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派来了军事顾问，亲自指挥打击行动，夸尔塔不得不再次将军队放回前线。在这次行动中，虽然政府军打击了很多目标，但换来的却是更高昂的代价——在此后的数年间，有大量的政府及司法部门的要员被黑手党谋杀，这些人包括：司法部长拉腊、缉毒警察局局长戈麦斯、《观察家报》总编吉列尔莫·卡诺、《时代报》社长埃尔南多·桑托斯、哥伦比亚总检察长卡洛斯·奥约斯，以及上任后不久便被迫卸任的新司法部长帕雷霍·奥约斯，他被黑手党人折磨了6个小时，在断气之前，已经被剐掉了耳朵和眼睛；帕雷霍在悄悄地躲到布达佩斯后，仍然没有能够逃过追到那里的黑手党人。
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这段时期，哥伦比亚黑手党的暴力活动达到了巅峰。他们除了在1987年11月炸毁了一架客机，致使118人死亡外，还把行动直接延伸进了军方。1989年5月，埃斯科瓦尔带着莱德尔和两名保镖，在波哥大空军基地排练了一出“浪漫的劫机戏剧”，因为他非常需要一架性能优良的战斗机运送毒品。莱德尔化装成空军副参谋长格林·巴塞罗纳上校，他们闯过四道关卡后，钻进一架正在保养的F…16战斗机——这是哥伦比亚空军从美国采购的10架飞机中的一架。从未驾驶过战斗机的莱德尔，竟然将这架飞机开上了天空，但这次行动最后还是失败了，基地派出了三架战斗机进行拦截，四名黑手党人跳伞，而飞机则一头撞在了巴西边境线上。
1989年8月18日晚，波哥大再次沉浸在悲痛之中，正当自由党候选人卡洛斯·加兰在索查广场进行演说的时候，麦德林集团暗杀小组的四名成员一齐开枪向他射击，加兰与他的保镖几乎同时倒在血泊之中。在任总统巴尔科迫于巨大的国内与国际压力， 开始以强硬的立场打击黑手党，并恢复了与美国签订的引渡协议。10月份，哥伦比亚警方又得到情报：11月21日，麦德林集团的主要头目将邀请巴拿马总统诺列加将军举行“最后高级会议”，商讨通过巴拿马运河贩运毒品的问题。巴尔科总统决定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一次行动，并把这次行动定在11月21日，取名为“黄金行动”——这个名称是以黑手党会议的地点命名的，它是埃斯科瓦尔用8000万美元修建的一个私人别墅，位于离波哥大230公里的东北方向，名叫“黄金庄园”。
在巴尔科的部署下，“黄金行动”于 11月21日零点打响。在这次行动中，哥伦比亚军警将“黄金庄园”彻底炸毁，击毙了麦德林集团的第四号人物加查，但埃斯科瓦尔和莱德尔却从暗道里逃了出去，而诺列加则因为事先得到了美国即将攻打巴拿马的情报而没有出席这次会议。炸毁“黄金庄园”后，政府军随后又在全国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扫毒行动，与黑手党人展开了近2100次枪战，缴获飞机107架、船只75艘、汽车533辆和各式房产1230处。12月16日，黑手党就进行了报复，他们炸毁了国家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机，机上158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卡斯特罗下令枪毙了与黑手党勾结的古巴陆军上将奥齐亚，而美军也武装攻占了巴拿马城，他们捉住了诺列加，并将他投进了美国的监狱。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是世界范围内打击黑手党行动进行得最激烈的时期。“黄金行动”之后，哥伦比亚黑手党的实力已经濒于瓦解，但他们仍做了一次大的报复——1990年3月22日，他们在波哥大的索查广场枪杀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拉米略，但随后没几天，他们的第三号人物莱德尔就被抓捕归案。莱德尔被拘捕后，埃斯科瓦尔在与政府进行了55轮的艰苦谈判后，终于走出了丛林向政府投降——此时是1991年6月19日上午8时。
埃斯科瓦尔向政府投诚，标志南美最大的黑手党“麦德林集团”的覆灭。在此之后，哥伦比亚仍有一个以贩毒为主要目标的黑手党组织继续活动，即“卡利集团”。他们的活动中心主要位于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市，其头目是桑塔克鲁兹家族以及从麦德林集团分裂出来的罗德里格斯家族，但无论是在组织规模还是在犯罪的破坏性上，它都无法与麦德林集团相提并论。在麦德林集团遭到毁灭性打击之后，他们在南美的丛林中与政府军周旋了几年后，也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在卡利集团覆灭后，很多政界及研究人士都乐观地认为，南美大陆已经没有黑手党的立足之地了，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即使是进入了21世纪后，秘鲁、波利维亚和巴拿马，甚至是在哥伦比亚境内，仍然存在着大量的以贩毒为主要行动目标的黑手党组织。虽然他们的可卡因不再有海洛因吃香，但他们仍然拥有大量的顾客；他们的规模已经不如从前，而他们的行动却变得比以往更加隐蔽。
历史档案遵循东方传统的黑手党（1）
遵循东方传统的黑手党
相对于西半球而言，东半球的黑手党历史并不是空白的，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比西半球还要丰富，因为在维马尔尼建立“马菲亚王国”之前，这里早就存在着很多与意大利黑手党相同的组织，只不过人们不叫他们黑手党罢了。不称他们为黑手党，并不能表明他们就不是黑手党，正如黑手党人也从不称自己为黑手党一样。
在日本，这里的黑社会历史大约可以追溯到17世纪，当时的武士常被土地主或官僚雇佣，让他们看守赌场或刺杀敌手，后来，这些参赌者渐渐形成了一种向雇主致歉的行为——剁指和纹身，这些习惯至今仍保留在很多当地的黑手党组织中。
日本的黑手党笼罩着封建主义的迷雾，他们常常被描绘成重义气的骑士或绅士，但在现实中却恰恰相反，他们完全是一群杀人如麻的魔鬼。
黑手党在日本被称作“雅库扎”，据估计，日本的黑手党帮派约有3000个之多，如亲和会、双爱会、松叶会、国粹会、全港振、稻川会和住吉会等，但所有的帮派都无法与“山口组”相提并论。因为这个帮派约占到日本黑手党总人数的70％，是一个可以和世界上任何黑手党组织相比的、巨大的黑手党组织，几乎涉足于日本所有的产业。
这是日本黑手党的独有特色。日本黑手党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与他们的国民好面子有关。在日本，政府官僚或企业家一旦被黑手党利用，他们往往难以面对国民，而只能在黑手党的牵引下越走越远。即使在法庭上，日本人也会因面子问题而拒绝作证——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西西里人有着惊人的相似——黑手党正是利用了这种心理，将大量的政府要员或企业家拉入他们的阵营中，或达到自己的目的。例如，大阪和东京等地就有一个专门以勒索为手段的“总会屋”，他们通常的做法是，先购买一家企业的少量股份，然后要求巨额的分红，一旦自己的要求达不到，他们就会在董事会上大吵大闹，进而威胁企业的高层人员。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们大多会选择息事宁人的做法。1991年，日本就出现过一次滑稽的场面：1700家公司相约于同一天开会，目的就是为了防止黑手党在会议上勒索。
大阪是“山口组”的老巢，约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这个组织完全可以说是美国黑手党在日本的翻版。即使是这一个帮派内部，也可以分为数字十分惊人的子帮派，他们大约有2000个子帮派、总人数超过15万。
山口组与美国黑手党、旧中国三合会及福清帮等均有来往，共同组织东亚地区的贩毒等活动，但在表面上，他们都有合法的生意作掩护。据估计，他们通过洗钱，其“合法的”的财产已达100亿美元以上。除此之外，日本人还具有能够与西方世界融合的本领，因此，我们在今天的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日本黑手党人的身影。据东京警视厅副总监鹤屋明宪分析，仅在1992年一年，山口组造访西方的人次就达到了500万。从上世纪70年代起，日本黑手党就已经将抢占美国作为他们的主要目标，而美国人差不多在10年后才察觉到他们的踪迹。在欧洲，他们还用了一种“人海战术”进行洗钱，其组织者是4名日本人和3名菲律宾人，他们整天在欧洲的高级服装市场上溜达，将那些名牌服装高价买进后，再倒到日本市面上低价卖出，以收回他们的黑色资金，他们也因此被称为“洗钱工蜂”。
旧中国也是一个黑色帮派众多的东方国度。在维马尔尼来到美国之前，旧中国已经有了大量的与黑手党相同的组织，如三点会、小刀会、洪莲会和三合会等，其中以三合会最为著名，其发展的历史也最为久远。该组织的创始人是严贵邱，其成员通常穿着草鞋，手里拿着一根红色的棍子。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一套拜会仪式和联络暗语——从这些方面看，他们与意大利黑手党没有任何区别。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以杜月笙为头目的旧中国黑帮组织控制着上海的港口，而这里正是当时旧中国毒品交易最活跃的地区，也是旧中国与世界之间的毒品中转站。在当时的中国，至少有2000万人吸食鸦片。另外，这个帮派还与当时的统治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为当时政府中的要员担负着大量的角色，如负责为他们刺探情报、绑架政治上的敌手或暗杀竞选对手等。蒋介石为了控制派系林立的军阀，完全利用了这些黑手党人，这使得那些军阀即使在千里之外，也不得不听从他的指挥。
“福清帮”是由旧中国福建裔的同乡组成的家族式帮派。他们来自一个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的省份，在这里，大片的山地使这里的人与世隔绝，历史上也曾有过无数次的战乱——这一特点使这里与西西里有着很多相似之处。这一帮派的特点是，出手十分凶残，团队组织严密。在国外的很多地区，例如纽约，甚至连本地的黑手党也会惧怕他们。后来，他们的活动范围扩展到了世界各地，尤其是海外的华人世界。不过，由于这个组织还不够庞大，其存在经常要依赖于当时的三合会，这就使得他们不得不受制于他人。
三合会是当时可以与意大利黑手党相提并论的中国黑帮，其内部也分为数字庞大的子帮派，如“新义安帮”、“14K帮”、“竹联帮”等。新义安帮约有40000人，分布在美国和澳洲等亚太地区；竹联帮约有15000人，主要以中国台湾和阿拉伯世界为活动基地；14K帮约有25000人，当时他们的身影几乎遍布整个世界。
三合会起初的最高理想是推翻清朝政府，他们当时的主要生意是，把中国的丝绸、棉花或大米运到印度，然后从那里运回鸦片，但后来的情况已经改变了，几乎渗透到了中国海外所有的华人世界。他们在海洛因时代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以后，已在上世纪末将他们的桥头堡建到了亚洲、欧洲和北美地区。与其他地区的黑帮有所不同的是，他们将自己的同胞作为重要的掠夺对象之一，例如，在美国旧金山的华人餐馆里，每张餐桌每年必须向他们上交200至700美元不等的保护费。
在罗马，有一个自称为“红日”的三合会组织，他们在1992年绑架了一位名叫廖京杨的中国姑娘，目的是为了敲诈4亿里拉。警方在侦破中发现，他们在佛罗伦萨、米兰、那不勒斯和都灵等地区均有自己的组织，同时，还与巴黎、马塞和巴塞罗那有着密切的联系；更让人吃惊的是，这个庞大的组织竟然与各地的黑手党有着非常良好的合作关系。法国巴黎也是三合会的基地之一，他们被当地人称为“鲨鱼”，他们出手大方，总是把眼光瞄向塞纳河沿岸的黄金地带。1991年，法国警方曾破获一桩洗钱案，通过调查发现，仅1991年的1年里，他们与麦德林集团相勾结，通过法国南部巴斯克省的汇兑银行，共洗出毒资3。3亿美元，每到黄昏，人们就能看到东方面孔的人提着沉甸甸的手提箱从银行的大门进进出出。
如今的三合会已经取代了西西里人，成为海洛因贸易的龙头老大。他们的优势是，能够控制缅甸那里的产品，提供2/3的市场需求。不过，在西方的销售市场上，他们仍然需要求助于西西里黑手党，因为他们毕竟缺乏打入非华人世界的能力。正是这种供需关系使三合会与西西里黑手党成了一对亲密无间的朋友。三合会曾将2/5的进货权让给西西里人，他们得到的回报是，西西里人将1/5的美国市场让给了他们。在纽约，“小意大利城”与“唐人街”紧紧地挨在一起，这种独特的景象在世界很多的城市中都可以看到。不过，在北欧的荷兰等地，三合会也遇到了他们的强劲对手，即来自于土耳其的毒贩们。荷兰有40万的土耳其后裔，而中国早年的移民却只有10万人，从人数上看，他们不是土耳其人的对手，但他们也有自身的优势，那就是拥有一个先进而高效的运输网络。
三合会的另一个大买卖是非法移民生意，与毒品生意相比，这种生意的风险要小得多，但赚头却小不到哪里去。在旧中国香港，法律规定初入三合会的人只能判处6个月的监禁，因此，三合会一直把香港作为他们与世界接头的窗口，在100年里，他们至少已经将500万名中国人偷渡到了世界各地。
缅甸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因为占据“金三角”的地缘位置而孕育出了他们自己的黑帮组织。在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国民党军队被共产党军队驱赶到台湾的时候，被打散的李弥军长率领他的部队从中国西南部逃到了缅甸与老挝一带。这些流落他乡的中国人并不能被当地居民接受，然而，由于他们从中国大陆带来了大量的美式军火，因此，当地居民也只能任由他们在这里的山区安营扎寨，建立了以掸邦为中心的势力集团——这里正位于金三角的中心，拥有世界上最辽阔的鸦片种植土地。
正因为如此，缅甸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现象：政府军队对这个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