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著作，使我们能够推想元代的驿站制度。①
① 石万寿：《论郑成功北伐以前的兵镇》＇471＇，《幼师学志》，11，2（1973 年 6 月），第 10、18 页。
② 关于郑联和郑彩与郑芝龙的血缘关系，见郑喜文：《明郑史事五则》＇63＇，《台北文物》，10，1（1961
年 3 月），第 81—84 页。
① 关于很受称许的“三征长江”的日期和情况很难确定。这里根据的是李学智的推论和考证，见他的《重
考李振华先生〈明末海师三征长江考〉》＇322＇，《大陆杂志》，7，11（1953 年 12 月 15 日），第 7 — 8 页，
和 7，12（1953 年 12 月 30 日），第 21—27 页，附有《文献丛编》的补充证明，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
馆编（北平，1930－1937 年；台北 1964 年重印），Ⅰ，第 426—428 页。
① 石万寿：《论郑成功北伐以前的兵镇》＇471＇，第 7 页。
这些汇编以其宏大的规模著称于世，它们反映出的永乐气派多于学术上
的成就。②在永乐朝以后，有一些对明朝历史十分重要的作品继续了庞大的官
修汇编的传统，如 １４５６ 年和 １４６１ 年的官修地理学，１５０３ 年和 １５８７ 年的《大
明会典》，和 １５３０ 年的《大明集礼》。所有后来这些作品都是在司礼监的监
督下刻印的。刻板保存在司礼监为此而设的称为经厂的仓库。因此，属于司
礼监刻印的书称为经厂本。③经厂本是大开本，字体大，纸质洁白厚实，印刷
考究。它们为清朝的“殿本”和不少朝鲜本中文书提供了样板。
明代在历史著述上最突出的进步，是对历史资料采取批判的态度。明朝
的前半期，朱熹的理学派在思想中占统治地位。这一派对历史著述的影响是，
它教人按照朱熹的《通鉴纲目》所传述的那样去接受传统及其价值，而不鼓
励对历史记载的确实性与可靠性提出问题。
在 １６ 世纪中叶以前，历史作者通常不去对各种历史文献和来源可疑的记
事甚至流言加以甄别。他们更不愿过问官方档案的可靠性。这种态度在正式
著作、杂著和历史注释中都很明显。像刻于 １４５９—１５６６ 年间的郑晓（１４９９
—１５６６ 年）的《吾学编》（２．１．１）或刻于 １５７４ 年的薛应旂（生于 １５００ 年）
的《宪章录》（ ２． ３． １）就仍然按这种方式编纂，即部分基于官方文献资
料，部分基于传闻或可靠性不同的记述。①例如，《吾学编》第十一章论述建
文皇帝的死，作者写道，据说建文皇帝在他的南京宫殿中被烧死，但又把他
逃往四川、云南和广西，以及他后来再度出现的故事当成可能的事实加以补
充。①在这类著作里，有时在官方档案中找不到的有价值的信息可能混杂在无
法证实的故事传说中。
到 １６ 世纪初，历史学家在他们的著述中开始逐渐采用陈白沙和稍后的王
守仁的新方法，他们愈来愈多地知道了文献资料和故事传说的根本区别，同
时他们也认识到文献资料未必总是提供真实的信息，而各种故事传说也可能
包含一些真实性。向新方法过渡的最早的代表之一是祝允明（１４６１—１５２７
年），他是一位反对朱熹学派的非正统思想家。他的各种杂记集（如 ４．５．８）
把有价值的信息与无法证实的传说结合在一起；但他 １４９９ 年刊行的苏州杰出
人物的传记集《苏材小纂》（３．５．１），基于墓志、履历和其他的文献资料，
被看成是可信的著作而受到赏识。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祝子罪知录》中，
他对历史人物提出的见解往往与传统的看法大相径庭。据说他的著作对于李
贽的《藏书》具有相当大的影响。①
但明代历史著述的这个新趋向，在王世贞（１５２６—１５９０ 年）这样的作家
② 郑成功手下获得爵位和文武官职的人的详尽名单，见赖永祥：《明郑藩下官爵表》＇303＇，《台湾研究》，
1（1956 年），第 79—101 页，和 2（1957 年），第 47—78 页。
③ 关于郑成功接受永历帝一系列爵位的日期，主要资料说法不一。对这个问题最好的解决，见朱希祖：《郑
延平王受明官爵考》＇96＇，第 87—112 页。
① 关于这一点和下面提到的见解，见廖汉臣；《延平王北伐考评》＇341＇，《台湾文献》，15，2（1964 年 6
月），第 47—74 页。
① 关于张名振的死期，廖汉臣的有所根据的猜测＇见他的《鲁王抗清与二张之武功》＇340＇，《台湾文献》，
11，1（1960 年 3 月），第 102 页＇，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的《明清史料》＇118＇（北平，1930 年）
第一编第 4 卷第 576 叶有明确的证实，即在 1 月 12 日至 25 日之间的某个时候。
① 李振华：《张苍水传》＇312＇（台北，1967 年）；石源道博：《张煌言之江南江北经略》＇275＇，《台湾风
物》，5，11—12（1955 年），第 7—53 页。
的著作中才有了充分的表现，他也来自苏州地区。不像明代早期的作家，王
世贞有机会接近实录，他 １５９０ 年刊行的《弇山堂别集》（ ２． ２． ６ ）和 １６１４
年刊行的《弇州史料》（ ２． ２．８）中发表的各种历史论文，就主要根据这些
实录。他的论文《史乘考误》，清楚地显示出他对各种资料的相对价值和需
要选择与批判性评价的理解。例如，他在这篇论文的前言中说：
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也。故事有不讳，始命内阁翰林臣纂修实录。六科取故奏，部
院咨陈牍而已。其于左右史记言动阙如也。是故无所考而不得书，国忸衮阙则有所避而不敢书。
而其甚者，当笔之士或有私好恶焉，则有所考无所避而不欲书。即书，故无当也。史失求诸野
乎？然而野史之弊三。一曰挟郄而多诬，其著人非能称公平贤者，寄雌黄于睚眦，若《双溪杂
记》、《琐缀录》之类是也。二曰轻听而多舛，其人生长闾阎间，不复知县官事，谬闻而遂述
之，若《枝山野记》、《翦胜野闻》之类是也。三曰好怪而多诞，或创为幽异可愕以媚其人之
好，不覈而遂书之，若《客坐新闻》、《庚巳编》之类是也。无已，求之家乘铭状乎？此谀枯
骨谒金言耳。虽然，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
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臾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
在这篇文章里，王世贞把他对历史著作不加选择地引用其他著作的一般
批评具体化了。在 １５９４ 年刊行的《国朝献征录》（３．１．２）中也看到对原始
文献资料的很大重视，此书是焦竑（１５４１—１６２０ 年，①编的一部由墓志铭、
纪念碑和明代杰出人物的讣告组成的庞大的传记性汇编。
焦竑大为称赞的李贽（１５２７—１６０２ 年）是明代最独特的非正统历史著作
家。①他的刊行于 １５９９ 年的《藏书》，是一部上起周代下至元代的杰出人物
分类传记集，在这部著作里，李贽用全新的标准和观点评价历史人物。《藏
书》的《世纪列传总目前论》一开始就说：“人之是非，初无定质。人之是
非人也，亦无定论。”①照李贽的话，不同的人在不同时间所持的意见和判断
差异很大。他说，如果孔子复活，他的观点将与他在 ２０００ 年前发表的观点很
不相同。这些看法还不足以作为依据把李贽归入反儒家一流，但它们清楚地
表明他反对朱熹学派所创立的官方的正统理学，照后者看来，孔子一旦作出
判断（不论真是他作出的或据说是他作出的），就必定是一切时代的唯一准
绳。
在历史和历史人物的评价方面，朱熹在他的《通鉴纲目》中立下一个榜
样，在明朝至少受到官方无可争议的高度尊重。①李贽坚持他的基本观点，对
不少历史人物的评价必然与正统的评价相矛盾。例如，李贽尊秦始皇这个直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儒家历史编纂学深恶痛绝的人为“千古一帝”。②他的《藏
书》只涉及明以前时期，但三年后，在 １６０２ 年《续藏书》（ ３． ３． １５）刊
① 7个州，3 个县和 32 个地区。这个数字是从各种资料推算出来的，大于通常所引用的张煌言《北征得失
纪略》＇34＇中的记载，见《张苍水诗文集》（1659 年；重印，《台湾文献丛刊》，142，卷 1，1967 年），
第 3 — 4 页。
① 确定郑成功在台湾登陆的准确日期，一直是个问题。关于结论性的研究，见陈国强：《郑成功收复台湾
的时间问题》＇54＇，《厦门大学学报》，1（1962 年 4 月），第 158—164 页；田大熊：《国姓爷的登陆台
湾》＇512＇，石万寿译，《台北文献》，44（1978 年 6 月），第 111—121 页（最初发表于 1938 年）。
① C。E。S。〔弗雷德里克？揆一〕：《被忽视的福摩萨》＇14＇，伊内兹？德？波克莱尔等编（台北，1975 年）。
① 李腾帲В骸吨３晒Φ乃酪蚩肌罚�332＇，《文献专刊》，1，3（1950 年 8 月），第 35—44 页。
② 提到他的资料通常称他为郑世袭，因为除长子外，郑芝龙的其他儿子的名字都加了“世”宇。关于安平
郑氏宗谱，见廖汉臣：《郑氏世系及人物考》＇339＇，《文献专刊》，1，3（1950 年），第 54—64 页。
行。在这部著作里，李贽对明朝人物同样作出独立的非正统的评价。虽然李
贽不得不承受他在著作和公开谈话中发表的非正统思想的后果而在狱中自
尽，但在清初，当他的书被禁时，他的著作却被重印并大为流行。
１６７６ 年刊行的黄宗羲论明代思想史的伟大著作《明儒学案》（ ３． ４． ６ ），
代表了历史著述另一类型的革新。 ①
《明儒学案》实际上是第一部中国哲学史，
一部激起了全国兴趣的著作。①它是按照思想派别排列的。介绍的每位学者先
有一篇小传，然后是对他的思想的陈述。这样，明代的思想趋向的过程就变
得很清楚。在中国的目录中，这部著作通常被分在传记类，对它的特点估计
不足。黄宗羲还开始编著一部关于宋元时期的类似著作《宋元学案》，他死
后由其他人完成。
１６ 世纪时，政府部门也开始主要根据档案材料编纂关于他们自己的机构
与活动的志书。它们保存了关于体制和行政事例的详细记载。１６２０ 年刊行的
《礼部志稿》（ ６． ２．１），资料丰富，是这类著作的代表。
这种新出现的对文献资料的重视的另一个结果，是有关国家大事的著作
（经世文或经济文）的收集。最重要的经世文是大都市或地区高级官员向皇
帝报告实情并提出对策的奏议。除此之外，向皇帝提出的其他形式的建议、
请求或报告，或对其他政府部门的咨文，也可以收入这类专集中。
有少数奏议集从宋甚至更早的朝代开始。刊行它们的主要动机可能是希
望把杰出人物所写的奏议中表现出来的道德品质展示出来，以供仿效。只有
在 １６ 世纪时，刊行奏议才流行起来，它们或者由作者自己，或死后由其子孙
或友人整理刊行。这样做的动机，可能主要是为了把作者的政绩记载下来，
并为后来的传记作者和史家保存文献资料。此外，奏议还可以被看成文学上
的成就，因此跟其他散文作品一样值得出版。
除了那些价值在于作为政治品德的表率的奏议外，为实际用途而精选出
的奏议汇编，确实是明代的一大发明。我们已经提到，早在永乐时期就出版
了《历代名臣奏议》这部贯穿中国历史的由历代最主要的官员所写的奏议的
庞大总集。明朝官员的奏议和其他经世文的集子，最早编于 １６ 世纪中叶。最
突出的例子是 １６３８ 年刊行的《皇明经世文编》（５．１．８），在任何时代这都
是这类作品中最丰富的一部。正如这部书和大多数其他汇编的书名所表明
的，它们的意图是提供在考虑国家大事时使用的文献资料。
政书论述的主要是国家大事。政书早在唐宋时期就已编纂。这个传统在
１６ 和 １７ 世纪得到继续。主要涉及明代往往有充分文献根据的新著作，补充
了早期的政书。这些著作有陈仁锡刊行于 １６３０ 年的《皇明世法录》（６．６．７），
王圻刊行于 １５８６ 年的《续文献通考》（ ６． ６． ２），冯应京刊行于 １６０４ 年
的《皇明经世实用编》（６．６．４），以及其他种种。“经世”和“经济”显然
是当时的流行用语。
另一种文献资料的重要来源是邸报或塘报，这是一种在各大都市和各省
政府部门中流传的包括命令和报道在内的政府公报。这种公报存在于更早的
时期，但只有到了明朝后期才成为一种经常的制度。它起初以手抄本流传，
但 １６２８ 年后以活字版印刷。清朝采用了这一制度，后来称为京报。
① 见《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牌录》＇379＇（1732 年序；1969 年台北影印），1 和 2。
① K。T。吴：《明代的印刷和印刷业者》＇595＇，《哈佛亚洲研究杂志》，7，（1942—1943 年），第 203—260
页，引文在第 203 页。
从 １６ 世纪起，方志的编纂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大有增进，对地区或地方史
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变得很普遍。在 １７ 世纪初，学者开始把对书本资料的研
究与实地考察中的体验结合起来。徐宏祖②的《徐霞客游记》（８．３．２）根据
作者自己的体验对山川风物作了详细的历史与地理的描述，他在 １６０７ 至 １６４０
年间，游历了明帝国除四川以外的所有行省。顾炎武①刊行于 １６６２ 年的《天
下郡国利病书》（ ８． １． １０），根据的是书本资料，主要是方志，以及广泛
的旅行记。顾炎武旅行的主要目的，很少是为了凭吊历史遗址和收集文物（就
像他以前的大多数学者那样），而是为了“亲身视察农民战争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