式：“赋”。因为它特别盛行于西汉王朝，所以也称之为“汉赋”。
《诗经》所包括的，全是短句短诗，每句不过三个字或四五个字，每首不过十几句，简单朴实。《楚辞》则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是一种长篇史诗。“赋”在形式上是《楚辞》式的，只去掉所有的特殊方言。在内容上则是《诗经》式的，只再扩大内涵。一篇标准的“赋”，大约有三四百句，每句字数没有限制，虽不严格的押韵，但它确实有韵。这种体裁，比《诗经》、《楚辞》，更能活泼的表达感想和议论。
我们不必举出实例，因为这种古老的文学作品，非经详细注解，已无法读得懂，如加上注解，所占篇幅就太多了。
在“赋”的写作上，最有成就的作家，就是西南夷开拓中建立功勋的司马相如。
皇帝刘彻是一个喜爱文学的人，有一天，他读到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惋惜说：
“我自恨不能跟作者生在同一个时代。”一位也是蜀郡（四川成都）人的宦官在一旁说：“他是我的同乡，我听说他有很多这种作品。”刘彻大喜，立刻征召他到长安。——这种结合跟赢政和韩非的结合，完全相同，不同的是那位宦官不必害怕司马相如夺他的位置。
刘彻的征召恰是时候，因为司马相如在家乡正不得意。司马相如很穷，偶尔有一次，参加临邛（四川邛崃）富豪卓王孙的宴会。卓王孙的新寡女儿卓文君，是一位喜爱文学和音乐的女子，在宴会上，司马相如弹琴，故意弹出《凤求凰》曲子，卓文君从窗缝中窥探，看到他仪容潇洒，不由的爱上了他。结果，跟他私奔。
这在当时是一件丑闻，卓王孙气的发昏，跟女儿断绝父女关系。司马相如饥寒交迫，便索性在他岳父门前，开设一家酒铺，司马相如短裤赤膊，招待客人。而由卓文君亲自为客人烫酒。这对于讲身份的富豪来说奖一个天大的侮辱，卓王孙脸上无光，闭门不出。后来兄弟们—再劝解，才算分一点财产给女儿。
正在此时，刘彻征召司马相如。司马相如比韩非幸运，没有受到入狱毒死的待遇，刘彻给了他一个中级官职。又命政府供应他纸笔（这些都是当时的贵重物品）。
以后，又被擢升为皇家警卫指挥官（中郎将），派到蜀郡（四川成都）处理西南夷诸国归附事宜。因为他是钦差大臣，蜀郡郡长（太守）以下，远出郊外迎接，沿途各县县长亲自当前导，蜀郡人士深感这是全郡的光荣。卓王孙和临邛的其他富豪也都到蜀郡欢迎，而且深恨自己把女儿嫁给司马相如太晚（这使我们想起纪元前四世纪的苏秦）。
司马相如的遭遇是传奇的，传奇的枢纽在于“赋”，可说明“赋”的份量。
“赋”一直支配中国文坛，到纪元后六世纪，才被淘汰。
为了对这个演变有一完整印象，我们姑且把中国“诗”的主流，用下表显示：
九 东西方世界纪元前一六八年（吕雉死后十二年），希腊各城邦，除斯巴达外，共组亚该亚同盟。马其顿王百尔修为盟主，攻击斯巴达，强迫它加入同盟，共抗罗马共和国。
罗马遂击马其顿，马其顿大败投降，被掳去男女十五万人，悉卖为奴。
纪元前一四九年（七国之乱后五年），第三次布匿战争爆发。罗马深恐迦太基共和国复兴，借口迦太基违反停战条约，出兵进攻，命迦太基交出全部军械，并以贵族子弟三百人当作人质，迦太基全部接受。但罗马忽然懊悔条件太轻，又加上拆除城墙，不准在市区添建房屋，不准沿海居住等等条款。罗马立意要激怒迎太基，迦太基果然被激怒，妇女儿童都参加作战，保卫祖国。
纪元前一四六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前六年），第三次布匿战争结束。迦太基城陷，国亡。罗马纵火屠城，迦太基抵抗到最后一人，全部被杀。老弱幸存者，全被卖为奴隶（迦太基共和国的结局凄惨而悲壮，使我们不愉快的证明“哀兵必胜”
这句话不是绝对的，它只是格言，不是定律，而历史上偏偏有太多的格言）。
第十三章 纪元前第一世纪本世纪，中国继续从事与匈奴汗国的战争。好战的北方邻国，永远是中国的祸根，这个祸根如果不彻底排除，中国便永远追求不到和平。所以，中国向北进击，只是避免沦亡的求生自卫。匈奴汗国在中国不断进击下，终于由分裂走向瓦解。
在国内，统治中国的西汉王朝的皇族，即刘邦的后裔，享受太久的富贵，使他们不可避免地陷于腐败和堕落，政权遂转到皇帝母亲或皇帝妻子的家族之手，形成一种特殊的“外戚政治”，为西汉王朝敲起丧钟。
一 中匈两国的和与战匈奴汗国有足够的强大，中国在上世纪（前二）获得的胜利，包括夺取了它最富庶的河西走廊，也只能使它受创，不能使它屈服。而受创的匈奴汗国，仍是劲敌。
上世纪（前二）最末一年（前一○一），且囗侯单于即位，表示愿与中国和解，把过去所拘留的中国使节，一齐遣回长安。本世纪（前一）第一年（前一○○），中匈恢复邦交，中国派遣正使苏武、副使张胜赴匈奴汗国报聘。莫名其妙的怪事就发生在这位丑恶的副使张胜身上，张胜跟早先投降匈奴汗国的一些汉人，密谋乘且囗侯单于外出打猎时，杀掉匈奴的智囊卫律，然后劫持单于的母亲，逃回中国，这种卑鄙计划，竟出自高级外交官员，使人心惊。事情败露后，经过一场流血杀戮，爱国心切的张胜露出投机的原形，投降匈奴。而毫不知情的苏武却拒绝投降，匈奴把他放逐到冰天雪地的北海（贝加尔湖）。两国刚刚恢复的邦交，被一个小政客破坏，重新以兵戎相见。
苏武被放逐贝加尔湖，靠牧羊维生，二十年之久，始终拒绝投降，匈奴汗国宣称他早已死亡。一十年代最后一年（前八一），中匈复交，中国派到匈奴汗国的使节听到苏武仍然活着的消息，就告诉匈奴说：中国皇帝曾射下一只雁，雁足上系着苏武求救的信件。匈奴吃了一惊，才把他释放。苏武出使时只四十余岁，回国时已六十余岁，妻子早已改嫁，家人也早星散。他的故事，两千年来，中国有无数小说、戏剧和歌曲，歌颂他忠于国家坚忍不屈的伟大精神。
苏武被囚的明年（前九九），中国大军分两路向匈奴汗国进攻，一路是大将李广利，出兵酒泉（甘肃酒泉），深入西域，到达天山，被匈奴击败。另一路大将李陵的遭遇，更为恶劣。李陵率领五千步兵，出兵居延海（内蒙古额济纳旗），向北深入沙漠，行军三十余日，挺进到浚稽山（蒙古戈壁阿尔泰山），跟匈奴且囗侯单于的三万人相遇，李陵迎战，杀数千人。且囗侯单于召集援军，约八万余骑，李陵只得撤退。但最强悍的步兵，摆不脱骑兵的追击。匈奴兵团分为两翼，左右展开，把李陵兵团夹在当中。李陵且战且走，数日之后，退到一个不知名的山谷，规定士兵受伤三次以上的才准坐车，受伤两次以上的改为驾车，受伤一次的继续战斗，又杀匈奴三千余人。再走四五日，到达一片苇草茂盛的畜牧地带，匈奴兵团顺风纵火，李陵却先行纵火自救。再南行，到达山丘区域，且囗侯单于命他的儿子攻击，李陵兵团在树林中设下埋伏，又杀匈奴三四千人。且囗侯单于以元首之尊，亲自指挥十六倍于敌人的精兵，追击十余日，不能取胜，简直愤怒得发狂，攻击更加猛烈。李陵在沙漠中再南行四五日，又杀匈奴两千余人。且囗侯单于已经发现李陵是一支孤军，更紧追不舍。两翼越过李陵，在李陵前方合围，遮断退路，箭如雨下，呼喊投降。李陵继续战斗，一日之内，射出五十万箭，箭遂用尽。就抛弃车辆辎重，全体徒步前进，还有三千余人，进入囗汗山（蒙古谱颜博格多山），匈奴兵团堵住谷口。
入夜，李陵徘徊阵垒之间，叹息说：“再给我们每人十枝箭，就能支持到边界。”
然而，他没有箭。夜半，李陵下令击鼓突围，鼓已破裂，不能发声。李陵命向四面八方冲出，一以分散敌人注意，一以希望有人能逃回中国向政府报信。他与另一位将军韩延年上马，率亲军十余人，越岭南走。匈奴兵团潮水般追击，李陵身上除短兵器外，没有他物，不能阻挡敌人缩小包围圈。终于，韩延年中箭而死，李陵被俘。
两年后（前九七），大将李广利、韩说、公孙敖，分别出朔方（内蒙古杭锦旗北）、五原（内蒙古包头）、雁门（山西右玉），三路再向匈奴汗国进攻。匈奴早得到消息，向漠北撤退，三路大军都无收获。七年后（前九○），李广利再出五原，而皇帝刘彻却在首都长安，以诅咒的罪名把李广利的妻子逮捕下狱。李广利正在乘胜追击，听到消息，立即抛弃大军，只身向匈奴投降。这是刘彻的残忍性格逼出来的国际笑柄，并且使反击匈奴的军事行动，再度受到挫折。
本世纪（前一）初期，中国站在失利的一边，但并没有大战，李陵以五十步兵对抗匈奴八万骑兵，只是一场苦斗而已。匈奴汗国竭力避免与中国决战，希望积小胜为大胜，使中国疲惫。这种情形，维持四十年，直到本世纪（前一）中叶。
二 司马迁·路温舒李陵被俘，使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受到酷刑。
司马迁，夏阳（陕西韩城）人，他的史学名着《史记》，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最有价值的史书。
在幼年的时候，司马迁跟随父亲游历了很多地方，东南到过会稽（江苏苏州）；南方到过沉江湘江（皆在今湖南）；东方到过鲁县（山东曲阜）；西南到过巴郡（四川重庆）、蜀郡（四川成都）、益州郡（云南晋宁）。可以说他足迹走遍半个以上已知的世界，这对他开阔的心胸和写作的技巧，有很大帮助。父亲逝世后，他继任父亲的官职——天文台长（太史），随即着手撰写《史记》——中国第一部传记式的通史。
然而，当这部巨着写到一半时，李陵被俘，皇帝刘彻大怒，在专制帝王眼中，只有自己的命值钱，别人的命都不值钱，所以，他认为李陵应该自杀。大臣们谄媚刘彻，也一致认为李陵应该自杀。刘彻问司马迁的意见，司马迁的灾难于是来临，他回答的恰恰是刘彻所不愿意听的话，他说：
“李陵对士兵非常爱护，平时常以杀敌报国为最大志愿。如今不幸战败，而一些没有冒一点危险的大人先生，却在一旁议论纷纷，挑剔他的过错，使人痛心。李陵以不满五千人的步兵，深入沙漠与八万骑兵对抗，转斗数百里，箭尽力竭，但仍冒白刃反攻，部下毫无离心，自古名将，不过如此。他身虽被俘，却曾力挫强敌，也足以名垂天下。而且我更相信，李陵忍辱投降，绝非出自本心，他一定另有计谋，报效祖国。”
纪元前八一年，刘彻已死，在匈奴羁留二十年的苏武被释回国时，写信给李陵，劝他一同回国。李陵复信说：“我当时所以不死，只是打算效法前辈英雄，有所作为。可是，大志未成，全族被刘彻屠戮，老母都不能幸免。仰天捶胸，眼泪流尽，继之泣血。”忍辱负重的人不可能被狂热分子体谅。沉痛的心情，也不可能被浮滑之徒了解。所以李陵、司马迁不得不成为悲剧人物。
刘彻既决心屠戮李陵全族，对司马迁赞扬李陵的话，当然使他大为光火，就把司马迁囚入诏狱。法官会审的结果，确定司马迁犯了包庇叛徒的伪证之罪，判处死刑。司马迁的家人为他好不容易借贷到一笔赎金，才减为次一等的腐刑——将生殖器割除。
腐刑固然痛苦，但尤其羞辱，司马迁几次都要自杀，但他终于在残忍的命运下活下去，为的是要完成他的《史记》巨着，他的苦心使我们感谢。
《史记》上自纪元前二十七世纪黄帝姬轩辕，直到本世纪（前一）他受腐刑之后。用二百余人的传记，表达二千六百年间的人事变化和社会变动。再用若干表格和专题报导，作为补充。以简练的中国古文写出五十二万字巨书，成为中国史籍的珍宝。而且这种体裁，从此被史学家奉为圭臬，中国所谓“正史”，两千年来都跳不出司马迁所创立下的范畴。
司马迁所遭遇的酷刑，不是孤立事件或偶发事件。它普遍的存在，而且已长久存在。中国司法制度，很早就分为两个系统，一庭——军法系统。
诏狱法庭的特征是，犯法与犯罪无关。法官的唯一任务是运用法律条文编撰一件符合上级头目旨意的判决书。司马迁不过一个中级官员而已，即令最高级官员，只要陷进诏狱系统，都不能自保。像削平七国之乱，拯救西汉王朝的救星，后来担任宰相的周亚夫，他的儿子曾购买一些纸糊的刀枪之类的葬器，预备老爹死后焚化。
有人告发周亚夫私藏武器叛乱，立刻就被投进诏狱。周亚夫向法官解释那些只是死人的用具，法官何尝不知道那是死人的用具，但他们的任务不是追寻真相，而是执行命令，只好回答说：“你虽然没有在地上叛乱，但很明显的，你将在地下叛乱。”
周亚夫只有死亡。另一位农林部长（大农令）颜异，当皇帝刘彻发行一种专门向封国诈财勒索用的“鹿皮币”时，颜异仅只向外翻了一下嘴唇，也立刻被投进诏狱，法官判他犯了“腹诽”大罪——虽然没有在言词上反政府，但却很明显的在肚子里反政府。颜异也只有死亡。
诏狱法庭不限于直接冒犯了皇帝，一件谋反案发生后，无论这件谋反案是真的，或是出于诏狱系统——诬陷的，往往千千万万人牵连进去，包括各色人等。像亲王刘安谋反案，死于诏狱的就有数万人。刘彻亲信江充揭发的巫蛊案，死于诏狱的也有数万人。法官对失宠了的亲王、宰相、部长，当敢如此残虐的任意戏弄，低级官员和平民所受到的待遇，我们可用常识判断。以上世纪（前二）九十年代为例，十年中每年诏狱系统逮捕的囚犯，都有十余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百分之一。亦即平均一百人中，就有一个人因谋反罪而身系囹圄，这个数目使人毛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