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鲁王的支持者中有几个人当大臣颇有经验，但他的政权的主要人物
实际上全是浙东本地人。还有一些人受到重视，是因为他们发起并领导地区
的志愿组织和民军，激发他们的是对乡土的骄傲与关心。这种乡土观念有很
大的作用。它说明这个地区人民对鲁王政权的支持为什么高于其他任何南明
政权所得到的支持。它还使他们能够迅速部署战斗人员到关键性的防御地
点；他们熟悉本地情况，因而占了上风。他们以值得称赞的敏捷，沿钱塘江
东岸和杭州湾南岸建立起一条弧形防线。他们还努力与浙江北部、西部和长
江三角洲河湖地区的抵抗活动取得联系。然而，他们很少考虑扩大朝廷的影
响，使其超出这个小小的地区。
隆武政权的管辖范围比鲁王政权大，这本是福建即位者的优势所在。朝
廷中最著名的人物大学士黄道周是福建人；在天启和崇祯朝，他作为“正义”
事业直言不讳的辩护者远近闻名。此外，隆武皇帝特别注重从福建以外招徕
人才。他很有抱负，想同浙江、江西、湖广以及大别山区几百个据点的抗清
领袖取得联系并授与他们头衔。①他希望广东和广西的文武官员服从他，期待
① 吴伟业：《绥寇纪略》＇598＇（清初；台北，1968 年重印），补遗，下，第 17—22 叶。
① 刘宗周：《刘子全书》＇353＇（约 1821—1850 年，台北重印，无日期），18，第 3 — 5、13—15 叶。
② 罗伯特？B。克劳福德：《阮大铖传》＇127＇，见《中国文化》，6，2（1965 年 3 月），第 28—105 页。
③ 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斯坦福，1966 年），第 209—210 页。
① 见本书第 10 章，《魏忠贤掌权》、《魏忠贤的垮台》。
从四川那么远的地方来的报告。但是，福建在经济和地形上的限制，加上大
多数隆武朝的重要支持者只图自保，阻挠了对其他省份的实际控制；持自保
观点的代表人物是郑鸿逵和郑芝龙兄弟，他们的利益仅限于福建省。
郑芝龙（当时外国人称他为尼古拉斯？伊昆）起初在中日海外贸易中充
当翻译和助手。尽管两国政府有种种限制，他仍逐渐成为中国东南沿海港口
和这一带水域的霸主。他最初以一个不寻常的强盗而著名，具有出色的组织
与训练才能，极欲充当社会领袖，愿意不时地与政府当局合作。１６２８ 年，明
朝政府争取到他的投降。此后，在明朝军事机构的庇护下，他扩大了势力，
最后升到总兵的职位。①
弘光皇帝封郑芝龙为伯爵；隆武皇帝封郑鸿逵和郑芝龙为侯爵，以报答
他们帮助他建立朝廷。此外，鉴于郑芝龙实际上控制了福建的财政，皇帝授
予他广泛的权力，让他兼户、工、兵三部尚书。起初，隆武皇帝庆幸得到这
样一个人的支持，容许他把自己的许多亲戚朋友安插在重要部门。由于没有
孩子，皇帝甚至过继郑芝龙的长子郑森为己子，赐姓朱，取名成功，号称“国
姓爷”，仪同驸马都尉。隆武皇帝和这位“国姓爷”（即中国历史上著名的
郑成功）的亲密关系，对南明事业有深远的影响。
合作失败
直到 １６４５ 年 １０ 月，隆武朝廷才知道在浙江建立了另一个朝廷。立即派
出一个使臣带着隆武皇帝的诏书去绍兴。他在 １０ 月下旬到达，他的到来在鲁
王的大臣中引起了分裂。起初，鲁王愿意退位，支持他在福建的“皇叔父”。
几个素有重望的人也力劝他以大局为重，受隆武皇帝节制。但大学士兼兵部
尚书张国维激烈反对，说福州“鞭长莫及”；如果监国退位，浙东脆弱的抵
抗运动就会瓦解；在这个时候改换朝廷，将使君臣之间失去信任。
鲁王听信了这些话。其他的官员被迫对抵制隆武朝廷表示一致同意，于
是遣回使臣，并带去一封按照张国维的意见写的回书。结果，虽然鲁王的许
多文武官员秘密地请求或接受了隆武皇帝的任命和封号，但鲁王朝廷根本不
想与隆武朝廷合作，于是，两个朝廷之间的关系变成了“水火不相容”。
１６４６ 年 ２ 月，隆武皇帝曾给他的“皇侄”送去一封令人感动的信，恳求
他为了中兴事业进行合作，并发誓不同室操戈。他诚恳地说明他要求最高统
治权并非出于自私，说明由于战略上的原因，他不能避免在鲁王的地区计划
军事行动。②但不知这封信是否送到了绍兴的鲁王朝廷。那年春末，隆武皇帝
派一个御史带了许多银两去犒劳驻守在钱塘江的军队，但得不到鲁王当局的
保护，结果被不受约束的军队杀害。夏初，鲁王派一个使臣去福建，被隆武
皇帝监禁并处死，这也许是由于怀疑他与郑芝龙勾结。
要解释这一系列悲痛的事件，我们必须从地理、两位藩王的性格和当时
恐惧的心情来看。福建和浙江的人口稠密地区之间，绵亘着几座大山，阻塞
了直接的交往，即使在最好的时期，福州与绍兴之间也不可能有迅速的交通。
① 安杰拉？席：《吴三桂在 1644 年：重新评价》＇209＇，见《亚洲研究杂志》，34，2（1975 年 2 月），第
443—453 页。陈生玺：《清兵入关与吴三桂降清问题》＇55＇，见《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
1982 年），特别是第 723—735 页。
② 赵翼：《廿二史劄记》＇46＇（1795 年和 1800 年序；上海，1937 年重印），35，第 740 页。
第二，唐王和鲁王以相反的性格特点保持他们的统治地位。鲁王监国仁
慈温厚，他只做礼仪上需要他做的事，而让文臣武将发挥主动精神。但他下
定决心并真心愿意充当那些想为明朝而战的人的傀儡领袖，也许他感到他不
能抛弃他的支持者。
唐王现在 ４０ 多岁，饱经忧患，在囚禁中度过半生。他在整个童年和部分
成年时期都与被他祖父不公正地囚禁的父亲作伴。１６３６ 年当北京受到满族人
的威胁时，他带兵勤王，违犯了明朝律令，被废为庶人。在 １６４４ 年弘光帝登
极大赦，释放他并恢复他的王位之前，他不过是在明朝囚禁罪宗的凤阳高墙
内苟活而已。
现在，从禁锢中解放出来，他甚至表现出更大的决心与主动精神，这种
决心和主动精神曾招致崇祯皇帝对他的非难。他俭朴，勤勉，只有一个 １０
年来和他一起备尝辛苦的妻室曾氏，他不怕物质上的牺牲。他很有学问，特
别是在历史和明朝的制度方面，他以他的继承权而骄傲，这是他历尽苦难得
来的，他现在相信他的时机已经到来，他是唯一能中兴明朝的藩王。虽然他
对待鲁王很审慎，但以完全不同的态度对待 １６４５ 年秋在广西桂林称帝失败的
靖江王朱亨嘉。这个不走运的藩王被押送到福建，废为庶人，死于狱中，以
招示这个地区其他明宗室成员。很明显，隆武皇帝具有一种强烈的、出自内
心的使命感，不欲与别人分享领导权，即使是他自己的大臣们。
第三，对与另一个权力中心的合作两个政权都不够放心。紧张、敌意和
党派偏见，使争取皇帝好感的对手均被指责为煽动叛乱。此外，许多得到鲁
王和隆武政权双重任命的人，这样做只是为图私利，玷污了这种本来是高贵
的行为。
内部问题和战略问题
鲁王政权和隆武政权起初都采取防御姿态。为什么它们都没有取得进攻
的优势，原因大同小异：缺乏供应基地；后勤上的困难加上文武官员之间的
敌视；依靠正义精神对待硬性的军事组织、纪律和训练问题；以及两位藩王
不同的统治方法。对这些我们还可以加上福建普遍发生的各种社会动乱。两
个政权都面对满族骑兵无可置疑的陆上优势。但这要到一年以后才成为现
实，而在此期间，两个政权都不是变得更强而是更弱了。
鲁王的兵力约 ２０ 万人，全靠钱塘江或杭州湾沿岸的浙东地区供应。由于
支撑政权的基层的性质、鲁监国消极的统治方式和在财政及军队供应上普遍
的分散倾向，没有建立起一个中央的税收部门。开始实行的是一个宽松的原
则，即明朝官军的军饷出自他们所在的州县的赋税收入，而民兵和志愿兵（由
各种“义士”领导的军队）则靠他们原来的地区自愿捐助。官军不满于这种
安排，要求将所有为进行战事而增加的钱物，交由他们控制，根据战略需要
进行分配。但是，“义军”领袖①不信任官军，不同意这个建议。折衷方案是，
① 赫尔穆特？威廉：《多尔衮与史可法之间的通信》，见《中国》，7，5 — 6（1933 年），第 239—245 页。
史可法答多尔衮书有不同的版本。见谈迁：《枣林杂俎》＇499＇（17 世纪中叶；重印，载《笔记小说大观》）
（台北，1962 年重印），壬集，第 18 叶；比较温睿临：《南疆逸史》＇561＇（1711 年；上海，1960 年重印；
重印，《晚明史料丛书》，第 1 卷，东京，1967 年），5，第 38—39 页，与史可法：《史忠正公集》＇470＇，
（1784 年；台北，1968 年重印），2，第 23—25 页。
所有的军队，包括官军和义军，应从最近的地点得到支援，可以是赋税收入，
也可以是爱国捐献，这个方案主要不是出于原则，而是出于权宜之计。没有
一个后勤方案真正解决了在“分地和分饷”问题上的争吵。
１６４５ 和 １６４６ 年之间的冬季，愈来愈严重的供应短缺，促使官军偷窃预
定给志愿军的给养，导致一片混乱。当饥饿在鲁王的军队中成为普遍现象后，
许多“义军”战士干脆拔腿回家，而官军则求助于抢劫和敲诈勒索。在没有
中央的后勤管理的情况下，任何中央的指挥机构都是无能为力的。此外，当
明水师在长江三角洲地区被清军击败后转移到鲁王地区，陷于走投无路的瓦
解境地时，他们也不能做些什么。
战术问题上也同样存在分歧。在将领中，有的赞成迅速攻打杭州，有的
提出应首先加强绍兴的防御。几次成功的跨过钱塘江的进攻对杭州造成了威
胁；而且，明军队穿过浙江西部几乎到达太湖，暂时使这个地区的清军陷于
孤立。但这类进攻失败的时候居多，原因是鲁王军队之间、鲁王军队与他们
希望会合的清军后方的抵抗团体之间，配合与联络都很差。文人领导的“义
军”喜欢独立行动，不考虑别人的计划和所冒的危险。在 １６４６ 年 ２ 月的另一
次进攻杭州失败后，这种情况仍在继续。鲁王的将领不得不把钱塘江以西的
土地让给清军。寄希望于明军的水上优势以抵御清军水师的进攻，或横渡杭
州湾，从海宁西北进入敌后，鼓动人民起来反抗。
隆武政权的兵源、财源和给养主要来自福建，其次来自广东和广西；但
都不够充分。朝廷建立后不久，就认识到即使是最低限度的军事开支，也远
远超过福建和两广目前赋税收入的总和。这个问题一方面试图以加紧搜刮来
解决。从桥梁和港口征收五花八门的通行税；经常向店家和食盐专卖行业摊
派各种费用；搜刮地方财政的盈余；卖官鬻爵；征收各种爱国捐助，如地主
按照土地面积的“大户助”，绅士按照功名的“绅助”，官吏按照品级的“官
助”。另一方面则希望逐渐缩小军队的部署。郑芝龙在 １６４６ 年 ５ 月报告说，
供应和武装当时驻守福建的所有军队，需要 １５６ 万两白银——仍然远远超出
政权的支付能力。
于是，皇帝同意将福建的赋税收入只用于支援福建。这个乐观的计划要
招募 ３ 万人把守各关口，１ 万人维护州县的自安，每年花费 ８６．２ 万两。浙江
西南部、江西和湖广的军事行动，军费必须全部就地筹措。把守各关隘的军
队实际人数，从未达到计划的数字，而部署在那里的少数几千人得到的配给，
经常在标准以下。广东直接向江西南部和福建的隆武朝廷提供一些赋税收
入。但数目只相当于正常税收的一个零头，根本不能满足朝廷的迫切需要。
有几个因素合起来限制了税收进入隆武朝廷和给养到达前线。一个是地
理上的。福建主要河系的上游，地势崎岖，山关险要，这些地方的运输机构
根本担负不起一场较大的战争的紧急任务。其他因素不是与普遍的社会动乱
有关，就是与郑芝龙的人品和动机有关。
前面已经提到，明朝两个首都的相继陷落以及伴随而来的行省和地方政
府的惊惶失措，使非法活动和潜在的社会冲突迅速表面化。在福建、江西、
广东三省交界的山区地带，麻烦有增无减。由于这个地区的土匪很难控制，
长期以来在赣南（江西南部赣州周围地区）驻有专门镇压土匪的军队，这里
的居民也常在自卫中被杀害。现在，大批匪帮袭击广东东部和福建西南部的
地区，不仅需要转移人力物力来对付他们，而且危及陆上的交通运输路线。
邻近地点的佃农起来反对地主，因为他们在收租时“大斗进，小斗出”。①
随着日月推移，在福建全境都发生了“山贼”的袭击，拦路抢劫成为常事，
地方争斗不受约束，由于郑芝龙的注意力转向别处，甚至一些海盗也重操旧
业了。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无法知道新派来的官吏和新增加的捐税是否合法，
自然把他们所有的一切藏起来，以保证他们自己生存的需要。
此外，在福建的许多文官和士绅看来，从前的海盗郑芝龙现在不过是一
个监守自盗者。他们怀疑他企图从他们的地区和他们身上榨取更多的钱财。
许多人不但不响应爱国捐输的号召，甚至连正规的货物税也不交付。传统史
学对郑芝龙有很大偏见，难以客观地评价这个人。的确，他能干、狡猾、野
心勃勃，并在一定范围内很有权势。的确，他希望通过支持隆武皇帝扩大与
深化他在福建的势力。但同样明显的是，他不愿削弱或牺牲他辛苦得来的赚
钱的海事基地，去进行一场内陆战争，其结果可能是朝廷迁往别的省份。也
许他一再以给养和准备不足为由而反对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