥号，
但蒙古人的威胁依然实际存在。可是，蒙古人并不是 １３７８ 年大规模征讨的对
象；这次征讨旨在对付西藏。
１３７８ 年 １１ 月，已经封侯且有大量俸禄的沐英被任命带领讨伐军去平定
西藏和西川。西藏诸教派和明朝廷有联系，因为皇帝在 １２ 月派宗泐为使，去
求取已在中国遗佚的佛经经典。但是，极西部形形色色敌对的集团挑起了事
端，因此皇帝决定进兵征讨。沐英于 １３７９ 年 ２ 月在今甘肃洮州打了第一次大
① 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638—641 页；《明史》＇41＇，308，第 7906—7908 页。
② 《明纪》＇53＇，4，第 9 页；《国榷》＇498＇，6，第 552 页；《明通鉴》＇210＇，1，第 354 页。
③ 《明通鉴》＇210＇，1，第 354 页。
① 《明通鉴》＇210＇，1，第 354 页。韩宜可的传记见《明史》＇41＇，139，第 3982—3983 页。
② 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1293—1294 页。
胜仗。这时沐英设立了洮州卫；虽然洮州早就被明军拿下来了，但是，直到
沐英在 １３７９ 年在这里的一次胜利才使这个地区完全归于明朝统治之下。深得
皇帝信任的李文忠被任命来经管洮州卫；１３７９ 年大部分时间都留在那里。他
在征讨“藏族十八部”时战绩卓著，但是，这也是他最后的军旅生涯了。他
在西行任务结束后回到南京，兼管了大都督府和国子监的工作。到了 １３７９
年 １０ 月，沐英接连在西藏打了几次大胜仗，俘获敌人 ３ 万名和 ２０ 万头家畜。
１３８０ 年：过渡和改组之年
１３８０ 年，即洪武十三年，丞相胡惟庸和他的党羽陈宁和涂节以及几千名
忠实的追随者都一起被处死。①中书省被废除，同时被废除的还有御史台和大
都督府。权力和责任都集中到了皇帝手里：他现在既是首辅，又是主要的军
官了。胡惟庸的所谓的政变企图的细节仍然是不清楚的，因为围绕着这事件
的故事和神秘传说是不可信的和矛盾百出的。皇帝本人承认，在处死胡惟庸
以后所发生的可怕的清洗中总共处死了约 １５０００ 人。
除了说胡惟庸想搞政变之外，有人举出了各种不同的理由来解释这次大
清洗。一个理由是经济方面的。在 １３８０ 年后的 １４ 年中，有 ４００００ 多人可能
丧失了生命。大多数人是有产者，他们的田地可被国家轻易地没收。大清洗
还使皇帝削弱了南方人在政府中所施加的影响。②但是，搞这种大清洗的主要
原因似乎是皇帝的脾性所致。从空印案可知，他深深地厌恶哪怕是不忠和贪
污的表现；胡惟庸一案在这方面显示得更清楚不过了。
在 １７ 世纪所编的“官方”版明王朝的历史中概括了明初的这样一种观
点，即胡惟庸等人意在弑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派遣明州（今宁波）
卫指挥与日本人勾结。与此同时，有个名叫封绩的人——学者们对于到底有
无此人甚表怀疑——据说曾被派到元朝统治者脱忽思帖木儿处传递消息，要
求元君出兵支持政变。可是，正是由于胡惟庸本人傲慢自大，阴谋败露。有
一天，胡惟庸的儿子在南京坠马，死于路过的马车轮下。胡惟庸杀了马车夫
以泄愤。当此事上闻于皇帝时，他大怒，命胡惟庸赔偿马车夫的家属。可是，
当胡惟庸请求向马车夫的家属赔偿黄金和绸缎时，皇帝又不许他这样做。这
使得胡惟庸害怕起来，因此他和御史大夫陈宁以及中丞涂节阴谋发动兵变。
１３７９ 年末，占城国派使来南京进贡。但是胡惟庸没有将使节的到来奏
闻，作为丞相这是失职行为。当皇帝最后终于得知占城国使团抵达南京时，
他被激怒了，训斥了胡惟庸及其同僚左都御史汪广洋。胡惟庸和汪广洋诿过
于中书省。皇帝此时大为震怒，命令处死汪广洋，并囚系了其他有责任的官
员。１３８０ 年初，涂节把胡惟庸的阴谋上报给皇帝。经过了一番调查，皇帝命
令处死胡惟庸、陈宁和涂节，哪怕涂节曾禀奏了这个阴谋案件也未被免于一
死。这一调查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十来年；最后，甚至连皇帝最信任的安徽籍
顾问李善长也被牵连了进去。
还有一些材料说，胡惟庸以观赏他家中的醴泉为借口，曾约请皇帝驾临
他家。胡惟庸准备刺杀君主，但是他的计划受挫，因为宦者云奇跳出来挡阻
皇帝临幸与皇宫相距不远的胡惟庸的第宅。这名宦官风闻这个阴谋，以致他
激动得讲不出话来。皇帝发了脾气，命人当场痛加责打，但是纵然他被打得
几乎臂折，他也拼死地指着胡家住处。这使得洪武帝警觉起来，他登上宫墙
看望胡家的地面。他隐隐地看见了胡惟庸暗藏的准备行刺的军队，于是他认
识到几乎踏进了陷阱。在这以后不久，胡惟庸便被公开处死了。
尽管这些故事矛盾百出，但似乎可能的是，胡惟庸曾经利用权力把自己
① 关于此案文献的研究，见吴晗：《胡惟庸党案考》＇588＇，载《燕京学报》，15（1934 年 6 月），第 163—205
页。
② 檀上宽：《明王朝成立期之轨迹》＇132＇，第 6 页。
的党羽安插进官僚体制中，而且实际上已从内部接管了行政大权。①胡惟庸究
竟是否超越了他的合法权力而要纠集一个听命于他的文官死党集团并实际上
想谋逆，像日益猜疑的皇帝所指称的那样，这一点至今还是不清楚的。皇帝
对这一觉察到的威胁的反应是撤消了曾经是胡惟庸权力基地的中书省，同时
岂撤消了其他一些最高行政机构。这些机构包括大都督府和御史台。所剩下
的就是它们下面的一些支离破碎的行政统治机构。军事方面现在改归较低级
的五军都督府领导，它们均直接向皇帝负责。御史制度在 １３８２ 年设立都察院
以前一直缺乏统一领导。另外，皇帝在 １３８０ 年一度撤消过按察司。经过这些
改动之后，监察工作中有些未动部分便由新设立的谏院担当起来，但是我们
对这个机构知之甚少；它在 １３８２ 年又被取消了。①
取消了中书省之后，皇帝变成了他自己的宰相。这就使他自己肩上的工
作量大大增加，这种情况对充满干劲的洪武帝来说也许是合意的，但对以后
那些更冷漠的诸帝来说则并非如此。皇帝被这种所谓的阴谋所震动，于是命
令他的儿子燕王朱棣住在从前元朝的京师（今北京）。朱棣是一个很能干的
人，因此皇帝希望这样安排可以保证帝国北部边疆的安全。为了减少官员和
地主之间可能的互相勾结，他采用了一项政策，即让南方人在北方做官，又
让北方人去当南方的官。②
后来他显然是对以前的历次清洗感到内咎，就发布大赦诏令，同时为以
前使用过坏人、最后别无选择而不得不处死他们的事承担责任。③可是不久以
后，他又编撰了一系列皇谕钦训，以使官员对他的愤怒知所畏惧。它们包括：
《臣戒录》，它记录了 ２１２ 名违背君命的亲王、高官、皇族和宦者的名氏；①
《相鉴》，上面有 ８２ 名历史上的“贤”相和 ２６ 名“奸”相。②这两部书在
１３８０ 年印出并颁行全国。在后来的年代中，皇帝又费了很大的劲出版他关于
１３８０ 年事件的看法的著作。１３８８ 年出的《昭示奸党录》公布了皇帝对付据说
与胡惟庸有牵连的官员的真情。《清教录》则公布了他对付 ６４ 名与这一阴谋
有牵扯的和尚的真情。③
为了取代被清洗的官员，皇帝在 １３８０ 年下令要地方官员推荐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