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 １４ 世纪中叶恶化的社会情况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似乎未有定论。
承认新的社会主义史学但并非它的产品的，是中国两位不甚知名的老学
者最近的著作。已故黄云眉的四卷《明史考证》出现于 １９７９—１９８４ 年。它涉
及《明史》３３２ 卷中的头 １５８ 卷，可看成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的现代续
篇，后者共 １００ 卷，包括《元史》往上的二十二史，完成于 １７８２ 年。孙正容
的《朱元璋系年要录》出版于 １９８３ 年，该书出版后不久作者即故世。这部著
作从范围广大的传统资料中收集必要的材料，涉及明朝奠基者的一生，此外
还有编者的考证和史评。序言说，这是初版本，它的最后修订本将构成《新
明纪》的第一部分，但未提到这部汇编其余部分的情况。这是一部有用的书，
特别因为它在对有争论的事实问题作出仔细判断的同时，叙述了有关的历
史，这是黄云眉的考证没有企图做的事。即使这两部著作没有显示出传统的
高标准考据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也显示出它的连续性。
２ 明代的军事起源
作者 爱德华？Ｌ．德雷尔
本章所述事件最重要的资料来源，是朱元璋的崛起和他的洪武之治的实
录。这部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在我的《明初政治史》中引用时写
作 ＨＷＳＬ（洪武实录）——仅存大学士胡广主持的 １４１８ 年修订本。两个较早
的版本，一是在朱元璋死后不久编写的，一是数年后在朱元璋的孙子明朝的
第二个皇帝统治时编写的，都受到禁止。正史（《明史》，１７３９ 年）以及可
与之相比的非官修史书（《罪惟录》、《国榷》、《明史纪事本末》及其他）
都十分依靠《太祖高皇帝实录》，常常不仅在帝纪中，而且也在列传中严格
遵循它的用语。此外，大多数方志在提到这个时期与当地有关的事件时，就
照抄《太祖高皇帝实录》。
我们永远不能肯定，但看来很可能是，《太祖高皇帝实录》的修订是出
于建文和永乐时期特殊的政治需要，因此，如果原来的《太祖高皇帝实录》
幸存下来，它对朱元璋早年经历的叙述可能与现存版本没有本质区别。从现
代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太祖高皇帝实录》的主要问题是，从一开始就给
朱元璋加上真命天子的光环。事实上，朱元璋早期政治生涯中的血腥味是从
红巾军带来的，在他同时代人的眼里，他属于这个运动，至少直到韩林儿之
死。《太祖高皇帝实录》企图贬低这种结合的意义，但却提供了不少内情，
而现代历史学家（和田清、约翰？达迪斯、吴晗、罗梅因？泰勒及其他人）
十分适当地给以必要的强调。
一种独立的第一手资料更明确地谈到与红巾军的结合，这就是写于 １３９７
年的《记事录》，作者俞本是一个军官，参加过明朝建立时的重大战役。我
们通常是从钱谦益的《国初群雄事略》的引证知道命本的，但有一个更完全
的版本现仍存在（见德雷尔：《俞本》）。这份资料不隐讳地描述在红巾军
的“宋”国朝廷当元帅的朱元璋，并提供了一些《太祖高皇帝实录》所没有
的有意思的军事资料。它还有一个与《太祖高皇帝实录》很不一致的年表，
总的来看，更不令人满意。从 １７ 世纪的钱谦益和潘柽章到 ２０ 世纪的和田清
和中山八郎，学者们一直企图用俞本的材料来修正《太祖高皇帝实录》在记
述上的真正缺点。我觉得俞本的记述把“宋”描绘成一个相对统一和由中央
发号司令的帝国，是易引起误解的，而《太祖高皇帝实录》把红巾军描写成
许多互相独立的造反队伍，则更真实些。由于这个以及其他理由，我觉得俞
本的材料应该用来补充而不是代替《太祖高皇帝实录》所述事件的基本次序。
在我的《明初政治史》（１９８２ 年）里，有一份包括这一时期的补充书目。
３ 洪武之治，１３６８—１３８９ 年
作者 小约翰？Ｄ．郎洛瓦
第二手叙述
吴晗论明初的著作是关于明朝奠基者的生平和时代的第二手文献中最重
要的部分。他的《朱元璋传》，最初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以《从僧钵到皇权》
的书名出版，是现代第一部企图阐明明朝奠基者生平的著作。这部著作的一
个有广泛引证的版本出现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黎明 １９４９ 年，修订本出现于
１９６５ 年。在文化革命中，作者受到激烈的攻击，１９６５ 年本被禁。但它于 １９７９
年重新出版，此时死去的作者已恢复了名誉。
吴晗把朱元璋看成一个人民革命家，后来变成了一个暴君。可以说，权
力腐蚀了他；在这个意义上，吴晗的著作是对他的处于权力位置的同时代人
的批评。
吴晗的许多关于洪武时期的著作，也非常重要。例如，在《胡惟庸党案
考》中，吴晗企图把有关胡惟庸案的许多互相矛盾的资料理出一个头绪。虽
然没有得出确实的结论，但在原始资料的收集上极有价值。
黄章健关于明代制度的文章也极有用。这些文章收入一本题为《明清史
研究丛稿》（１９７７ 年）的文集里，文章中引用了大段大段的原始资料。
研究洪武时期的其他重要的中文第二手材料，有王崇武的《明代的商屯
制度》（１９３６ 年）；和韦庆远的《明代黄册制度》（１９６１ 年）。
在美国新近出版的学术著作中，富路特和房兆楹编的《明人传记词典》
（１９７６ 年）是不可缺少的。其他值得浏览的，有约翰？Ｗ．达迪斯的《儒家和
专制主义：职业精英阶层在明王朝建国中的作用》（１９８３ 年），和爱德华？Ｌ．
德雷尔的《明初政治史，１３５５—１４３５ 年》（１９８２ 年）。爱德华？法默的《明
初双京制的演变》（１９７６ 年）也值得注意。关于朱元璋的思想，见小约翰？Ｄ．
郎洛瓦和孙克宽的《三教合一论与明太祖的思想》，《哈佛亚洲研究学报》
（１９８３ 年）。罗梅因？泰勒论明太祖的文章如《明太祖与勋贵》，载《明代
研究》（１９７６ 年），和《明太祖和城隍神》，载《明代研究》（１９７７ 年），
也都重要。
已不太近但也值得提到的，是司律思的《洪武时代在中国的蒙古人》（１９５６
—１９５９ 年）。这是对这个课题的一个全面的和写得很好的研究。牟复礼的《诗
人高启，１３３６—１３７４ 年》（１９６２ 年）再现了洪武时期一个学者的生平。
有关明初的日本文献相当多。只提出少数有用的研究，它们是塚本俊孝
的《洪武帝与佛道二教》，载《岐阜大学研究报告（人文科学）》，１９６６ 年；
和檀上宽的《明王朝建国成立期之轨迹：围绕洪武朝之疑狱事件与京师问
题》，载《东洋史研究》，３７，３，１９７８ 年。内藤乾吉论明代法令的文章，
题为《大明令解说》（收入《中国法制史考证》，１９６３ 年），是对有关材料
的一个有价值的评述。
原始资料
两部明代文献集对明初的任何研究都极为重要：张卤（１５２３—１５５９ 年）
编的《皇明制书》和台北 １９６６ 年重印的《明朝开国文献》。前者包含明初的
基本法文献，后者除太祖的《大诰》外包含许多相同的文献。清初修纂的《明
史》自然是整个明史的基本资料。明实录也是这样，不过应当注意，永乐帝
曾下令对洪武朝的实录作过重大窜改。王崇武对《明史》中太祖本纪的一种
早期版本所作的校勘《明本纪校注》，是关于太祖朝的另一种有价值的资料。
关于明太祖的著述，最便于使用的是《高皇帝御制文集》，台湾 １９６５
年重印。他的《大诰》包括在《明朝开国文献》中，有如上述。
宋濂（１３１０—１３８１ 年）是洪武朝一个多产的和有影响的学者。他的著述
对了解这个时期是不可缺少的。最全的版本是《四部备要》本《宋文宪公全
集》。
关于大事记，谈迁的《国榷》（约 １６５３ 年）非常便于使用。这部著作以
前只有手抄本，１９５８ 年以部分标点的形式在北京第一次出版。
４ 建文、永乐、洪熙和宣德之治，１３９９—１４３５ 年
作者 陈学霖
情况和大多数明朝统治者一样，关于这四个皇帝的统治时期，不缺乏原
始资料。它们不仅包括这样一些基本的官方资料如各朝的诏令、政治和制度
的简编，和最重要的、及时编纂的实录，而且包括大批私家资料集成，特别
是当时士大夫的文学著作和杂著。对这些作补充的，是各种文献和传记简编，
以及后来在官方和私家赞助下编辑的历史和文学著作集成。此外，明末清初
的学者汲取较早的资料写了许多综合性的叙事史。如谈迁的《国榷》、谷应
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官修《明史》、夏燮的《明通鉴》，等等。但是，
一切原始的和传统的资料，特别是官方档案，并非具有同等价值，每种资料
都必须仔细核对，以确定它的价值和可靠性。
建文朝的原始资料最成问题。情况之所以被弄得错综复杂，一方面是由
于永乐帝破坏和禁止官方档案和私家著述，并编造和宣传经过歪曲的历史事
件，另一方面是由于后来同情建文朝廷的学者写了大量五花八门的半虚构的
假历史著作。
例如，内战的官方记载，后来被并入《太祖实录》的《奉天靖难〔事〕
迹》，充满了歪曲和捏造，很难令人相信。《太祖实录》涉及建文和永乐两
朝初期的部分，也在永乐朝的两次修改中重新写过，为了支持永乐帝的合法
继承权，作了系统的窜改和歪曲。这种修改已经被王崇武和在较小的程度上
被黄章健有条不紊地揭露出来。这两位学者对建文朝和永乐帝初期经历的研
究，作出了最大的贡献。
尽管大部分建文朝的官方著作和建文朝官员的作品受到破坏和禁止，但
仍有一些保存下来，它们或者逃过了侦查，或者是后来的学者从残篇修复的。
幸存下来未经触动的最重要的作品是建文朝编的《皇明典礼》。建文朝一些
领导官员的著作的残篇虽被收集起来，但包含的资料不多。
同情建文帝的晚明学者，也编了几种关于这个时期的事件和人物的文
集。它们包括姜清的《姜氏秘史》、屠叔方的《建文朝野汇编》，以及朱鹭
的《建文书法儗》。这些汇编包含一些细致的证据和对事件的重写，但它们
也羼杂进大量伪造的历史和半虚构的材料。应当审慎地利用它们，以对这个
时期的历史作出可靠的叙述。
除去对宫廷叛乱前数年的记述外，永乐朝的基本资料在史料问题上没有
引起什么争论。但这并不是说基本资料特别是实录像它们理应那样丰富和增
进知识。在宣德帝统治下修纂于 １４３０ 年的《太宗实录》，前后 ２２ 年，只有
１３０ 卷，在叙事和文献的提供上相当简略，特别是关于某些重要的政治和军
事发展。例如，关于出征蒙古、关于郑和的海上远征，或关于其他扩张主义
行动，没有详细的记述。这是否因为一些由宦官发起和领导的事业，如郑和
的航行，有关的档案文献不是失散了就是官方的修纂者没有接触的机会？或
者因为领导修纂实录的皇帝和大学士们反对扩张主义，因而纂修官故意贬低
它们的意义？看来把这些因素合起来也许会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
为了得到永乐朝的更全面的记述，我们必须越过实录，去调查那个时期
的其他资料。例如，有皇帝的著述，而最重要的，有在当时的政府机构中起
过重要作用的士大夫的文集。《圣学心法》是永乐帝自己选编的。这种官方
的儒家文献选本也是有用的。居领导地位的大学士如三杨、金幼孜、夏元吉
等人的文学著作，是珍贵的资料。这些著作的大多数有单行本，但这个时期
有许多重要的政策论文，被选入晚明时期陈子龙编的《皇明经世文编》。这
些著述在政治事务和政府管理方面比在财政问题和地方发展方面的资料更丰
富，关于后者，我们应转而求诸方志和其他专门著述。
关于永乐帝统治时的对外关系，参与其事的士大夫的奏议是最重要和最
丰富的基本资料。这包括这样一些关于出征蒙古的记述如金幼孜的《北征录》
和杨荣的《北征记》。（见李素英所作的摘要，载《禹贡》，第 ３—４ 卷，１９３５
—１９３６ 年。）出使中亚国家的旅行记有陈诚的《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
志》，对它们作补充的，有撒马儿罕的沙哈鲁派往明廷的使者用波斯文写的
报告，有英译本。⑥此外，朝鲜编年史《朝鲜王朝实录（李朝实录）》有关于
中朝关系的珍贵资料以及朝鲜人眼中所见的某些永乐朝廷的重大事件（见
下）。
关于海上探险，有三种杰出的同时代记述：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
的《星槎胜览》和巩珍的《西洋番国志》。它们不仅为研究明朝与东南亚和
西亚沿海地带的关系提供了最重要的资料，而且记录了中国在 １５ 世纪初关于
这些地区的地理知识的范围。
跟较早的时期对照，洪熙和宣德朝的基本资料就是这两朝的实录《仁宗
实录》（１０ 卷）和《宣宗实录》（１１５ 卷），它们是在通称“三杨”的辅政
大学士和他们的同事的监督下，分别在 １４３０ 年和 １４３８ 年修纂的。这些实录
包括的时间不如永乐帝的长。洪熙朝仅持续了九个月，宣德帝也只统治了九
年，但他们的官方记录在资料和文献的提供上远远超过前朝。这两朝的实录
特别在相对地公正和它们所包含的有关官僚政治实施的详情方面，有别于其
他实录。这是明朝统治者摈弃军事扩张，转而追求儒家的文官政府理想的时
期，显而易见，这说明这些实录为什么缺乏对对外关系的注意。由于这个缘
故，像《朝鲜王朝实录》这样的非中文资料就格外珍贵。《朝鲜王朝实录》
不仅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