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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樱娇艳的花瓣与芳香，被急速的车轮碾得粉碎，一片一片地随风飘逝。我被风呛了一口，忿忿地发表意见说，我觉得她的名字改得太多也太乱了，何况红鹰那样一种红色的大鸟，看上去一定很吓人。你听听，斜对面那个男孩改名叫“反修”，窗口那个女孩改名叫“咏梅”，还有叫“革命”、“奋斗”什么的，光秃秃的都没有姓氏，很多知青都把姓改掉了，那样才干脆彻底。你干嘛还叫个杨红鹰，真是难听得要死。
红鹰的面孔，忽而变得苍白透明，像一只中弹后流尽了鲜血，从空中栽下来的雏鹰。
那一夜漫长的车轮声中，我们困倦无聊地相偎相拥窃窃私语，红鹰的呢喃与呻吟，随着口腔里扑出的热气，一阵阵萦绕并围困着我。天快亮的时候，我在肃然变脸的江北平原的荒凉中醒来，我听清了她絮叨半夜的最后一句话。她说，她是绝对不会把那个“杨”字改掉的。那个“杨”字，是她和父亲之间惟一的联系，如果她把姓改了，她从此就是一个没有父亲的人。她也注定会找不到自己的父亲了。
假如我从一开始就能预见到整个事情的结局，或者，至少能及时发现杨红鹰寻父在本质上的某种荒诞性，然后及早加以阻止与引导，那么小杨子就不会至今还留在北大荒的某个农场连队，成为一个远离都市文明、拖家带口的邋遢农妇了。假如我在1969年6月到达大杨树农场的当天起，就能把杨红鹰脑子里那样冥顽不化的寻父情结，刨根究底地扼杀在萌芽状态，那么，二十多年后的这个秋天，我也用不着如此费劲费神地来寻找小杨子了。我的愚蠢或者说单纯，使得我当年仅仅只是一次次反复地向红鹰揭露那个老杨头不是她的亲身父亲，她的父亲不会是这样一个衰老而窝囊、俗气又丑陋的老头儿。我不断地为红鹰设想着她的亲身父亲，即便在恶劣环境中仍是温文尔雅、风度翩翩的模样，然后把眼前这个脏兮兮的老杨头贬损得一无是处。我惟一有点儿心虚的是：我只能说他不是，我却无法证明他不是。
1969年刚满19岁的我，把她在黑暗的车厢里透露给我的北大荒寻父计划，看成是我们之间无私的合谋与钢铁同盟，我对此充满了不可遏止的好奇感与更为强烈的热情。在我看来，寻找父亲是一个温暖而温馨的旅程、带有感伤的浪漫色彩，伴随着眼泪与思念。只有在苦涩和忧郁的尽头，才是圆满和甜蜜。尤其因为我们寻找的是一个“流放者”，而不是像电影【英雄儿女】中的那种正面人物，因此带有一点不可告人的罪恶感，愈发地生出灼人的刺激。最初的日子，我在暗中不动声色的寻访，最热衷于“排除法”：即把每一个进入我们视线、年龄在40岁—60岁之间，凡是带有浓重或是可疑的浙江萧山口音的刑满留场就业分子，统统地不断剔除出去。只有把每一个可疑人选都彻底否定，才有利于我们把寻父的工作继续进行下去。假如一旦对某人有所肯定，就意味着这项工作的完结，我内心绝不希望寻父的工作那么轻易地结束。其实，以我们的知青身份，所能够接触到的“二劳改”人数是极其有限的。我和杨红鹰一开始被分在菜园队干活，那里仅有的几个“二劳改”，很快就被我们剔除了。然后我要求调去砖瓦厂，因为烧窑的技术工人，大多是“二劳改”；那段时间杨红鹰曾幸运地被点名去学开拖拉机，但她说机耕队全是知青，没有“二劳改”的地方，她是看也不会去看一眼的。她三天两头神出鬼没地出入于菜窖、仓库和场院，像一只鬼鬼祟祟的耗子，与“二劳改”们私下里窃窃交谈。假装在无意间问起他们的属相和祖籍什么的……那个时刻，她的细眉细眼会突然膨胀壮大，将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肮脏老头们，残存于风中的呜呜尾音，贪婪咽下并反复咀嚼过滤。
但我们那样心怀叵测漫无目标偷偷摸摸的寻找，几乎像大海捞针一般毫无成效。我很快就感到了厌烦。我对杨红鹰沮丧地嚷嚷：
我算是明白了，天下没有比北大荒更大的地方了。可这才是一个大杨树农场啊。
一个大杨树肯定够了。她安慰我。天大地大，不如我的眼睛大。
迹象其实早已昭显。所有的蛛丝马迹，一切能说明杨红鹰即将走火入魔的迹象，其实都已浮出地表。假如我能更早些发现她身上那种近于疯狂的固执，我还会帮着她去完成这一悲壮的使命么？
4．战备部署都乱了
那年冬天我被派往野外作业的水利队增援，那是一个东北知青和浙江知青混杂的连队，用镐头刨冻土的土方量定额，大得能把人累吐血。于是我帮小杨子寻父的计划，只能暂时告一段落。然而那个冬天野外的帐篷里，却从分场不断地传来有关小杨子的消息，每一条消息都令人心惊肉跳。有人说杨红鹰的行为十分反常，她总往二劳改住的地窨子跑；她给二劳改织毛衣，还同二劳改一起喝酒。有人怀疑她与某个二劳改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有人怀疑她被阶级敌人利用或是摧残了；还有人对她的阶级立场提出了批评，甚至有人说她政治上有问题，完全有可能是苏修派遣的特务，否则为什么别的知青每年春节都急着回老家探亲，她却一次次放弃总也没有回去过……关于她的传说越来越离谱，其中比较有人情味的说法是她得了一种怪病——她只要一听到有人说到“爸爸”两个字，就会情不自禁地嚎啕大哭。有个宁波女知青每天要给父母写一封信，而每天也会同时收到宁波父母的一封信。红鹰偷看她父母的来信，然后把信悄悄撕掉。有个男生买了一瓶“北大荒”老白干，又省下零花钱到佳木斯城里买了一支红参，泡在白酒里。那天他无意对人说一句：我爸风湿腰疼，叫我买人参浸酒，带回家去给他补一补……红鹰一听，当时就晕倒在地上。据说她醒来后，到处向人打听怎么自杀比较省钱又省事儿？我住的那个帐篷里，那些与她无关的人，背后的议论就渐渐刻毒起来了：有人说天知道她究竟是想爸，还是想男人，想爸哪有这么个想法儿的？革命青年变成个花痴实在太给咱丢脸啦……红鹰浑身的羽毛被那些闲言碎语一片片撕扯下来，裸露着瘦骨嶙峋的青紫色胸脯，叫我阵阵心疼。但我救不了她，我为她挖空心思保守秘密，她却擅自将自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没有人知道她心里的那个父亲究竟在哪里。其实，就连我，说到底，也不知道那个所谓的萧山会计二劳改爸，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些日子，水利队一直大会战不放假。我只得托连队的通讯员，带了一张纸条给她。上面这么写：自杀最便当的方法是找一棵沙果树上吊。但是那样的话，你就永远见不着你爸了。
我知道自己迟早是要见到小杨子的。我不向任何人打听她，我自己认得路。穿过白桦树林间的泥泞小道，在翠绿、墨绿、金黄和雪白，那么多颜色在各个季节轮流交替着的原野深处，我一闭上眼就能想起那个地方。我甚至能闻到沙果树开花时醉人的甜香。三十多年过去，她最后还是留在了那个叫做“守望”的生产队。那村儿可真小，三间茅草房两个草垛一眼机井，最后装下了小杨子的全部幸福。
那年春天呼啸的狂风中，我回到原来的连队。人们告诉我说小杨子已经搬到马号去住了。她的疯狂与乖戾竟然使得连长生出恻隐之心，已经批准了她到“病号队”工作的申请。没人肯跟我多说什么，对于那样一个动不动就以自杀相胁的人，政治思想工作的威力也暂时失灵。我的脊背冒出凉气，那是一个不祥的征兆。病号队的那些“二劳改”，瘸子烂眼驼背，基本上全是妖魔鬼怪。以前出工时路过那地方，我和小杨子连大气儿都不敢出，连呼吸也要屏住的，她如今竟然久闻不知其臭了么？那个该死的水利队，趁着我几个月不在小杨子的身边，把一切战略部署都搞乱了。
可我不能对小杨子撒手不管啊。
那个傍晚，西天铺满了红海洋般的火烧云，田垄上刚刚返青的一簇簇嫩草，在夕阳下如鲜艳的玫瑰花一路引领着我。离老远我就望见了谷地里飘来的白色烟雾，袅袅地贴着屋檐升上树梢。然后我看见了房子外面空场上砌的一只灶台，大锅正冒着腾腾热气，飘来一阵阵略带糊焦的香味。锅台前蹲着一个老头，伸手举着一只炉钩子，从炉膛里往外扒拉着什么。我看不清他的模样，只记得他的门牙好长，都露在嘴唇外面了，像一个狼外婆。后来他的炉钩子戳住了一个圆圆的东西，他很兴奋地站起来大声地喊着红鹰红鹰。当我终于弄明白那原来是一只煨熟的土豆，只见红鹰从屋里冲出来，用手掌捧住土豆，一边跳脚说好香好香呵，一边娇嗔地抱怨说烫死啦……那老头笑眯眯望着她说，等等我来给你剥皮，喏，这里有我擀好的细盐末子，不蘸着点儿盐吃烀土豆，烧心呢……
我见到红鹰的时候，就是这么一幅木已成舟、舔犊情深的幸福图景。无论我怎样地痛心疾首，我知道自己已经无法改变这个事实了。三十多年后，我仍能清晰地记得红鹰当时那副眉开眼笑欢天喜地的样子。她把剥了皮的烀土豆塞给我，揪着那老头的帽子说：你看，我现在相信世界上是有奇迹的，千真万确，这就是我要找的爸！
5．小杨子的所谓父亲
天色倏然暗下来，遥远的那一抹胭红完全沉入地下，半个月亮从天穹的另一端升起。空气似乎有一点儿发蓝，澄亮而干爽，四处洋溢着一股暖烘烘的马粪与干草的气息。我无奈地倚在马棚的土墙上，一言不发。热呼呼的土豆在我手掌间慢慢凉下去，最后变成了一块石头。后来我冷不丁地大声尖叫起来——我的耳根一阵痒痒，有一个什么湿湿的软软的东西，正在舔我的脖子。我惊恐地跳起来，大步跳开去，然后哆嗦着回过头——我看见一个轮廓分明的黑影，在温柔而苍凉的月光下，如一幅生动而清晰的剪影缓缓移动。那是一匹半人高的小马驹子，在马圈的门边上一步一步地蹭来蹭去，朝着一匹母马迟迟疑疑地靠拢过去，它短而细巧的马蹄轻轻踢着地面，为那幅黑色的剪影增添了造型的动感。少顷，那匹母马扬起了修长的尾巴，轻轻地拂过小马驹光滑的脊背——小马驹幸福地打了一个响鼻，“扑哧”——像一声山摇地动的喊声：姆妈！
那一刻我的眼泪流得稀里哗啦，脸上已是一片汪洋大海。我紧紧地死死地抱住了红鹰，和她哭成一团。那会儿我已经彻底丧失了思维的能力，我想只要红鹰能有一个爸，管它这个爸是谁呢。
小杨子的所谓父亲，就这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走进了我们的生活。那天晚上我和小杨子睡一个被窝，小杨子对我复述她认亲的过程，竟然是出奇的简练，就像拿着对号入座的电影票，只管坐下就是了。她说去年冬天大会战，知青在雪地里抢割豆子。有一天，老杨头来找他走丢的马，老远就冲着知青大声嚷嚷，牙都龇出来了，那个凶样，好像谁偷了他的马似的。别人都听不懂他的口音，但小杨子听懂了，他那浑浊的萧山口音是在警告知青：无论干活怎么口渴，千万别抓地里的雪吃。黄豆棵子上有黑线鼠寄生的螨虫，落在雪地里，人吃了雪就会染上出血热，高烧呕吐腋下皮肤上有针头大出血点直至翘辫子……他这一嚷嚷，吓得知青们一个个蹲在地头就往外呕酸水。小杨子傻呆呆看着他的背影，看见他脖颈里露出一角看不清颜色的方格子围巾——全部的记忆就在这一刻彻底复活，她说她忽然闻到了一种熟悉的气味，当年她爸就是戴着这样一条围巾，在她脸颊上轻吻一下后，一去不回头的……
她的叙述敷衍了事，几乎是在胡乱应付我。难道她一岁就记事了么？然而没等我找出更多的破绽和疑问来进一步核实，小杨子已酣然入梦。
第二天清晨，当我在马号的热炕上清醒过来，一种明确的直觉就一遍一遍告诫我说：这个留有浓重的萧山口音的长牙老杨头，是个冒牌货。他不是杨红鹰的爸爸，绝对不是！他如果真是小杨子的爸，他就会真的爱小杨子。要是真爱小杨子，为小杨子考虑，以他那样的身份和处境，他是绝对不敢也不会认小杨子的呀！
我开始想方设法给他找别扭。尚在70年代，我就已经无师自通地拥有了一件战无不胜的“人体炸弹”——从身高体重肤色发质五官神态等诸多“生物”特性上，寻找父女间致命的差别。有时候我会暗暗惊讶，这个老杨头究竟是用了什么绝招，让小杨子对他如此心悦诚服鬼迷心窍？小杨子好像已经完全被他控制于掌股之中，对我列举的种种事实，竟然视而不见置若罔闻。我故意极其夸张地数落着老杨头的种种不是，例如他的丑陋、他的土气、他的假模假式故作殷勤……她偶尔被我对老杨头的恶意贬斥惹恼了，不仅不同我争辩，反而好像是专门为了同我作对，为了向我挑战，故意去讨好老杨头，偏偏一口一个“爸”“爸”地叫得亲热，洗衣补衣做饭盛饭样样亲自动手，不仅把个脏兮兮的老杨头，拾缀得浑身上下有模有样，还把那盏马灯擦得铮亮，在灯下同他嘻嘻哈哈地玩起了扑克牌，笑声飞出好几里地远去。自从来到大杨树农场，杨红鹰还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其实我心里早有预感，红鹰寻到了父亲的那一天，将是我们友谊结束的日子。就冲这一点，我也不愿轻易让她得逞。像我这样一个从小不缺父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