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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什么时候，在老师中流传着这样几句顺口溜：“正经课程马马虎虎，办班走穴勤勤快快。工资单上稀里糊涂，额外收入分分清楚……”有位资深老教师说，现在在社会上可以看到的丑恶现象，在教育战线几乎都能看到。比如说到讲课吧，按照教学大纲，学校必须要求任课老师完成一定的工作量。但一些学校为了提高老师的待遇，就以各种理由在学生身上“刮油”：明明是教学时间内的课程，一次家长会就把广大家长和学生们给蒙了。名义非常好听：我们是办的提高班，或者叫强化班，不勉强，自愿参加，交费也是自愿的。什么丑恶的事丑恶的勾当，一从老师的嘴里说出来就变得神圣了，学生和家长便老老实实、高高兴兴地把大把的钱交到了老师手中。这是很实惠的呀，平时上一天课不可能有额外的进账，除非到了加工资。这办班情况就不一样了，一次同学们每人交五元，一个四十人的班就是二百元，学校收走一百元，上课的教师还可以拿到一百元，算它一个月上十节课，不就是一倍的工资又出来了？哎呀依呀，这样的好事，那钱不出校门不多干活就轻轻松松放进了口袋，校长和老师们皆大欢喜，个个抿着嘴儿偷偷乐。
当然情况不全是这样。为了参加高考，一般的高中三年的课程必须在前两年就得完成，这样才有可能让孩子们在高三时集中一年，进行不断的强化复习和不间断的试卷大演习。三年的教学大纲两年就要教完和学完，这任务显然需要向时间伸手了。那么好吧，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利用节假日和晚上时间补课——补习班最早就这么着滋生出来的。后来补习班就在全国产生了，几乎有中学的地方就有补习班出现。补者，多余的劳动与教学。既然是多余的教学，就该有收费一说。家长们又不得不快快掏钱。应该说这是比较普遍的，一年下来，每位学生的额外费用少说也得二三百元吧！于是全年下来，一个学校就是几十万元的“三产收入”，老师的奖金和福利自然也很丰厚。
既然社会上有那么多学生为考试升学着急，我们何不也来办个“特色班”？办个“名师班”？办个“专家辅导班”？那些本来退休在家无事可做的老师们，突然跃跃欲试，精神抖擞起来。
同意同意，你们用晚年的余热为国家教育事业作贡献，应当大力鼓励。不用说，有关机构大开绿灯。于是由一群退休老教师开办的特色辅导培训班在某某学校或者单位开张了！哇，来的学生与家长打破了头，挤破了衣服，那白花花的银子呵，比储蓄所柜台前的场景还叫人激动！
某老女教师早在1987年就退休在家，那时她的退休金一个月才五六百元钱。由于她的收入少，跟着儿媳妇住在一起，成了儿媳妇每天的出气筒，并不得不靠给儿媳妇当长年保姆来换取不被赶出家门的待遇。那年她参加凤事们组织的培训实习班后，一个月就拿回一两千元。老太太这下腰杆硬了。第二年就从家里搬了出去，自己另租了一间房子享清福。不想一直掉脸色和拿她当出气筒的儿媳妇的单位不景气，下了岗。儿媳妇无奈之中求到了婆婆，请已经变成富婆的老太太帮帮忙。老太太用鄙视的目光瞅了一眼儿媳妇，心头得意地一笑，说可以呀，我现在每天都兼着很多课，家里的事忙不过来，你可以当我的小时工什么的，愿不愿意呀？儿媳妇呆在家里已经有日子了，早已苦不堪言，羞着脸说愿意愿意。那好，当婆婆的眼睛朝天一白，说：工钱可不多啊！不多也行，您老能收留我就是对我的恩赐，现在能在自己家里吃口饭，总比在外面受人气要好多了吧！儿媳妇低贱的话叫老太太听了真是心花怒放。就这样，老太太每天白天精力充沛地在外当“名师教员”，拿丰厚的收入回家。进屋后则有意摆出一副富婆的架式，让那个曾经令她咬牙切齿的儿媳妇，跪在自己跟前干活伺侯。这位老太太哪里知道，她在心满意足地无限享受别人的卑贱时，却没有看出那个表面上诚心诚意显露卑贱的人，早已心底埋下了复仇的种子。三年后的一个夜晚，当依靠外出当“名师”的老太太存足五万元储蓄时，等待她的便是一个死亡之夜……
然而像这位老教师的命运毕竟是极少数。很多有声望、有“特级教师”称号和曾在某某名校任教的名师们，以其不菲的身价，比那些正式上班的老师还要忙几倍地东奔西跑着。不是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吗，某几位退休教师组成的“北京海淀名师团”到贵州某地“走穴”——别以为只有刘欢、韦唯才能“走穴”。结果一路走了两个月，每到一地便被那些梦想考上北大、清华的学子和家长们团团围住，一上讲台就下不了台。开始“名师团”是由某某中学特邀的，后来实在看到家长们太急切的期望，“名师团”便另辟蹊径，自己租那么一个临时的地方开课。当然要收费。不知是每小时的收费标准令当地的学生家长感到太贵了，还是让当地的那些教育部门的官员或当地老师生了气，当晚，“名师们”便被一帮穿制服的人从梦中拉起来，并押到一个非常灰暗的地方审了半夜。结果全团罚款七千多元才放了人——就“无照经营”这一条便足够“名师们”享用的了。
在江西与浙江交界的某山城小县，一位中学校长告诉我说，你们北京的名师值钱呀，到我们这儿走一个星期，就可以拿走我们几个月工资的报酬。我说那你们当地的名校老师不也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弄点“外快”嘛！他说当然有呀，就他们学校有位几年来一直教高三毕业班的老师，每每有额外家教收入，比上班的至少多拿二三倍。那校长说，现在的家长对教育质量的意识比任何时候都高，他们知道出一笔钱让孩子上个名牌学校，比出不多的钱而上一个水平普通的学校要合算得多。同样，出一笔并不太可观的钱请一个有经验的教师到家辅导，比让孩子上所名校还要划得来。
办班大战和“名师走穴”，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下愈演愈烈，到了今天，已经几乎没有哪个学校不是主要靠办班增加收入的了。
中学老师超过大学教授的收入在全国很普遍。家有名校老师，赛过门前开个小铺——这也是北京海淀一带百姓对那些常年靠办班发财的老师们的真实描述。其实，在北京，一位稍稍有些名望的学校老师，每年靠随便编些大路货“高考参考资料”书，其所获超过大作家王蒙等人的稿费收入，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写到这儿，我正好看到某文摘报1999年12月6日刊登的一则消息说，上海金山区张堰第二中学出现了这样一件事：一百四十六名学生家长多则两千元少则一千元，共捐出十六万多元，给自己的孩子挑选理想的班主任。为什么要这样做，据该校副校长介绍，是因为每年新生入学后，写条子走后门择班的风气让校长们实在招架不住，于是在一些家长的提议下，干脆来了个“自捐款”聘班主任。此事一经公开，在当地引起一场不小的风波。学校赶紧退款，不想很多家长不愿退，说他们捐款是自愿的，他们拿自己的钱选择班主任并不违反什么。这正是：中国高考轰轰烈烈，天下怪事无奇不有。
兜卖假文凭一一地摊产业
中国的天底下总是有很多让人难以想像的可笑事。比如法轮功，一个李洪志的胡言乱语，竟然能让那么多人上当，而且有数以千计的人听了他的歪理邪说后，就去自残或打死亲人！人类都发展到什么时候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太值得我们深思了。
无奇不有。自上大学成为中国人民一大梦想以来，有人便专门以制作假文凭为生，这又是今古一大奇闻。因为奇就奇在这样荒唐的事，竟然是某些人常年进行的一种职业；奇就奇在这样荒唐的事，还是某些村寨某些地方十分时兴的一个“可以致富”的产业！
我感到有些惭愧的是，在北京的假文凭制作“大军”中，有一支队伍来自我曾经为之写下一篇题为《东方神话》文章的江苏东海县。地处东海之滨的东海人确实创造过值得称道的东方神话，在那块大禹出生的土地上，自然界为东海人留下了遍地流光的世间珍宝——天然水晶。1994年，我曾应当地县委之邀采访过这块盛产水晶并在改革开放后利用自然资源，建起的中国最大的水晶市场。东海的水晶可以有两桩实物来证实：一是现今仍放在中国地质博物馆的那块高约两米、重达三点五吨的“水晶之王”；二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安卧的水晶棺，用的也是东海水晶之材。可见东海的水晶之迷人绝伦。我那次撰文所颂扬的是东海人依靠自然资源，建设经济市场了不起的精神与成功之举，故而誉之为“东方神话”。哪想到六年后，我在北京的大街上，遇到的这些几年前还在家乡土地上实心实意做水晶生意的东海人，竟然在首都成群结队干起了制作假文凭的大买卖，并且闻名北京城！
开始在《北京晚报》上见此新闻披露的事儿，我还有些不相信，因为一篇《东方神话》使我常常把东海人与通体润丽、赏心悦目的水晶连在一起，无论如何我不可能想像生在有“水晶之乡”的东海人会成为最令知识界感到憎愤的制假文凭魁首，且还是成帮结队具有家庭性、团体性甚至村村乡乡一同“战京城”的制假“东海军”！
“你们什么时候想起干这买卖来？”在公安警察朋友的帮助下，我在海淀分局的一个看守所里见到了拘留在那儿的五个刚刚抓获的制作假文凭的东海人。于是便进行了又一次意想不到的采访东海人的活动。
“我们也不是开始就做这事的……”一位看上去也只有二十来岁的女孩子低着头说，“前些年我也是在家磨水晶项链的。可后来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假水晶项链大多了，辛辛苦苦磨一条项链还卖不到二十元。后来村上有在北京打工的人说，北京城里人多，好赚钱的事很多，做一个假文凭，除去成本就能赚一二百块。所以我们就跟着到北京来了……”
“你们怎么就知道做假文凭卖钱？”
“这还用问嘛！谁不知道现在大学生吃香，城里的单位招工第一条就得有文凭。”
“哪你是什么文凭？”
“我哪有啥文凭？初中毕业后大人就让磨水晶了……”女孩子拨弄着自己的手，使我想起了当年在东海采访时看到的一双双在飞旋的磨床前的灵巧之手。正是这些灵巧之手，使东海县一下走上了脱贫之路。然而今天，同样是这样的灵巧之手却在于着肮脏的勾当……
“你知道做假文凭会造成什么社会后果吗？”
她摇摇头，显得茫然。“我们以前做的水晶项链大多是假的，也有人要，没有人找我们算账的……”
“这跟做假水晶项链一样吗？”
“不都是假的嘛！有人喜欢用就成。”
想不到制售假文凭者竟然有这等意识！
“你们来北京除了制作假文凭外，还做什么呢？”
她又摇摇头：“不干其它的。这已经够忙乎的了。”
“咋个忙法？”
“很紧张的呐！”女孩子的两只眼顿时露出职业般的亢奋：“我们靠白天收活，晚上才能制作。每人都有分工，不能搞乱的嘛。”
“那你在街上收活？”
“不。我们女的一般只负责帮男的放风。因为老板说我们女的木呆得很，人家一看你呆头呆脑的，就不太相信你会做出看不出假的文凭来，所以只让我们负责放风。”
听听，她们也有老板！而且“专业”得把那些想做假文凭的“客户”心理都研究得透又熟。
“放风主要是干些什么？”
“替接活的人看有没有执法的来。”
“如果有人来抓怎么办呢？”
“我们就会或者连按几下自行车铃，或者嚷嚷几下。那嚷嚷只有我们才明白。”
“除了放风还干什么？”
“活多时还负责从收活的人那儿取走照片什么的，送到我们住的地方去做。”
“你也会做啊？”
“不。有人专门会做。要字写得好的人……”
“你们怎么知道那么多大学的校名和图章是什么样呀？特别是校长名字什么的？”
“知道的。我们有人专门负责收集这方面信息，做活之间会经常互相交换材料的。”
我有些不明白，干这类勾当一般都是偷偷摸摸的，怎么可能像张网似的互相传递情报呢？
“这有什么？我们都是东海出来的，乡里乡亲的，再说大家都挺不容易，所以哪个做活的人知道北京大学的校长换人了，就赶紧通知一下另一帮人。”
“看来你们之间还挺‘团结协作’的呀！”
“谁出了事，都会影响大家的生意嘛！”
原来如此！
我还有问题弄不明白：“你们住的地方也看不见印刷工具一类的东西，那些证件和压膜皮还有钢印什么的，都是从哪儿做出来的呀？”
“你这人真是的，这些东西在我们东海都能造出来，跟你们北京的一模一样。真的，质量保证不会错的。我们那儿也有不少中外企业，他们专门做印刷活……”
瞧，她似乎又以为在街头遇见了一个“找活的”！
眼前一位被警察单独关押的三十来岁的男子，据说是这个团伙的“老板”，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