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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题目是《每当我唱起东方红》，我想不落俗套，就写成了一韵到底的散文诗。监考老师老在我身边瞅我的试卷，瞅得我心里直发毛。交卷离开考场时，听他背后说：“写跑题了，不让写诗歌嘛！”我心里这个后悔呀，谁叫你审题不严呢！后来我看了山西一个考生的范文也是用散文诗写的，觉得散文诗也可往散文这边靠，此是后话。
中午在跃进饭店吃饭。把冻硬的发面饼掰碎，泡上饭店免费的老汤，再兑点酱油、醋和辣椒末什么的，吃起来有滋有味的。望着泛着油花的汤盆和“为人民服务”的牌子，感到这家饭店确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心想，等考完后一定写封表扬信。等下午考完试赶到饭店时，发现汤盆和牌子一并不见了。服务员抱怨说供不起了，考试的人太多了。看来做好事贵在坚持。当然，表扬信也没写成。
接下来要解决晚上的栖身问题。住旅店两块钱一宿，超出财务支出能力。我找到“四海”大车店，睡通炕，不要被子，一宿二毛钱，正合我意。我坐在炕上角落里行书。电压不足，灯火一明一暗，一会儿眼睛看字就重形，屋里充满了烟味、汗味和泡豆饼的酸味，拌和着车老板粗重的鼾声和守夜人低俗的小调，叫人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炕很热，很舒服。不一会儿有活物在动。开始局部偷袭，后来全面进攻，重点集中在隐私处。不挠，又痒又疼；挠破了，火辣辣的，更痒更疼。划火柴一照，老臭们忙不迭地往墙缝里钻。听说臭虫喜欢对血型，莫非我的前任也是O型血？我换个地方，学车老板的样子，把衣服脱得精光，用绳子捆了吊在高处。刚有点睡意朦胧，起早赶路的将铁桶、马勺又磕得“梆梆”响。第二天照镜子，眼圈都是黑的。硬撑着考完第四科，不敢再住店，连夜落荒而逃。
文教助理送来通知书时，我正在马圈里起粪。助理很为我鸣不平，说比你分数低的都进了本科，你才走了个大专。我说邓公没忘了咱们，就够意思了。再说这学咋个上法，我还得和孩子他妈好好合计合计呢。
去学校报到的头天晚上，我和妻子相对而坐，恍如梦里一般，妻说了很多话，我一个劲地答应，记住了，又没记住。儿子睡了，梦里带着笑。女儿给我数白头发，女儿说：“爸，我也要等长出白头才能上大学吗？”
我把女儿紧紧地抱在怀里，说：不会的，永远不会的。
王秀文，1967届高中生，1977年考生，现为中央某部驻外高级经济师。
他知道我在写这部“高考报告”，所以电话告诉我说没有他的那段经历，那这部作品“将是残缺的”。如此危言耸听，我便如约去采访。
王秀文确实与众不同，因为他是有过“劣迹”的那一类人。“文革”中他一度红过，还当过某市“兵团”司令呢！但很快又被另一“革命造反派”打倒，从此再不愿扛造反大旗，一心想搞点小“技术革新”。然而也许他的骨子里就有一种不安宁的骚动意识，1973年开始他的命运便急转直下，先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被视为“孔老三”——他公然说“孔子的教育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与道德信仰的基石”。1975年的“批邓反击右倾反案风”中他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关押在牢里十个月，后因身体不好保外就医。粉碎“四人帮”后，他总算可以回家了。1977年高考消息下来，王秀文兴奋不已，在家大叫大喊了几天，说这回自己总算有了出头之日。但到市招生办报名时，竟然没有人敢接待他，他急了，骂人家是小“四人帮”。可招生办的人说你才是小“四人帮”的爪牙。王秀文搞糊涂了，后来有人悄悄告诉他：你是内定为还没有搞清问题的“5·16”分子。王秀文一听傻眼了，追梦十余年的考大学看来与自己永远无缘了。于是他伤心地出走了很长时间。他到了新疆沙漠深处的一个戈壁滩农场，想与这儿的荒芜与严寒苦度一生。他学骑马，学放牧，也学喝烈性酒，甚至去追逐从内地逃过去的野女人，他变野了，连头发都不理。突然有一天农场来了一位浙江的生意人，收羊皮的浙江人带了一台小半导体，王秀文寂寞了很久，就借来听了一个上午，他听着听着，眼泪就掉了出来，然后就一下子不醒人事……生意人吓得赶紧将他送到附近医院，还好，人家说他过度激动。咋回事？醒来的王秀文说：我马上就要回老家参加考试，我可以考大学了！广播里说像我这样所谓有“政治问题”的人也可以参加高考，入学条件一律平等！浙江那个收羊皮的生意人很痛快地说：今晚我请客。这一夜、王秀文喝得酪配大醉……
他回到老家，把家人吓了一大跳，因为人家都知道他在新疆“自杀”了。“死人”现在竟然复活，还要吵着考大学！1978年某市招生办都知道这事，也知道王秀文这位“野人”。
离参加高考仅有十来天时间，王秀文从一个老师手中借来一叠复习资料，把自己反锁在一间租来的小房里，他对家人和老师说：“你们这段时间谁也不要打扰我，只要在考试前一天来叫我就行。”
家人已经习惯他的“神经”了，以为他又犯病了，所以除了每天从窗口扔进点东西给他以外，并没有再多管他的事。老师们也偷偷地笑这个真真假假的“王疯子”是不是又疯了。他确实疯了，一连几天没有人见他从里面出来过，偶尔在夜深人静时，听到他在高声他说“疯话”。九天过去了，谁也没有把他考不考大学当回事，照；日各忙各的。就在大考的前一晚上，王秀文神出鬼没地从里面走了出来，他学着“范进中举”的样儿，摇摇晃晃地走到附近居民家，一边嘴喊着“哈哈，中了，中了”，一边做出一副醉样，惹得一帮小孩跟在他后面喊他“疯子”。“疯子”。而王秀文则越加得意地做着中举的范进样。有个小孩使坏，在他半闭着眼往前走时，用一木椅绊了一下，王秀文扑嗵一下，跌倒在地，孩子和路过的行人乐得哈哈大笑。这时有人过来取笑：王秀才，人家明天都要上考场了，你是不是真去当一回范进大人呀？
王秀文大惊，连忙问：今天是多少号了？
人家有板有眼地告诉了他。
“呜呼哀哉——我差点要误大事了！”王“疯子”一下变得不疯了，他赶紧返身，直奔自己的家……
第二天，考场上人头攒动。这时已经出名的王“疯子”到了考场，负责看门的人一见“疯子”来了，大喝一声：你来干什么？走远一点！
王秀文跺着脚：哎哟我的师傅，我哪有一点疯嘛！你不信看看我的准考证嘛！
看门的看了看准考证，没错。但再瞅瞅王秀文，他疑心了，叫来招生办的人问：这“疯子”怎么也有准考证？
招生办的人笑了：他是有点疯，不过不是神经病的那种疯，而是思想上有点那个，哈哈哈……
噢噢，明白明白。看门的回头重重地用拳头砸了一个王秀文的肩膀：小子，好好考，别再装疯卖傻！
好哟！王秀文就这样走进了考场。
四门考课，王秀文从来都是第一个出来。有人问他考得怎么样？他总是学着范进的样连说“中了中了，哈哈，肯定中了”。
这家伙准又疯了。人们在背后朝他指指点点。
考试结束，又过了一段时间，与王秀文同进考场的人一个个相继接到了入学通知书，惟独他没有。
王秀文这回沉默不语了。有人这时拿他开心：疯子，这回“中了”没有啊？
呸，你们都给我滚！王秀文怒气冲天地拾起地上的砖头和石块，不管是谁就扔过去，吓得周围的人都大惊失色：疯子又疯了，别再去惹他了。
后来，王秀文听说自己的数学考了7分！他大怒，跑到招生办就满楼嚷嚷，吵着要看卷。大楼里的人一看是他来了，一边说着“疯子来了”、“疯子来了”，一边赶紧纷纷关上门。玉秀文更火了，见门就踢。最后他查到了自己的卷子，结果发现真的出现了大错：他的数学分数应该是77分，抄分的人没有认真看，抄成了7分，整整给他少算了70分！
“对不起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因为这次考生中数学交白卷的不是一个两个，能考7分的也不算少了，所以险些误你的大事。”招生办的老师，一万个道歉。
这回王“疯子”很有风度地说了一声：“没关系，反正能‘中了’就行。”
好事多磨的王秀文终于如愿以偿走进了一所名牌大学，后来又当了研究生，如今正在海外四处“疯”着。
像王秀文这样的“疯人”获得上大学的机会，可以说它象征着中国封闭了多少年后真正走向开放的标志。但中国又是个人口众多、教育落后的大国，能上大学毕竟是极少数人，至1980年，我们的文盲仍有一两亿之多，绝大多数的青壮年只具初、高中文化。什么时候上大学成了所有青年和所有家庭的最高愿望？当然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结果。当“科学的春天”之风吹拂神州大地时，当徐迟的一篇《哥德巴赫猜想》把陈景润这样埋头搞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奉为民族英雄和时代象征时，当邓公一句“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发表时，当北大方正、中关村电脑城如日中升时，当一群又一群知识经济下的百万富翁诞生时，当党政机关。中外企业甚至个体民营老板的招工牌上第一条件就是文凭，上大学越来越成为人们自我生存与争取有所发展的必备条件时……每一个中国家长、每一个到了就业年龄的青年和正在准备踏上社会的学生们都清楚地意识到：没有相当过硬的学历和文凭，个人或家庭的生存形态将面临不可抗拒的挑战。
大学和学历，随着中国开放程度与国力增强，以及知识经济与科学发展的进步而在不断升值、不断升温。现在，甚至已经到了谁若没有一张过硬的文凭，谁就难以跨进就业之门，更不容谈大有可为的严峻时代了。
大学像一道无形的命运与身份的分水岭。
大学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必须。
谁拒绝了大学，谁就将拒绝挑战；谁放弃了大学，谁就意味着放弃了选择。
此时此刻，问中国的百姓什么是你生活中最大的愿望？他和她准会告诉你，是孩子的教育，是培养孩子上大学！
西方人一直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把钱都存在银行里？我们的国家决策者也费尽心思地通过各种手段来“拉动内需”，但从来就没有真正成功过，为什么？因为中国人的心里有个情结，就是赚了钱为孩子上学，存足了钱还是为了孩子上学，没有钱的也要存钱同样是为了孩子上学。据上海最新的一项调查表明：百姓手头的钱其中百分之四十六是作为“教育储备金”，这些钱他们不去进行其它投资，而是为了供儿女上大学之用。另一项调查表明，家庭经济越不富裕的家长们，越是把更多的钱用于子女教育，教育费用占他们手头资产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目前，中国个人的存款和现金达十万亿元之巨，也就是说中国人准备了近五万亿元左右的钱为了子女上大学。五万亿元钱像头猛虎，如果一下冲出来，可以摧毁整个国民经济，可以摧垮整个市场体系，可以让江山摇摇欲坠，但善良的中国老百姓却温情地将它紧紧地握在手里，以无比宽宏的胸怀，一点一滴地、细水长流地交给他们的子女，让他们去努力读书，读到他们认为可以体面地进入能够获得良好生存条件的大学……
十二亿人几乎都这么想着，这么做着，因此中国人在二十世纪后二十年间对大学的理解与刻求，比任何时候都更明细，比任何时候都更疯狂，比任何时候都更迷恋，竞争的残酷也就自然而然地显露出来，渗透到几乎每一个家庭。
有一次，青少年问题专家孙云晓先生给我们讲了下面一件事：黑龙江某煤矿城市，有一个姓宋的矿工家庭，全家五口人，仅靠几百元收入勉强度日。宋家有两儿一女，老大老二都是男孩，一个十五岁，一个十三岁，都在读初中。女儿最小，读小学五年级。这个经济贫困家庭的父母感到欣慰的是三个孩子学习成绩都在各自的班上名列前茅。可在1996年9月的一天下午，老二和老三突然失踪了，家人找遍了孩子可能去的地方，依然没有踪迹，于是只好报警。公安人员费尽辛苦也没有找到，最后发现老大有些不对劲，被列为怀疑对象。父母坚决否认，说老大是个好孩子，从不招是非，更别说做坏事了。学校老师和同学都出来证明这家的老大是好学生。但公安人员的审讯结果却出人意料：老大承认是他亲手活埋了自己的弟弟和妹妹。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如此残忍地杀害亲弟妹，谁听了都会毛骨悚然。原来这孩子经常听到他父亲说：咱家穷，只能供一个孩子上大学，你们兄妹谁考上了我就供谁，考不上的就下来干苦力活，供上大学的读书。老大比老二老三早懂事呀，心想兄妹三人成绩都不错，要是有两人能考上大学，就得有一个不能上而老大想自己的成绩可能不如老二老三，这样上大学的希望不等于没了吗？他越想越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除掉竞争对手。主意一定，老大从从容容地设下计谋，诱骗弟弟和妹妹上山，假装玩挖坑埋人的游戏，便将老二老三活埋致死……谁都不愿听这样的悲惨故事，但它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人们议论说这孩子大自私、太冷酷，也有人说他父亲不该在孩子面前说那样的话误导。可不管如何解释，在这个孩子心目中，他有一种强烈的上大学的欲望，为此，他选择了他认为自己目前能做到的惟一也是最好的办法。我们该怪谁？怪这孩子？怪他父亲？也许我们谁都说不清。可有一点是清楚的，除了我们不知道年龄尚小的老二、老三是否明白上大学对他们的重要之外，杀害弟弟和妹妹的老大及其父亲心中是极明白的。父亲因为自己的贫困和无能在为孩子惋叹，老大是从父亲的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