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右翼言论批判- 第6部分

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为洗刷“污名”而篡改历史（1）

　　　　《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全书由前后的序章、终章和正文的二十章构成，正文各章以历史线索为纵线中村粲　　　　
　　　　《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书影顺序展开，各章题名依次为：第一章近代日韩关系的开始；第二章日清战争；第三章日俄战争；第四章日美抗争的开始；第五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日本；第六章美国的报复——华盛顿会议；第七章国际协调的幻想；第八章革命“支那”和共产主义；第九章对赤色“支那”的应对；第十章“满洲事变”；第十一章围绕北支的日华关系；第十二章国共内战和西安事件；第十三章“卢沟桥事件”的真相；第十四章战火，从上海到南京；第十五章，新“屠杀”考；第十六章对支和平的努力；第十七章防共的战斗；第十八章与美国关系的恶化及我国的对策；第十九章日美交涉；第二十章日本的和平努力落空。可见，这是一部系统的、具有学术著作外部特征的专著，较之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所引述的材料丰富得多，与此同时，偏见、谬误也更多。　　　　
　　　　在《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的绪言中，中村粲阐明了自己写作此书的宗旨，他写道：　　　　
　　　　大东亚战争究竟是什么？在侵略战争史观风靡一时的时候，许多追求真相的国民在内心里对此抱有理所当然的疑问。本书就是试图提供一个新的视点和新的解释。　　　　
　　　　在战后滔滔的自虐风潮中，一味相信东京审判的判决，认为那个战争的过失在日本方面，对祖国的过失错误内外翻扬，自以为得计。这样的学者、言论人不在少数。他们笔下的历史书、历史教科书或者日本历史，尽一切可能对日本加以丑化，并以“进步”自居。　　　　
　　　　笔者相信，战争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原因，不能单方面地认可日本有罪的史观。（中略）本书和同类书的不同点，就是对日本善意和诚实的和平努力——即使它像沙滩上的文字一样消失——也要努力给它一个正确的评价。由历史的再检证而进行自我确认——可以说笔者的志向归根结底就在于此。虽说如此，我并没有将大东亚战争加以超出事实的美化，这一点，虚心翻阅本书的读者会有所理解。……中村粲《大枺鼇啈馉帳丐蔚馈罚�第1～2页，展转社1990年版。　　　　
　　　　在序章《历史问题》中，中村粲进一步明确地说明了自己写作本书的目的和策略。他认为，“战后，我国最大的问题是历史问题，就像一个被打上前科者烙印的人，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被历史判定有罪、背着‘侵略者’污名的日本，要在国际社会中实现完全的复权是决不可能的”。这就是说，中村粲的目的是要为日本洗刷“侵略者”的“污名”，而洗刷“污名”的目的是要日本在“国际社会中实现完全的复权”。但是，日本究竟是不是“侵略者”？历史事实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对这个问题，中村粲明确采取了为我所用、极为主观的历史观和历史态度。他声称，历史本来就不是“科学”，“将历史作为‘科学’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诡辩。这种诡辩在本世纪已变得不中用了”。按中村粲的逻辑，既然历史“不是科学”，那么历史就变成了“非科学”，写历史也就变成了与写诗、作小说一样的行当了——这就是中村粲对待历史事实的态度，也是日本当代右翼学者共通的历史观。例如另一个名叫西尾干二（详后）的右翼学者就明确声称“历史是由我来制造的”、“历史等于神话”。中村粲等日本右翼学者很清楚，要歪曲和掩盖日本的侵略历史，最大的障碍就是“历史事实”本身，那是用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的鲜血写成、尸骨堆成的史实。只要正视它，右翼分子就只能却步；只有无视它，抹杀它，中村粲之流才能放开手脚为所欲为地构筑其自恋、自慰的“大东亚史”。然而，有一点文化教养的人都应该知道，在文史哲为核心的“文科系”中，哲学求真理、历史求真实、文学求审美，这是常识。假如历史可以根据某些人的需要而胡编乱造，而掩盖或歪曲，那么历史不就成了日本式的“时代小说”或“历史小说”了吗？而像中村粲这样不把历史当科学，为达到自己的特定目的而写成的《走向大东亚战争的道路》之类的书，除了可以展现作者的诡辩术和伪造伎俩之外，还有什么可信性呢？然而中村粲是一方面不承认历史是科学，另一方面又极力试图使人相信他笔下的历史是可信的。这就形成了一本正经的学者面目和歇斯底里的无赖诡辩纠缠在一起的奇妙的反讽。中村粲有时也会说出实话，如他说“历史是一个民族的履历书”，对一个民族来说很重要。但中村粲却认为这份履历书不是由历史本身写就的，是可以在历史过后随便改写的。按着这样的逻辑，中村先生假如可以再活几年，那就有可能反过头来重新改写他的履历，称自己不是一个以研究历史为业的人，而是一个小说家和诗人，只要这么一写，中村粲先生就拥有了“小说家”和“诗人”的“履历”（如果他感到有必要的话）。这样做行吗？这是在作伪证，于道德于法律均不容许。然而，中村粲为侵略中国及亚洲各国的日本改写“履历”，干的正是这种勾当。


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为洗刷“污名”而篡改历史（2）

　　　　中村粲对日本历史的最大胆的创意和改写，就是要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者”的帽子摘掉，把日本与中国、韩国的“加害者”与“被害者”的关系颠倒过来。他认为，这样做十分必要而且迫切。否则每逢日本发行新的历史教科书的时候，每逢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每逢日本政要发表关于战争问题的看法的时候，都会遭到中韩两国的“干涉”。这是不能容忍的。他说：“每当‘教科书’和‘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引起日中之间纠纷时，中国方面喜欢使用的说词就是‘反对将战争加害者与被害者混同起来’。这种‘日本＝加害者’、‘中国＝被害者’的图式，是日中近代史中中国方面的‘公定史观’的基本构造。（中略）‘中国被害者说’如今已经成为中国人要日本人跪拜磕头的一张王牌。只要承认这种论调，我国未来将永世不能摆脱对中国的主从关系。”他认为，不管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想尽可能地将自己的历史写得好一些，这是自然的。“得到他国的‘理解’和‘承认’才能写自己的历史的国家，一个也没有”；日本人写自己的历史倘若还需要得到中国的认可，“那日本就不算是独立国家而是附属国了”；又说，“正如别的国家的历史无一例外都是民族主义的，我国的历史也应该是民族主义的”。　　　　
　　　　中村粲的这些振振有词的高论，乍一读颇有气势，实则荒谬不经。众所周知，日本近现代史，是不断欺凌、侵略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历史，由此，日本的近现代历史已经不是单纯的“日本历史”，而是与中国的被侵略史密不可分的历史。假如书写日本古代史，完全不提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不提日本的遣唐使及其在日本历史文化中的作用，那就不是科学公正的日本古代史。古代史是如此，日本近现代史更是如此。从明治维新前后直至1945年战败投降的历史，从不断地密谋侵略中国，到局部实施侵略，再到1937年全面侵华，构成了日本近现代史的主线。日本近代发展资本主义，也离不开对中国“赔款”的勒索、对中国土地的占领、对中国资源的掠夺、对中国市场的侵占。很大意义上可以说，近代日本的军国化、暴富化，是以中国的贫困化、苦难化为代价的；换言之，日本近代资本的原始积累及暴发户式的膨胀，是以牺牲中国、侵略中国、加害中国为主要前提的。这是不容否定、也否定不了的铁的历史事实。既然日本近现代史与中国有这样深刻的关联，那么写日本近现代史不涉及中国，可能吗？就以中村粲的《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为例，这是中村自称的“日本自己的历史”，但是其中却有那么多内容不得不涉及到中国。既然涉及到中国，中国人就有权利说话，有权利要你说真话，有权利抗议你对历史的伪瞒和对中国的侮辱。退一步说，假如你中村粲所写的日本近现代历史、或假如任何一个日本人、任何一本日本教科书所写的日本近现代历史，故意只字不提中国，那中国仍然有权利说话，因为你不提中国这一行为本身，就等于抹杀对中国的侵略史（这样只字不提中国的历史书现在还没有，但将来日本右翼会玩弄这一招也未可知）。


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以种族战争史观粉饰侵略（1）

　　　　在《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一书中，中村粲摘掉日本的“侵略者”或“加害者”帽子的主要手法之一，就是从“大东亚战争”史观出发，将战争的根本矛盾，即“日本侵略——中国被侵略”（或日本侵略亚洲——亚洲各国被侵略）转换为“西方人压制日本——日本反击”，转换为“黄种人日本抵抗白种人俄国”这样的种族矛盾。这就从根本上改写了日本侵略战争的性质，把侵略与被侵略的矛盾转化为黄种人与白种人的种族矛盾，以掩盖、粉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实质。　　　　
　　　　由于这样的转换，日本侵略中国就有了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那就是为了遏制俄国南下，或为了阻止“西力东渐”。这样一来，日本的侵略战争就被说成是为了应对西方列强的压制而进行的迫不得已的行动。站在这个角度上，中村粲甚至把幕府末期积极主张对亚洲侵略的思想家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人的“经略”（即侵略）亚洲的主张与阻止“白人帝国主义”联系起来，并给予高度评价，说他们“果敢进取的经略大陆”的思想，使得日本“面对西洋帝国主义的咄咄逼人的侵略，不是停留在被动的抵抗上，而是由积极的海外经略来防遏白人帝国主义，谋求亚细亚的再兴”；又说：“19世纪中叶，我国的邻邦清国老病不堪，失去了抵抗西洋殖民主义的能力；朝鲜只知有个宗主国清国，而不知世界大势，面对列强的威胁而懵懂无知、浑然不觉。上述的明治思想家们毫无疑问是东亚的先觉者，是意识到了西力东渐的威胁，并敲响警钟的人。除了他们东亚各国中没有一个这样的人。”（《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第29页）。这样一来，日本对中国、朝鲜的所有侵略行径，就都有了防止“西力东渐”、解除“列强”威胁的冠冕堂皇的说词，“日本侵略亚洲”这一主要矛盾就被淡化了、乃至合理化了。中村粲用以转换战争中主次矛盾的伎俩，并非他个人新发明，而是侵略战争中日本军国主义“大东亚共荣圈”的理论核心，也是在中国略地杀人的最常用的借口。看来，战后日本右翼学者为日本的侵略历史辩护和翻案，也只能到那腐臭不堪的军国主义理论垃圾堆中寻求灵感了。　　　　
　　　　中村粲在《大东亚战争的起因》中声称：“俄国是明治时代的最大的威胁”，说“在整个明治历史中，日本最大的假想敌毫无疑问是俄国”。此话并不符合历史事实。稍懂一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在甲午战争之前，即明治初期，日本“征韩”的最大障碍不是俄国，而是中国。中国不但是当时日本最大的“假想敌”，也是日本眼中最大的“现实敌人”。当日本在甲午海战中打败中国，腐败无能的清王朝统治的中国已经不足以成为日本的对手之后，“最大的假想敌”才转向俄国。日本之所以在明治中期以后将俄国视为最大的假想敌，当然是因为当时的俄国是日本占领朝鲜、进而侵略中国东北地区的最大障碍。换言之，日本要实现他的“大东亚共荣圈”，就必须与俄国对决。特别是甲午战争后俄、法、德“三国干涉”，要求日本归还战争后霸占的辽东半岛，就仿佛要日本将吞下的肥肉吐出来。日本人不吐，于是对俄国开战，在中国的土地上，上演了一场为瓜分中国而进行的肮脏的“日俄战争”。日俄战争结束后，形成了俄国占领“北满”、日本占领“南满”的格局，日俄两国遂在1907年7月30日以协约的形式，正式互相确认了两国对中国东北地区的瓜分。到了这个时候，日俄两国已经不再是中村粲所说的“最大敌人”的关系，而是分赃者之间的关系。此后日俄两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的迅速扩张，引起了原本在日俄战争中支持日本驱逐俄国的美国的不满。美国欲利用其雄厚的资本打入东北地区，为美国的资本和商品寻求出路，这就引起了美国与日俄两国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与俄国却又联合起来排挤美国，于1910年7月4日两国再次签订了公开的和秘密的两个协约，从内容上看近乎是对美国的防御同盟；而对中国而言，则是日俄对中国的进攻同盟。换言之，在这个时候，日本与俄国成了伙伴。因此，中村粲所说的“在整个明治历史中，日本最大的假想敌毫无疑问是俄国”，完全是无视历史事实的胡说。　　　　
　　　　中村粲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将日俄两国之间为瓜分中国东北而进行的肮脏战争和丑恶交易，说成是东方人与西方人、黄种人与白种人的人种之战。换言之，是把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争夺的战争，说成是日本为了亚洲有色人种而与白种人所进行的种族之战。在《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中，中村粲说：“日俄战争是有色人种对白色人种的胜利，是立宪国家对专制国家的胜利。日本的辉煌胜利，给在西洋列强的压迫下呻吟的后进诸国以很大冲击，日俄战争促使全亚洲觉醒和奋起，从此民族独立运动汹涌澎湃，不断扩大。”（同上，第115页）


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以种族战争史观粉饰侵略（2）

　　　　中村粲将“大东亚战争”中的“日本侵略——中国（亚洲）抗日”这一根本矛盾转换为白种人与黄种人的种族矛盾，不但从根本上否定了日本的侵略性质，而且也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