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每一句话都错，这句话大体是说对了。“右翼”及其影响下的极右势力，是推动“大东亚战争”的恶性发展的主要力量。而这一点也恰恰是普通中国读者最意想不到的。日本的“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的特殊性也恰恰就在这里。
林房雄就是这样把“帝国主义”和“天皇制法西斯主义”这两个词，即被他视为束缚日本、束缚他的“百年战争史观”的两个“紧箍咒”摘掉了，或者自以为摘掉了。并由此企图把侵略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的日本从这种束缚中解脱出来，或自以为解脱出来了。然后，他开始系统地铺排他的“东亚百年战争”史观。
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大东亚百年战争”论的展开（1）
林房雄极力把日本的侵略战争，说成是日本面对西方列强的压力，为了“自存自卫”而进行的“迫不得已”的战争，说什么“大东亚战争形式上看上去像是侵略战争，本质上却是民族解放战争”；“日本看上去最终失败了，但目的却达到了”，那是一场虽然没有取得最后胜利、但也十分悲壮和光荣的战争。林房雄还写道：“美国把这叫做太平洋战争，日本则把这称为‘大东亚战争’，各有历史的原因。美国的理想是‘白色的太平洋’的实现，日本的理想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美国人把它叫做‘太平洋战争’是可以的，但日本人也应该堂堂正正地称之为‘大东亚战争’。”（同上，第206页）
林房雄认为，日本所进行的那场战争，即“大东亚百年战争”，最早从美国人柏利的“黑船”来到日本海岸的1853年之前就开始了。柏利的黑船来到日本的七年以前的弘化年间，就有荷兰、葡萄牙的舰船在日本近海出没，从那以后，幕府和各地方诸侯就为抵御洋人的入侵而东奔西走，也促使日本的许多人开始探讨和琢磨如何“攘夷”的问题。林房雄对幕府末期、明治维新前夕的吉田松阴提出的“北割满洲、南收台湾吕宋”的侵略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的主张、佐藤信渊提出的吞并中国的“宇内混同秘策”、岛津齐彬提出的“大陆出击策”与“富国强兵策”等，均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些人的主张并不是侵略，而是为了“促使清国（即中国清朝）的改革”，同时也是为了阻止西洋人侵略东洋。他进而提出，“大东亚战争”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是日本与侵略东洋的西方人的战争。最初是“不发枪炮的战争”，几年后便发展为九州的萨摩藩与英国之间武力冲突的所谓“萨英战争”。那场战争使英国舰队受到重创，虽不能说是日本“胜利”了，但却也显示了日本顽强抵抗的能力；虽然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但也没有让英国人占领国土。林房雄强调说：“萨摩的‘抵抗’远远超出了英国人的预想，这一事实希望读者给予注意。”（同上，第41页）他强调那次萨英战争“迫使英国人放弃了会付出很大牺牲的军事行动，而转到‘和平的强力外交’上来”。在他看来，正是因为西洋人的目的没有得逞，才有了此后的日本人与中国、与俄国的战争，而“假如那个时候ABDF包围圈“ABDF包围圈”，A指美国，B指英国，D指荷兰，F指法国。已经包围了日本，那么此后的日清战争、日俄战争就都不会发生了，西方列强也就没有必要在一个世纪后的所谓‘太平洋战争’前夕完成对日本的ABCD包围圈“ABCD包围圈”，A指美国，B指英国，C指中国，D指荷兰。了”。（同上，第46页）林房雄写道：在整个亚洲全部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的时候，“只有日本是个极为罕见的例外。从土耳其帝国到大清帝国的东方，各个帝国在东渐的西洋文明面前，像纸糊的城堡一样溃灭了，只剩下了残骸，而日本这个极小的岛国却没有加入那‘被剪了毛的羊’的行列中”。（同上，第47页）
林房雄在这里所写的日本最终未被西洋人占领，大概符合历史史实。但他对其中原因的分析却是极其片面的和简单化的。实际上，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在当时的亚洲只是一个弱国、一个小国、一个贫瘠的岛国，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不可与中国同日而语。日本没有西方人所渴求的资源，没有西方人所需要的特产，没有大陆国家那样的广阔市场，地理上处于东北亚死角，也不是西方列强东西进退的交通要道。因而，在当时的西方列强眼里，日本的重要性与亚洲大陆各国相比要小得多。历史资料可以表明，那时没有一个西方列强打算占领这个在当时看来并没有多大经济与政治价值的岛国，没有一个西方列强愿意付出代价把日本变成殖民地。这是日本在亚洲没有成为日本西方殖民地的真正原因。正如东南亚的泰国没有成为殖民地不是因为泰国强大，而是列强有意如此；日本没有成为西方的殖民地绝不是列强不能，而是列强不为。否则，凭幕府末期日本藩阀割据的混乱分裂局面，凭在人数和面积上最多相当于中国一个县的萨摩藩，就能使得英国人改弦更张，这种看法也太“小儿科”了吧。说什么日本人顽强抵抗，比得上此前中国人的顽强抵抗吗？中国人的抵抗远比日本人顽强而且持久，在18世纪的中法战争中将法国人赶了出去，在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中，敢于销毁英国人的鸦片，与英国人枪炮相见终究未能抵御西方的坚船利炮，其中的原因，无数的历史学家、评论家都有评说，在此不必赘言。无论如何，应该承认最早给西方人以重创的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日本没有成为西方殖民地，也绝不是林房雄所称的是日本顽强抵抗的结果，日本没有成为“加入那‘被剪了毛的羊’的行列中”，绝不是因为日本人自主选择的结果，而主要是因为日本身上没有那么多“毛”可剪。
而且，日本正是借着西方各国忙于在中国等亚洲大陆瓜分势力范围、无暇过多顾及日本列岛的宝贵时机，开始了自主自愿的近代革新——明治维新运动；同时，也正是中国及亚洲各国沦为西方殖民地的惨重教训，才使日本得有前车之鉴，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改革措施。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明治维新是在直接或间接地学习中国、鉴戒中国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搞起来的，而不是如林房雄等褊狭的日本民族主义者所自负的那样，仿佛日本人维新的成功是因为“脱亚”——即不屑与中国人、朝鲜人为伍的结果。林房雄自豪地声称当时日本拥有那样的“敢于抵抗西洋强权的‘国力’，同时蕴藏着那么多能够直接接受西洋文明之能力的‘人才’，真是不可思议”（同上，第50页）。这洋洋自得的话，除表明其民族自恋的褊狭外，也显示出他的历史知识的贫乏，这才是真正令人“不可思议”的事。
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大东亚百年战争”论的展开（2）
林房雄接下去继续演绎他的“百年战争”的逻辑。他认为，正是因为日本成功地抵御了西洋人的武力入侵，又成功地进行了明治维新，才使得日本更具有了与西方抗衡的能力，所以西洋人在当时和此后总是压制、干预日本，妨碍日本的发展，而且西方人当时逼迫日本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使日本“五十六年间在不平等条约下受苦”，日本就只好按照汤因比所说的文明的“挑战与应战”的理论，面对西方的“挑战”而“应战”了。他把一百多年间日本对中国和亚洲的一切侵略行径，包括“征韩论”、“日清战争”（即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日韩合并”、“满洲建国”、“日支事变”（即七七事变）都归结为日本对西方“挑战”的“应战”，是“与西洋的对决”，认为这些都是日本顶着强大的国际压力所进行的“拼命的反击”，随着这种压力的增大，最终爆发了太平洋战争，也使“大东亚百年战争”达到顶点。
然而，这纯属虚构。
首先是所谓“征韩论”。“征韩论”是明治维新初期西乡隆盛西乡隆盛（1827～1877），日本明治维新“攘夷”运动、“废藩置县”的最早组织者，因提出尽快进攻朝鲜的“征韩论”而卷入政治斗争被迫下野，并在与明治政府作对的“西南战争”中兵败自杀。后世日本主流舆论尊称他为“大西乡”，作为明治维新的功臣给予高度评价。等人提出的侵略和吞并朝鲜的主张，这是近代日本对外扩张侵略的第一步。但林房雄却认为，把“征韩论”视为日本侵略亚洲的第一步只是“左翼历史家的观点”，他声称：“我只把这种观点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生硬套用，我则把‘征韩论’看作是‘东亚百年战争’的一环。这是由维新革命达成国内统一的日本，面对西欧列强最初的、然而有些性急的反击计划。因为性急、因为过早，所以挫折了。”（同上，第93页）他又说：“只有把明治6年西乡派的征韩论作为‘东亚百年战争中的挫折的反击’来理解的时候，才能够接触事情的真相吧。对手不是朝鲜，也不是清国，而是‘东渐的西力’，是欧美列强。”（同上，第94页）在这里林房雄把西乡隆盛赤裸裸的“征韩”、“东邦经略”即征服韩国的“近代倭寇”式的强盗计划，硬说成是为了对抗欧美列强的义举。众所周知，当时的朝鲜是一个与中国关系密切的独立国家，有自己的皇帝、有自己统一的国土和人民。试图对这样一个和平国家加以征服和吞并，其性质只能以“侵略”一词来概括。历史资料表明，当时的欧美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那样企图“征韩”，日本“征韩”与“抵抗欧美”何干？退一步说，即使哪个欧美国家当时也要“征韩”，那又与大海彼岸的日本何干？林房雄将日本征韩论与抵抗欧美联系起来，完全是别有用心的生拉硬扯。“征韩”的实质就是日本为了扩张，为了削弱中国在朝鲜的影响力，最终侵占朝鲜，舍此岂有他哉！林房雄在书中引用了近代日本思想家内村鉴三内村鉴三（1861～1930），宗教思想家，曾倡导日本基督教的独立。在《有代表性的日本人》中的一句话，反倒可以说明林房雄的“抵抗欧美”论站不住脚。内村鉴三说：“他（西乡）的征服东亚的目的，与当时他对世界形势的看法有必然联系。日本要与欧洲列强比肩，就要扩张领土，就要振奋民族精神。我相信这种使命感他是有几分的。”这就说对了。“征韩”不是什么为了抵抗欧美，而是日本要学欧美的样儿，像欧美一样侵略他国，拥有自己的殖民地，即“要与欧洲列强比肩，就要扩张领土”，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征韩”绝不是林房雄所说的那种对欧美的“应战”，而是主动地向世界“挑战”，是日本模仿西方列强对亚洲邻国动刀宰割的开始。
众所周知，日本侵略亚洲的第二个步骤是所谓“日清战争”，即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在谈到“日清战争”的时候，林房雄只字不提日本攻打中国的卑劣目的，不提日本在“日清战争”中在中国的领海内和领土上所犯的残暴罪行，不提日本在旅顺登陆后对六万中国人实施的大屠杀。他只是一味强调，日清战争是得到日本全国上下的热烈支持的，不仅是普通国民，就连内村鉴三那样的基督教和平主义者，中江兆民中江兆民（1847～1901），思想家，受法国的卢梭等人的影响，宣扬自由民权论，1890年任众议院议员。著有《三罪人经纶问答》、《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那样的民主主义者，都支持攻打中国。在他看来，全体日本人都支持的战争就是合理的战争，日本天经地义就是要在中国拥有自己的地盘和权益。
关于日俄战争，林房雄强调，日本在“日清战争”胜利后得到的台湾和辽东半岛，在战后不久却受到了俄罗斯、法国和德国的“三国干涉”，三国竟然逼迫日本签订《朴次茅斯条约》，要求日本放弃辽东半岛。而日本迫不得已退出辽东半岛之后，俄国却又乘虚而入，于是，日本举全国之力向俄国开战，并取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关于1910年的“日韩合并”，林房雄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合并朝鲜是为了日本的利益而进行的，对朝鲜民族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是谁也不能否定的。只是我要强调，合并朝鲜作为‘日本的反击’也是‘东亚百年战争’的一环。”（同上，第216页）他认为，被指责为帝国主义侵略的日韩合并及日本强制朝鲜签订的《修好条约》，实际上是“日本面对清国和俄国的压力而进行的自卫和抵抗”。
林房雄把日本对朝鲜的侵略说成是对中国和俄国的抵抗，简直是强词夺理的强盗逻辑。那时中国已经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日本逼迫清政府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此后在日本等列强的觊觎之下难以自保，在朝鲜已完全没有影响力了，还值得日本来“抵抗”吗？至于说“抵抗”俄国，四年之后（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日本当时就是以“抵抗俄国势力南下”的名义发动战争的，然而那并不是什么“抵抗”，是日本主动出击，是日俄两国为争夺利益和霸权在中国的土地上所进行的一场肮脏的对华侵略战争。
林房雄称，日本在日俄战争后的强大，进一步对美国形成了压力，引起了美国的所谓“恐日症”，美国为了对付日本，而“动用一切军事、政治、外交上的谋略将日本逼上穷途末路，基本做好周密的准备和必胜的战争体制”（同上，第202页）。“美国要建立一个‘白色的太平洋’的狂热与日本的‘亚细亚防卫’的热情都在百年前就产生了，经过一个世纪的酝酿，终于在昭和16年12月8日爆发”。
林房雄就是这样极力淡化“大东亚战争”的侵略性质，极力说明“大东亚战争”的对手是以俄国、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大东亚战争”是日本为反抗西方压迫而进行的自卫战争。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三省的所谓“满洲事变”，对全面入侵中国的所谓“日中战争”，林房雄都以“抵抗西洋列强对亚洲的侵略”一言以蔽之。如果是日本在自己的领海或领土上打一场驱逐西方列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