盟、凯洛格—白里安协定、九国条约和伦敦海军裁军条约，说：“意大利的政治家极其大胆坦率地说明了意大利为什么必须扩张。德国的政治家把德国需要新的领土的意向公然列入了纳粹纲领中。然而日本缺乏这种坦率。”近卫认为缺乏坦率的原因在于“日本人的脑袋里渗透了英美本位的思想，把以维持现状为基础的和平机构奉为了神圣。”
尽管近卫因为这些强硬的主张经常受到元老西园寺的批评，但却得到了裕仁的赏识。无法证实天皇做出批准日本退出国联的决定是否受到了近卫的影响，但裕仁一直接触的都是列强出于人种对立的心态，企图遏制日本上升为亚洲的主导力量的观点。此外，我们还知道近卫的思想确实影响了与天皇最为接近的宫廷官员，以及各个方面的精英。这些精英，是舆论形成的重要力量。
然而，最终是短期的政治考虑使裕仁与军部携起手来。裕仁看到几乎所有国家都接受了日本造成的既成现状，并从这个事实中获得了信心。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西方列强承认“满洲国”，但是也没有任何国家因其侵略行为对日本发动经济制裁。在裕仁看来，当务之急是稳定因首相暗杀事件、近臣遭袭事件和政变未遂而动摇的国内政治局势。他需要优先考虑的是避免与关东军司令的冲突，他需要关东军来守卫“满洲国”。
第二部分：满洲事变炮击山海关
有关满洲事变期间裕仁的私人生活，除了河井弥八日记中的两页文件，和小说家小山伊都子称曾非正式地面见过天皇，读过宫廷文件而记下的几则轶事之外，实际上没有公开发表过的文献。
时至1932年，裕仁和良子结婚已经8年。她生了4个女儿，其中3个活了下来，当时正怀着第5个孩子。那个夏天，满洲的形势迫使他们留在首都，无法去叶山御用邸避暑。每天，他们在各自随从的陪伴下度过很长时间，认真执行着有规律的工作日程。习惯上，裕仁7点30分起床，而良子稍微早一点。两个人不用仆人帮忙自己穿好衣服，早餐通常是牛奶和两个“女官”准备的食物。他们吃完后，一名女官摇铃，当班的侍卫们便知道可以进来并问候他们了。他们的一天从入浴开始，随后是各自进行户外运动。怀孕的良子的运动包括照看花坛或者在一名保姆的陪伴下打一场高尔夫球。到中午，裕仁从办公室回来与她共进午餐，然后去工作直到下午4点，再和她一起喝茶。他们在6点30分前后共进晚餐，9点前后吃些点心，通常是10点到卧室就寝。当良子不侍弄花园时，她便利用这个时间为满洲的部队卷绷带。
1932年夏天至秋天是他们人生中最感压力的一段时间。他在艰难地处理满洲危机，而她则担心自己无法为皇位生出一个男性继承人来。他们作为国家的公人，一直过着严格管理下的生活，近来他们听从内大臣牧野、秘书官长河井和侍卫长铃木的意见，同意让他们的第一个孩子，6岁的照公主离开宫廷，住进皇宫内的另一座建筑。他们两个人都不愿意这样做，但是他们并没有试图反抗这一宫廷传统。
在这种氛围下，1932年末的一天，良子皇后流产了。之后裕仁的压力开始增大，被要求添置侧室以完成他作为君主的责任。曾任学习院院长和宫内大臣，服侍过明治和大正两代天皇的长老田中光显伯爵开始在东京和京都物色合适的侧室。他们选出10位公主，其中3名进入最后一轮选拔。据说有一名公主（可能是最漂亮的）被召入了皇宫，在良子的陪席下和裕仁一起玩了牌。奉行一夫一妻主义的裕仁据称除此以外再没给过这位公主更多的关心。1933年初，良子再次怀孕，12月23日生下了明仁太子。他们的生活危机结束了。
进犯热河以及日本退出国联后，关东军扩展了占领范围：1933年4月初，陆军进入了位于万里长城以南、北京附近的河北省。裕仁进行了干涉，侵犯行动暂停下来，陆军退到了山海关。但是5月7日，陆军再次越过万里长城进入华北。这一次，裕仁事后虽然承认了此次行动，但是向侍从武官长本庄表达了他的恼怒。本庄在5月10日的日记中记述道：“陛下没有阻止这次作战的意图。只是不能容许这种违背统帅精神的行为。”当然，天皇还是容许了，因为他没有别的选择。
当月，关东军司令部发言人声明，热河已被并入“满洲国”。公开声明中没有表明，实际上还合并了河北省和察哈尔省的外围地区。合并的决定既没有得到内阁的事先批准，也不是根据“条约的权利”。5月的最后一天，中国军队的指挥官签署了屈辱的塘沽停战协定，事实上承认了建立大“满洲国”，并在河北东部长城以南建立一个非军事区。至此，西方所关注的满洲事变结束了，至少暂时是这样。
停战协定虽然使充满不安要素的政治和军事形势稳定下来，而对立势力间的冲突反而增大了。中国的抗日游击队继续在“满洲国”征战。此后的4年中，“满洲国”和华北之间的“缓冲地带”被证实并不是一个和平地带，而是关东军不断向长城以内的华北五省施加政治、军事和经济压力的基地。但是，单是这个地区的存在，加上苏联有意向日本出售中东铁路以及英国试图改善对日关系，这些都使裕仁相信国际紧张局势很快就会缓解。
至于蒋介石，为了争取时间加强军队建设和发展经济实力，选择了短期内对日本让步的道路，这位总司令现在可以集中精力与共产党作战了。可是，只要日本军队控制着满洲，并且摆出架势要将国民党的势力清除出华北，中日关系就永远不会恢复正常。无论是蒋还是中国民众都没有让日本的侵略侥幸得手的意思。
在日本，相互争斗的势力也转向了国内舞台。皇道派的将领和支持者们仍然把持着实权，陆军和海军依然不和。在重巡洋舰“高雄号”上服役的28岁的高松亲王在他1933年6月11日的日记中说，陆军中笼罩着一种“法西斯情绪”，政治家们应该对此有所认识。停战协定使天皇很高兴，但是这还不够。“此时，要不为军队的胁迫所动摇，且要抑制财阀的利己行为，要想办法重建和谐之日本。”几个星期后，高松宫记述道：“如今国民财富的九成被大约一成的富人所掌握。”7月21日，他的担忧转到了 “无人能充分理解”的海军力量上，这不仅指“炮击山海关和上海事变”，还包括了整个危机中“陆军和外交的行动能量之大”。之后的几个月中，亲王注意到了海军以及整个社会中不断增长的激进主义迹象。1933年快要结束时，明仁皇太子的诞生使高松宫感到既高兴又轻松，他终于卸下了皇位继承人的重担。皇室血统无恙存续的消息也给国家带来了普遍的宽慰，虽然只是短暂的。
1933年末，国家政策仍然处于不断波动之中，“满洲国”的殖民化未见大的进展，战争的热情却开始消退，而这些都不是军队首脑、官僚和新闻记者所希望看到的。由于担心对军国主义和战争的热情将会逆转，陆军的宣传者们采取了行动。大报的影片制作部门已在竞相出品有关事变的“视觉报纸”，或是新闻纪录片。大阪每日新闻社把它看成是扩大事业规模和提高收益的好机会，制作出一种新型的爱国影片，向国民展示未来一个时期需要做什么。制片人水野新幸解释道：“共产主义和全体主义正处于相互争斗的状态。恐怖行为盛行各地。颓废主义流行，人心归趋不知所之。此时无论如何不能仅靠报纸的社论之类，应该利用我们平时考虑的电影的伟大力量，使国民认清思想混乱的状态和国际形势。”于是，一部受到广泛称赞的纪录片《非常时期的日本》在陆军省的协助下于8月摄制完成，1933年后期在全国各地上映。
第二部分：满洲事变“满洲国”会见溥仪皇帝
《非常时期的日本》主要使用1931—1933年初收集到的生动的爱国主义形象的照片和场景，高度弘扬了天皇制思想，即便在今天，也是一部重要影片。在这个电影中，日本军部利用裕仁的精神权威，把扩张主义描写成帝国——以及他们自己——的道德使命。通过放映国民一体的各种感人的视觉影像，重新阐释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逻辑。
电影由12个部分构成，陆军大臣荒木为其中一半做了旁白，他每次出现时，画面上都推出亚洲和太平洋的巨大地图和日内瓦的图片。荒木把军事力量等同于道义，用神话作为理解事变意义的参照系。他有两个主要的表现，一个是神赋予“神国”的“伟大使命”；另一个是中国与西方列强是日本的敌对势力，妄图孤立日本，阻止“大和民族”实现其“保卫东方和平”的神圣目标。在电影的后半部，荒木从战略和文化两个视点对日本的使命作了更加明确具体的定义。这个使命就是“建设东洋式的和平乐土”，意指建设“满洲国”，在那里实现种族和谐。也就是说，荒木将日本的扩张讲解成了在“满洲国”实现反种族主义的乌托邦，是一种神圣的理想主义的实践。
对于荒木来说，日本面临的内部威胁与外部威胁同样严重。他宣称，“不分一二，心醉欧美，全盘接受（西方）文化” ，“已经到了日本民族自己的理想扫地出门的关头了”。此时，屏幕上出现摩登的情侣们在银座的舞厅中翩翩起舞，手牵手漫步于暮色中、繁华的东京街道上，这些都是20世纪30年代初西方文化不断受到欢迎，日本民众开始受其影响的典型镜头。随后，推出的是皇军部队在满洲严寒酷暑中战斗，学校的女孩子在老师的指导下给士兵们写慰问信，神社中的参拜者，与前面的镜头进行对比。荒木谴责舞蹈、高尔夫球、美国电影、女性的化妆和在公共场所抽烟、共产主义者和一切屈从西方的价值观陷入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物质主义的人们。替代这种污秽的应该是传统的意识，比如农村生活、神道信仰和军队服役等。当务之急是要放弃对享乐的追求，为完成伟大的民族使命甘愿接受个人的痛苦和牺牲。
通过电影，荒木拔高提炼了结束不久的满洲事变的意义。它是一个 “天的启示”， 释放了日本民众的巨大能量。同时也是一个 “天的警钟”，提醒该恢复建国以来就支配日本的“皇道”的伟大原理。为了强调荒木的话，银幕上接连出现了琼琼杵天尊从天而降之地高千穗山峰、神武天皇登基、伊势神宫、橿原神宫、热田神宫、明治神宫、从二重桥上拍摄的皇宫、和1928年昭和天皇裕仁登基大典的映像，这些画面把神话时代和现在结成了一体。
在影片的最后部分，荒木给国防下了定义，并说明了“精神动员”将如何使日本冲破“以国联为中心的全世界的包围攻势”这个环绕日本的“铁环”。伴随他的讲话，观众听到的是“君之代”的乐曲，看到的是昭和天皇在检阅士兵和机械化部队的列队行进，航行的军舰在鸣礼炮。荒木解说道：
……说国军的存在是道德性的存在也是这样的意思。作为我国，因为要特别扞卫空间的发展，即扞卫繁荣向上的精神和与天地共存的国家的悠久性，所以，我不同意一谈到这些，马上就以狭隘的地理意义以及对应的概念来论国防……我国的军队，既是皇军，同时也是国军。因此，军队的建军精神就是行使被认为是国德之本的三种神器所彰显的日本的天皇道。就是说，我认为日本军队的精神在于体现统率军队的神圣的陛下的精神，发扬国德即天皇的慈心宏愿。不为陛下以外任何人的命令所动的理由就在于此。
声言军队是“国德”的体现，对外扩张展示了裕仁的“神圣精神”，荒木的目的在于引导观众接受他的整个论证的中心，即日本必须为精神总动员做准备。“9000万国民结为一体，捧翼奉皇。即为了推广天皇圣德，只要团结并进直到最后的5分钟、最后的最后，我们就一定能够看到最后胜利的辉煌”。蒙太奇手法的快镜头展示了爱国商人向军队捐献飞机，妇女接受军事训练，奔驰在路上的摩托车，国家的工业化，喷着浓烟的工厂的烟囱，人们快速而有活力地奔走。几个片断后，摄像机切入了“炮弹三勇士”出发奔往上海前线的镜头，他们在那里炸毁了敌人的营房。影片展示了他们勇敢精神产生的根源，最后放映了他们的墓地。
随着影片接近尾声，镜头唤起了日本战胜逆境的情感。登山者们不屈不挠地穿过风雪攀登高山之巅。武藤陆军大将前往“满洲国”会见溥仪皇帝。映出的地图上，一团黑云从遥远的日内瓦城市上空升起，快速地向东移动笼罩了日本。东京的群众欢呼着迎接日内瓦归来的外交官松冈，后者向皇宫深深地鞠躬。同时，日本伸展开来，撑开了箍住自己的铁圈。电影最后由已故明治天皇的三首战争诗结尾，诗歌暗示了精神动员的必要性，提醒观众没有巨大的努力和自我牺牲就不会成就伟大的事业。
陆军第二个促进意识高扬的努力，是一本名为《非常时国民全集》，出版于1934年3月。这本书是一套七卷全集的一部分，目的在于介绍军事和外交专家们关于“非常时期”各个方面的认识。15位陆军的撰稿人——代表了许多核心军官群体——试图提升民众对于现代战争的性质和日本所面临的危机的认识。不过，从他们主要论述的思想中可以了解陆军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学到了什么，没学到什么。
新任陆军大臣林铣十郎大将所做的序言显示了陆军仍存在着日俄战争那种过分简单的取胜心理。对林来说，未来的战争规模将非常宏大，需要国家总动员，但仍不过是日本经验过的战争的放大。参谋次长植田谦吉阐述到，国家备战意味着强化军备，“政治、经济、财政和所有其他的社会机构团结”成一个整体，完善战争的领导体制。其他的作者将国力的发展单纯等同于技术上的“充实军备”。没有人认识到20世纪中叶的工业化国家的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