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间制造不和，尽管马士英也担心左良玉的纪律极坏的军队可能叛变。御史
黄澍利用这种情况竭力鼓动，首先检举马士英“十大罪状”，随后说服左良
玉起兵反对马士英。
对马士英的成功和弘光朝廷的命运最重要的是他和皇帝的关系。朱由崧
本来不愿继承帝位。他像所有的藩王一样，习于享乐，被禁止参加政治活动。
他从来不曾显示出坚强的性格、决断，或对政府事务和统治权的知识，而这
些都是他现在所需要的。不过，在他即位后的最初几个月，他确实作出很大
的努力履行皇帝的职责，直率地承认他需要一个有能力的首辅的指导和帮
助。虽然他起初选择了高弘图，但不久马士英就设法取代他成了首辅。
他利用皇帝的自卑感与不安全感，迎合他想把一团糟的朝廷事务委托给
某个人的愿望，达到了这个目的。各种检举、清洗和政治花招所强调的，是
“清流派”想拥立鲁王，是东林集团冤枉了朱由崧的父亲和祖母，是某些人
竟然胆敢议论皇帝的亲族（突出的宗室）以及其他的人阻止太监想把部分税
银解入内库的企图。虽然皇帝既未发动也未鼓励这种制造分裂的指责，但也
缺乏加以制止的决心。他依靠伴随他从河南来的少数太监，而疏远先前驻在
南京的政治上更机敏的太监。
皇帝逐渐缩入深宫，引起种种谣言，如关于他的好色、放荡、不理朝政，
以及马士英和阮大铖助长这种荒淫的卑鄙手段。不论这些传说真实与否，马
士英之获得有限制的权力主要不是靠赢得皇帝的信任，而是靠架空他。为了
支付内廷的糜费，特别是选择皇后和举行结婚大礼，导致政府的财政支绌。
① 罗荣邦：《和战政策问题政策的制订和决定》＇360＇，见《明代政府研究的七篇论文》＇263＇，贺凯编（纽
约和伦敦，1969 年），第 68—69 页。
财政上的危急情况引出了各种对策，其中大多数是老一套办法，即增加
赋税。除派出官员和太监催促赋税和食盐专卖收入的运送外，相当大的注意
力是放在苛捐杂税上。有人提出开矿和取消海上贸易限制以取得更多的关
税，同时政府在江南对酒和房地产征收新税，并铸造弘光钱币。政府标出价
钱，卖官鬻爵，罪犯可以花钱减刑。
但对政府的名声影响最坏的，是任命一切官职都需要行贿。马、阮及其
同伙公开这样做，表明这是他们筹措政府经费的一种公然手段。但这种意图
从未正式说明过，它看起来更像是个人的腐败行为。在人民的眼里，则是“长
官多如羊，小吏贱似狗……可叹江南钱，尽入马家手。”
敌人和战略
当时迫切需要的，是增进文武官员之间的团结，但谁是主要敌人，在弘
光时期从未弄清楚或取得一致。是造反者还是满族人：应该在什么地方抵抗
谁？如果主要威胁是造反者，那么是陕西的李自成还是四川的张献忠最有可
能首先下江南？如果主要威胁是满族人，那么他们是在对付了造反者之前还
是之后向江南进军并走哪条路线？在山东和北直隶的清军是仅仅想肃清造反
者以准备对付西边的李自成呢，还是想伺机南下进一步侵犯和占领中国领
土？他们是否可能同造反者联合起来进攻南方？
由于这种复杂性，这个财政上陷入困境的政权必须同时在四条战线上保
卫自己：湖广中部，河南中部和东南部，河南东北部，南直隶北部。此外，
从长江上游、长江以北的大运河和浙江来的叛军的接近，使南京经常处于惶
惶不安之中。在弘光朝的头五个月，朝廷担心的是农民起义军；到冬天，它
比较清楚地看到满族人的危险性；结果问题变成了是打清军还是打明朝内部
的敌人。总的来说，朝廷以及所有的南明机构始终低估了满族“蛮子”的意
图和能力。
起初，史可法和整个朝廷都希望满族人真像他们宣称的那样，帮助明朝
主持正义——就是说，若不被激怒，他们愿意同南明朝廷合作，满足于某种
报偿、让步和特殊利益。为了探索这种可能性和鼓励满族人的谈判态度，弘
光朝廷在 １６４４ 年 ７ 月开始计划派使节去北京。使节的目的规定为：（１）适当
地安葬崇祯皇帝；（２）赠与吴三桂爵位和贺礼，②对他的效忠满清，暗中加以
破坏，吴三桂原是明朝北方的将领，曾有效地反对农民起义军；（３）向满洲人
赠送谢礼（补偿），感谢他们把农民起义军赶出北京；（４）劝诱满族人撤军，
条件是让与山海关以外的全部领土，每年纳 １０ 万两岁币，默许其统治者除“皇
帝”之外的任何称号。他们不知道摄政王多尔衮为了取得“天下”的战略利
益，这时正把年轻的顺治皇帝从沈阳接到北京。
１６４４ 年 ８ 月初，正式任命三个人担任这一使命，以新提升的兵部右侍郎
兼右佥都御史左懋第为首，左都督陈弘范和太仆少卿马绍愉随行。这不是最
好的一组人选。三个都是次要人物，选择他们的主要原因是，只有他们似乎
愿意去。左懋第决心在蛮子面前维护明朝的荣誉，不欲进行谈判。此外，他
公开反对委派马绍愉，因为马在崇祯朝同满族人谈判时有讨好对手之嫌。③
② 阿巴泰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3 — 4 页。
③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4 页。
陈弘范则是清廷这时所要找的一个中间人，希图通过他说服南方的将领归
顺。
使节走走停停，由于供应和运输问题以及遇上土匪，沿大运河北上的进
程很慢。他们进入济宁以北的满族人占领区后，受到很冷淡的接待，不提供
住处，并加以许多限制，在 １０ 月的最后几天当他们接近北京时，这些限制越
多。人家对待他们不像平等国家的使节，而像从一个属国来的进贡者，最后，
他们由于企图同吴三桂联系而被拘留在鸿胪寺。在这里，满族大学士刚林见
了他们两次，责骂他们和南方的政府，没收了他们带来的礼物，不许祭奠或
重葬崇祯皇帝及其后妃，认为没什么可谈判的，因为清军已经发动了对南方
的战役。最后，他们被允许在 １１ 月 ２５ 日在严密监视下离开北京，但不久就
有一支清军赶来，将左懋第和马绍愉俘虏。陈弘范这时已与清廷合作，继续
前进去向弘光朝廷报告即将来临的对南京的猛攻。
关于清廷的狂妄与好战的报告并不使史可法感到意外。８ 月下旬，多尔
衮曾给史可法送来一封信，信中对比了清廷的自我牺牲精神取得的成功和南
方朝廷的自私自利导致的失败，敦促史可法投降。史可法在 １０ 月 １５ 日发出
了他的著名的回信，①雄辩地驳斥了多尔衮，坚决地拒绝了背叛，从那时起他
就采取步骤增强防御，预备对付清兵可能的猛攻。早先，史可法纯正的人品
和爱国心曾深深感动了土匪出身的高杰，在江北四镇的将领中他最强也最难
驾驭。现在，史可法重新部署军队，就派高杰驻守咽喉之地徐州。１１ 月和 １２
月，清军在南直隶东北边境被击退，于是人们希望明朝军队至少可以守住长
江防线。
“三大疑案”
在南京，士气愈来愈低落，偏执狂和党争以及伴随而来的清洗和迫害，
无可挽回地削弱了弘光政权。关于三大疑案的真假问题，从 １６４５ 年 １ 月起直
到这个政权结束，始终占据了人们的注意，它们最好地揭示了这个时候弘光
朝廷的党派活动。这些案件本来都是可以宽宏大量地或者圆滑地加以解决
的，却被阮大铖及其党羽用来达到报复的目的，说这是他们的政敌在煽动叛
乱。结果产生出种种谣言，使百姓疏远朝廷。
第一件是大悲案，大悲是个和尚，他在南京城外因形迹可疑被捕。官方
的秘密审问报告说，大悲故作疯颠，先供称崇祯时封他为齐王，后来又说是
吴王，这些说法显然都是假的。但是，一些人认为他的陈述证明他了解包括
福王在内的一些藩王的情况，而掌权的人不愿把这些情况暴露出来。不论大
悲和尚是真疯还是装疯，负责审问的官员都想快些在暗中了结此案。只有阮
大铖看出有追究的理由，他开了一份赞成潞王和挑唆大悲颠覆弘光朝廷的人
的黑名单。但这时马士英制止了他，这个案件在 １６４５ 年 ３ 月 ２７ 日以公开处
决疯和尚结束。
就在同一天，皇帝得到报告说，在浙江发现了一个自称是崇祯皇帝长子
和太子的年轻人，于是派太监去把他请到南京。起初对他采取审慎的尊敬态
度，官员们特别是崇祯诸子的讲读和熟悉北京宫廷生活的人聚在一起向他提
出问题。尽管这个年轻人确实认出了一个讲读，并看来相当熟悉北京皇宫的
① 黄仁宇：《明代财政管理》＇250＇，第 123 页。
布置，但他对许多问题未能作出正确的回答。一些记载说，在严密盘问下，
他承认他叫王之明，是太子的近卫。另一些记载声称这个鉴定是伪造的，说
这个年轻人虽然受到屈辱，但始终坚持他是真太子。
弘光皇帝似乎真诚欢迎找到太子，但他接受了这个年轻人是骗子的决
定，并反复说明这一定罪，以回答前线将领的奏疏，他们对谣传太子受到朝
廷中坏人的诽谤和折磨表示震惊。由于对“王之明”和三个所谓主谋者的严
刑拷问，这种谣传更耸人听闻了。
使真太子命运这一历史问题变得复杂的，是这样一件事，三个月之前，
另一个自称太子的人在北方出现，在清廷引起一桩公案，其微妙与政治影响
在每一点上都与南京的案件相似。②满族人最后处死了北方那个自称太子的
人，但更大的意见分歧阻止南方采取这个办法，因为在南方，尽管缺乏证据，
却普遍地并往往是狂热地相信“假太子”是真的。
就在审问“假太子”的同时，一个自称是弘光皇帝妃子童氏的人，正从
河南被护送到南京。她一到南京就被打入冷宫，因为皇帝愤怒地一口咬定她
的故事是编造的，拒绝再听到这件事。有些记述说她是如何动人地诉说与写
出她和福王的关系以及遭受的苦难，另一些记述则说她很快承认她的配偶是
另一个藩王，她误以为他已经在南京登基。总之，从“假皇妃”在受刑时提
到的一些人名，得出了她与某些人合谋推翻朝廷的结论。这些和其他有关她
的性生活的指责，自然在政治人物中引起很大的不满；弘光皇帝让这个女人
瘐死狱中这种明显的残酷行为，在他的不得人心之外又增加上一层怀疑：他
自己才是骗子。①
供应短缺、清洗和“真伪太子案”加上逃出清军追击的李自成农民起义
军有南下长江流域之势，终于引起南京久已担心的兵变：左良玉军以“清君
侧”为名的东征。
弘光政权的结局
自从 １６４４ 年 ６ 月占领没有防御和混乱的北京后，满族领袖即认识到必须
给李自成起义军和中国北方的一般亡命之徒以决定性的打击。只有到那时才
能考虑征讨南方的政权，因为当时满族人还不知道它在政治和军事上很脆
弱。于是，在 １６４４ 年夏和初秋，他们的领袖首先集中打击陕西南部的李自成
军队，然后肃清山东北部和东部的零散起义军。清军逐渐在黄河（它从 １４９５
年起流向山东半岛之南）以北的平原上建立起一道薄弱的防线。到秋末，援
军已经进入山东南部和南直隶北部，以对付从南方来的进攻。在北直隶南部
和河南北部，他们肃清仍然活跃在这些地区的李自成残部。在这个时期中，
明朝前线的一些军人提议合作；他们有的真的忠于南京，有的动摇不定，有
的则真想背叛。最严重的背叛涉及驻守开封的总兵官许定国。
在后方得到一定程度的巩固并得知南明的情况后，清廷在 １１ 月中旬决定
同时发动对西安和南京的战役。这两个战役分别由多尔衮之兄阿济格王、其
② 这一段主要依据小弗雷德里克？韦克曼的《1644 年的顺朝过渡时期》＇527＇，见《从明至清》＇476＇，乔纳
森？D。斯彭斯和约翰？E。威尔斯编（纽黑文和伦敦，1979 年），第 43—87 页。又见李文治：《晚明民变》
＇334＇，第 135—143 页；和帕森斯：《农民起义》＇418＇，第 123 页以下各页。
① 韦克曼：《顺朝过渡时期》＇527＇，第 52—53 页。
弟多铎王指挥。但后来河南东北部出现的局势威胁着这两个战役的成功。于
是对战略作了修改：多铎在平定黄河以南洛阳至开封地区之后，转而进攻李
自成在潼关的最坚固的防线，同时阿济格从北边进攻西安，对李自成的根据
地形成两面夹攻。
多铎的任务执行得迅速而顺利。１６４５ 年 １ 月初，他的军队在河南西北部
渡过黄河，占领洛阳及其以东直至开封的所有据点。他们击败起义军，俘虏
或接受了几个明朝将领的投降。没有后顾之忧，多铎遂引兵向西，经过激烈
战斗，于 ２ 月 ９ 日攻破潼关。这时李自成放弃了西安。在阿济格的追击下，
他带着一支约 ２０ 万人的军队向东南方向逃走，沿陕西、河南边界进入湖广北
部。多铎留在后面完成在陕西和河南西北部的作战计划。但 ３ 月 １１ 日后不久，
他接到进军江南的命令。
明廷的反应是把最好的军队派到前线，击退清军并沿黄河南岸标出新的
防区。但有两件事严重地削弱了朝廷应付清军进一步挑战的能力：高杰的被
害和左良玉的起义。高杰是江北四镇中最能打仗也是最骄悍强横的将领，他
受命从驻地徐州向西进军以保卫洛阳和开封之间的战略要道，同时与总兵官
许定国协同作战。
由于高杰与许定国从前有仇隙，两人素来互相忌恨。现在两人都表示友
好与宽宏。但是，１６４５ 年 ２ 月 ８ 日夜，许定国在他的睢州驻地宴请高杰，将
他杀害。随后他渡过黄河投奔清军，在他们眼中，他的杀害高杰大大提高了
他的身价。同时这一行动使高杰的大军陷入愤怒与混乱之中。其他各镇将领
对高杰的怨恨和南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