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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冈在为自己的自由主义史观寻求理论根据的时候，还将日本当代著名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的历史观视为同调，在《司马史观的说服力》藤冈信胜《司馬史觀の說得力》，原载《サンサ—ラ》（德间书店）1996年6月号，后收入《污辱の近現代史》。及《从司马史观看到的日本近现代史》藤冈信胜《近現代史教育の改革》，第92～113页，明治图书1996年版。等文章中，他对司马辽太郎的日本近现代史的看法推崇备至，称为“司马史观”。众所周知，在日本明治、大正、昭和三个历史时代中，司马辽太郎高度肯定明治时代，称明治时代是“现实主义的时代”，而批判昭和时代，称昭和时代是“极端的官僚主义”。藤冈信胜认为“司马史观”有四个基本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健康的民族主义”；第二个特征是以国家与民族的生存和繁荣为最高目的的“现实主义”；第三个特征是“对所有意识形态的东西统统不相信”，藤冈认为这是因为司马看到了“20世纪的日本深受左右两翼的意识形态的危害”；第四个特征是“对官僚主义的批判”。藤冈认为，由于有了这四个特征，司马史观具备了自由主义史观的实质内容。
藤冈信胜还从社会历史的发展中为所谓的“自由主义史观”寻求佐证。他认为，日本近现代史大约四十年为一个周期。第一个周期是明治维新以后的第一个四十年，是一个内外政策基本正确的时期。第二个周期是从日俄战争开始到战败的四十年，“在这四十年间，日本处于迷走状态，着手侵略亚洲，招致国际孤立，最终走向自暴自弃的战争，并逐步走向破局的时代”藤冈信胜《近現代史教育の改革》，第154页。。第三个时代是战后的日本像不死鸟一样从战后的虚脱状态下站立起来，终于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时代。他认为，从日本近现代史上看，“第一和第三个时代靠自由主义的政策而成功，第二个时代则相反，因而招致失败”。因此，他认为他提出的“自由主义史观”是以日本近现代史为依据的。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自由主义史观”的根源与构造（3）
乍看上去，藤冈信胜的这些理论主张作为一种学术观点似乎无可厚非。然而，稍加注意，就会发现他理论上的破绽，并看出其险恶用心。
第一个破绽，藤冈一方面认定“20世纪的日本深受左右两翼的意识形态的危害”，藤冈信胜《近現代史教育の改革》，第111页。相信福永提出的战后日本“自由主义一次也没有到来”这句话的正确性，一方面却又把明治头四十年和战后四十年，总共八十年的时间称为“靠自由主义的政策而成功”的时代。在一个“靠自由主义政策而成功”的时代，而没有“自由主义”的思想意识是可能的吗？假若没有自由主义的思想意识，自由主义的政策岂不成了空中楼阁了吗？这个矛盾悖论在藤冈那里是不可克服的。他既要攻击和否定战后的历史教育和战后的历史学研究的主流成果和主流结论，就只好不承认战后的历史学界是“自由主义”，而坚持说是“东京裁判史观”、“共产国际史观”即“自虐史观”，是左翼的“马克思主义史观”。
第二个破绽与第一个相联系，即：藤冈一方面承认日本战后是成功的时代，说“第三个时代，是战后的日本像不死鸟一样从战后的虚脱状态下站立起来，终于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时代”，是“靠自由主义的政策而成功”的时代，另一方面却又拼命攻击战后的思想教育界，认为战后日本的承认反省侵略战争的主流历史观是错误的，战后的历史教育是失败的。但藤冈没法说明：为什么这些“错误”恰恰没有妨害日本“成为经济大国”的“成功”，而相反地，在“第二个四十年”，即侵略战争时期，日本奉行了藤冈所崇奉的国家主义的、赞美自国的“皇国史观”，却导致了日本的失败？为什么藤冈所指责的战后“自虐史观”及自虐史观的教育，却带来了战后日本的“成功”？日本在战后的成功能够证明日本战后教育的失败吗？
第三个破绽表现为，藤冈一方面承认第二个周期，即是从日俄战争开始到战败的四十年，“日本处于迷走状态，着手侵略亚洲，招致国际孤立，最终走向自暴自弃的战争，并逐步走向破局的时代”。这样的文字表述在藤冈的著作和文章中极为罕见，但毕竟从表面上看，这句话还算是承认了日本的侵略。然而另一方面，他却对如实承认、如实记述“第二个四十年”日本对亚洲的侵略行径的战后历史学界和教育界的一些正直的人士，表现了极大的厌恶和愤慨，将他们统统斥之为“自虐史观”，而完全予以否定，并在最近十几年间，不遗余力地对他们加以攻击。
四、“自由主义史观”的虚伪本质
藤冈对战后日本教育界和历史界正义力量的攻击，更能暴露他的“自由主义史观”的虚伪性。
近十几年来，藤冈一直都是站在极右立场上，攻击日本战后日本历史学界和教育界的。作为非历史学专业出身、以教育学为专业的他，对日本近现代史本无认真研究，因而他一面虚伪地声称要超越“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一面却只能把右翼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和结论，奉为真经，全盘接受，并极力在教育界、在教育学领域，通过种种方式加以兜售。藤冈采取的策略是，在抽象的层面上，有时不得不承认日本的战争是“侵略战争”，但在具体问题上，则一个一个地对日本的侵略历史及事件，加以抹杀和否定。当个别的、具体的侵略否定光了之后，“侵略”就被抽象化，侵略也就不称其为“侵略”了。和其他右翼学者一样，在否定具体的侵略历史事件时，藤冈从“南京大屠杀”和“从军慰安妇”两个事件的否定入手。
关于南京大屠杀，作为历史门外汉的藤冈和专门琢磨此事的其他右翼学者相比，并没有什么新见地。但他站在教育学的角度，把否定南京大屠杀作为克服所谓“自虐史观”的关键一步，所以格外喜欢在这两个问题上胡搅蛮缠，其多篇文章和几部书都涉及这个问题。他除了全盘接受其他右翼学者的观点外，还在概念上、在数字上做文章。例如他认为，南京大屠杀的屠杀人数问题只是一个心理问题。他说：“相信更大的数字，或者期望相信更大的数字，能够使自己的心理得到更大程度的满足。数字成了衡量道德性的一个尺度。相信〔屠杀〕三十万人的，比相信二十万人的，道德更高尚，相信四十万人的又比相信三十万人的道德更高尚。相信最大数字的人，可以最严厉地纠弹日军的犯罪，于是便得到了最大的道德满足。”他接着说：“很多的教师不是被这种观念所束缚吗？以前我就是这样想的，所以我很明白这种心理。（中略）这种心理状态就是自虐心理。”藤冈信胜《近現代史教育の改革》，第194～195页。就这样，藤冈就把严肃的历史数字变成了一种“心理问题”。又如，藤冈对“屠杀”（日语为“虐杀”）的概念做了一通辨析，说“军人杀害民间人士可以称‘虐杀’，而杀死敌方的士兵则属普通的战斗行为，不能叫‘虐杀’”。日本军队在南京杀的是“残兵败将”，这叫“歼灭”，是战场上合法的战斗行为，不能称为“虐杀”。在他的脑子里，侵略与被侵略没有区别。此外，藤冈还写了一篇题为《南京事件·从军日记的自白可信吗？》的文章，全面否定原侵华日军东史郎先生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行径的《东史郎日记》，称那是“谎言”。原载《現代教育科學》1996年7月号；后收入《自虐史觀の病理》，第194～209页。当美国女学者张纯如女士揭露南京大屠杀的著作《南京暴行》在美国出版并成为畅销书后，藤冈信胜与一个名叫东中野修道（详见第八章）的右翼分子，联袂炮制了一本书——《〈南京暴行〉的研究——中国的情报战的伎俩与战略》原文《ザ·レイプ·オブ·南京の研究——中国にぉける情报战の手口と战略》，祥传社1999年版。，对张著无理挑剔，并断言张纯如的书是在为中国搞什么“情报战”。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自由主义史观”的根源与构造（4）
所谓从军慰安妇问题，众所周知，是日本军队侵略战争时期实行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将朝鲜、中国及东南亚各国妇女（其中大部分属良家妇女）作为性奴隶，以供日本军人发泄性欲的历史事件。据中日学者的研究，仅中国就有至少二十万妇女先后被迫沦为从军慰安妇。日军的“慰安所”遍及中国的二十多个省，中国和朝鲜一样，是从军慰安妇制度的最大的受害国。藤冈显然认识到这是日本侵略史上的一个极大的污点，所以也是全盘接受一些右翼学者的否定说，发表数篇文章，称慰安妇是战场上的普通的卖淫行为，世界许多国家的军队都有此种情况；说那些慰安妇是自愿的，不是日军强迫（“强制连行”）的，因此不能称为“从军慰安妇”。而“从军”一词只能对军属、从军记者、护士、僧侣而言；说日本军队“干预”慰安妇问题，并不等于“强制连行”；说那些原为慰安妇的老妇女说的话不可信，其中多有讹诈，等等。他对原日军军人吉田清治1983年出版的《我的战争犯罪——朝鲜人强制连行》一书披露慰安妇真相，大为愤慨，写了《职业的撒谎家——吉田清治的真面目》，对吉田进行恶毒的、然而又是没有说服力的人身攻击。破口大骂吉田清治“简直就是一个麻原彰晃”。藤冈信胜《職業の詐話師——吉田清治の正体》，原载《現代教育科学》1997年2月号。他坚决反对将从军慰安妇问题写进教科书，认为“性的问题没有必要写进教科书”，否则就是一种“反教育的行为，是对孩子的精神侮辱”。他甚至举例说：前些年报纸上报道的一个女人将情人的生殖器割掉了，此事也有很大的社会影响，但能把这事写进教科书吗？在这里，藤冈将从军慰安妇问题仅仅看成是一个普通的“性的问题”，并把它与当代日本的社会绯闻“割生殖器事件”相提并论，由此可见此人无耻卑鄙到了何种地步。
为了达到将南京大屠杀、从军慰安妇等历史事件从日本历史教科书中彻底抹去的目的，藤冈信胜还进行了一系列非学术的、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活动：直接用公开信的方式，给政府施加压力，甚至直接踏进政府部门，胁迫有关政府官员表态。例如，1996年，他发表了《给文部大臣的公开信》，藤冈信胜《文部大臣への公開書簡》，原载《VOICE》（PHP研究所）1996年10月号。称“做慰安妇的女性都是职业的妓女”，“慰安妇的强制连行不是事实”，要求“立即”从历史教科书上删除慰安妇的记述。1997年，藤冈信胜与西尾干二等“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成员一起，来到文部大臣杉隆的办公室，向文部大臣出示了一张日本某历史教科书上刊载的一幅画，那是表现日本军队的残暴行径的一幅画。画面上有一位中国妇女半裸露着上身，被反手捆绑在柱子上，一个日本兵手拿匕首即将行刺。这是当年日本随军记者从中国拍摄的一张壁画。藤冈、西尾等人以此壁画胁迫文部大臣表态——“刊载这种壁画的教科书合适吗？”逼得文部大臣当时说出“〔这事〕我也不知道”；“这是教科书上的吗？”“这样的教科书真的通过了检定吗？”“我也是有爱国心的”等等。然后藤冈将这些细节写进文章公开发表，以证明文部省官员的失察。由于文部大臣事后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藤冈便在文章中大骂“文部官僚下贱”。《日本人は常識に還れ——文部大臣の“愛國心”を問ぅ》，原载《サンサ—ラ》1997年3月号。
此外，藤冈信胜虽未写出专门的历史著作，但他的全面赞美与肯定日本侵略历史的史观在他及“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编纂的《教科书不教的历史》（第一册）《近代日本与战争》一栏文章中，也有充分的暴露。例如，藤冈信胜及“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把“日清战争”（即甲午中日战争）说成是日本“对中华思想的反抗”的战争；把与俄国争夺中国领土的日俄战争说成是“给成为西方列强殖民地的亚洲和非洲人民以摆脱束缚、争取独立的希望和意志的战争”；将1928年日军出兵济南所制造的济南大屠杀，说成是“由蒋介石的北伐而引起的”；把“满洲事变”的根源说成是“中国方面的排日侮日政策所造成的结果”；把“大东亚战争”说成是“自存自卫”的战争，而且是“把欧美列强的殖民地统治势力从亚洲驱逐出去”的战争。藤冈信胜·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教科書が教ぇない歷史》（1），第148～198页，产经新闻社1996年版。再如，在《教科书不教的历史》第二册中，有一篇文章专门谈七七事变后不久（7月29日）发生的所谓“通州事件”。藤冈信胜·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教科書が教ぇない歷史》（2），第44～46页，产经新闻社2000年版。该文大谈中国的保安队如何“虐杀”日本人，却只字不提日军轰炸（据说是“误炸”）当时亲日的“冀东防共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