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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皇帝》的“内容简介”上这样称赞该书：“以思想为经，艺术为纬，鸟瞰历史，探究人生，非大家而不可为。”
经过认真的分析，我认为可以这样评价：二月河的皇帝三部曲：以反动思想为经，以通俗艺术为纬，曲解历史，浅化人生，乃大家所不为也！
有趣的是，二月河不久前曾经为《作家通讯》题辞，名为“为老百姓而写作”，内容写道：“弱势人群心灵的告祝希冀，永是我注目的焦点；寻常读者，引车卖浆者的购书者永是我心中的上帝；希望较能持久地拥有读者是我的盼。”
皇帝情结、清官情结，是中国百姓的一场永久大梦，谁赢得了“皇帝”，谁就赢得了“民心”，谁就会永远地赢得读者，赢得市场，赢得信赖，无论是否符合历史真实。
实为歌颂皇权，名却为“为老百姓而写作”，真是千古幽默。二月河不愧为一代“大师”。
（代跋）苍狼 “五人墓碑祭”
“五人墓碑祭”
——《与魔鬼下棋——五作家批判书》代跋
○ 苍 狼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圣经》
这句话是我从俄国文学大师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著《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书的扉页上抄录的，它既代替我表达了编写这本书的初衷，也蕴含着我们对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希冀。所以，在本书几经周折而终将出版之际，让我首先感谢上帝。
“五人墓碑祭”，源于高中时学过的一篇古文《五人墓碑记》。该文是明朝才子张溥纪念东林党人反抗阉党魏忠贤的祭文，洋溢着一股正气和豪情，令人扼腕叹道，大发志士之悲，深感匹夫之责重于社稷也。本书则不同，反其道而行之，秉承良知与理性，把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悲愤之情一吐为快。出手似乎有些生猛，尤其是用“墓碑祭”这类字眼容易激化人民内部矛盾。但稍懂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当代文学的病症已毒火攻心，再不下虎狼之猛药，恐危在旦夕。好在我们从个案入手，忌讳人身攻击之通病，批评鞭辟入里，逻辑缜密，以严谨的态度去解剖麻雀，谅作家诸君会体会到我们的真诚。精神的死亡才是真正的死亡，我们呼唤着中国文学魂兮归来。
鲁迅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叫《学界的三魂》，他说中国的国魂里有官魂、匪魂和民魂。民魂是最珍贵的，但未能发扬光大，于是，只剩下另外两种，而且常常官匪不分，甚至貌似民魂的，有时仍不免为“官魂”“匪魂”，这是非常重要的文化命题。在中国的文学史当中，能够真正弘扬“民魂”的作品凤毛麟角，敢于鞭挞“官魂”和“匪魂”的作家更是稀有动物。三十年的政治化时代不必多说，但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仍未尽如人意，虽然流派纷呈，但大多是飞扬的沙尘和泡沫。尤其90年代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文学的神圣性和崇高感被破坏得一塌糊涂。我称大多数作家为无脊椎动物，整天沉湎于帮忙和帮闲的烂泥塘，潇洒地撒着跨世纪的弥天大谎，而且无一丝羞耻之感。本书所批“墓中”诸君，是无脊椎病房中颇具代表性和蒙蔽性的高级病人，而且个个浑然不觉，正在向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所谓的“癌病房”进军，让人非常着急。
中国所谓的批评家向来是赞扬家，他们既是看客，也是过客，有的忙于编写文学赞扬史，有的忙于给喜好风花雪月的女博士讲课，有的则像妓女接客一般，红包一来，两三天就造出一位大作家。中国文坛如此腐败，完全是他们与作家共同“犯罪”的结果。中国文学批评界的整体水平，还远没有达到中国作家的整体水平，尚处于“原始社会”，各色不三不四的伪评论家，还在忙于茹毛饮血。真正的批评家是心灵和历史的博物爱好者，富有良知、激情和理性，通过深入细致的文本实证分析，戳穿各种“个人的神话”，使伪作家无处藏身，成为一个时代最具活力的隐性力量。按法国批评家法约尔教授的观点，形式主义的批评窒息了批评本身，将批评这项颇具创造性的劳动，禁锢在少数专家才有共同语言的小圣堂里，从而掩盖了流行文人崇尚庸俗、粗鄙、怪僻、野蛮和非人道的真相，岂不悲哉。
中国的文学史需要不断重写，且不应只是少数学院派赞扬家的专利，因为他们埋头书斋，两耳不闻窗外事，既感觉不到民间鲜活生命的律动，也不会对成名作家“大打出手”，更不会走出犬儒主义的窠臼。本书是中国新一代批评家的良知觉醒和锐利思想亮相，将为中国文学的真正繁荣清理垃圾和拉开序幕。
伟大的作家必须是与人类的文化和道德有着同一血脉的知识分子。一位流亡批评家说：“在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往事与随想》的作者赫尔岑也对大诗人歌德赞赏有加。但当他得知法国大革命期间，歌德却埋头于个人的自传时，严辞声明和歌德断交。这就是精神的力量。虽然从来不曾有一篇小说直接阻挡过一辆前进的坦克，但它潜移默化的作用，却常常使敌人闻风丧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以及《丧钟为谁而鸣》就有这种力量。他引用一位英国诗人的话说：“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别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敲响。”
那么，本书的“墓碑”为谁而立，“祭文”为谁而写？
写给每一位中国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