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篡改历史 唯皇史观
唯皇史观认为：一个好皇帝可以改变历史进程，可以永远保证国家强盛和百姓安居乐业，封建的皇权专制是很好的制度，根本不要进行改变政体，改变生产方式，改变思想观念的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和思想革命。
唯皇史观当然属于唯心史观体系。
唯皇史观是对唯物史观的反动。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宣扬唯皇史观，在呼唤民主和法制的时代宣扬唯皇史观，在中国正加速走向更加民主的社会的时代宣扬唯皇史观，无疑是在逆历史大潮而动，无疑是非常反动的。
历史小说可以对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进行虚构，但这种虚构不是毫无限度的，应该对历史的真实面目有一定的依赖性。然而二月河站在唯皇史观的立场上，任意篡改史实，运用了任意编造、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手法，给康熙、雍正及乾隆三个皇帝的头上戴上了“创建文治武功”、“内圣外王”、“宽厚仁爱”的光环。其实稍一推敲，这些光环就黯然失色。例如三个皇帝对西北的多次用兵，其实是败多胜少，是三朝西北边政大失败的证明。例如康熙的开博学鸿儒科，只不过是为网罗前明遗老及全国所有不肯投降的读书知识分子，是一种统治术而已，对文化发展没任何贡献。乾隆钦定《四库全书》也只不过是一种文化专制行为，与秦始皇的焚书是异曲同工之举。例如雍正根本就没搞什么改革。他推行的“一体当差”，在清初顺治时期就已经实行，而他搞的“摊丁入亩”，只不过是明朝“量地计丁并为一条”的一条鞭法的翻版而已。至于被二月河着力吹捧的火耗归公和养廉银制度的确立，看似是雍正的一项重大改革，其实质是将官吏们贪污、额外加赋的腐败行为公开化和合法化了。雍正从不承认搞过什么改革，“改革”是二月河为美化雍正而加在雍正头上的美誉，史书上曾记过雍正四年，雍正说过这样一段话：“朕御极以来，用人行政之事，皆效法皇考，凡朕所行政务，皆皇考已行之旧章，所颁谕旨，皆皇考已颁之宝训，初未尝少有所增损更张也。”还例如乾隆的六次下江南，其目的是巩固在南方的统治，不但不像二月河所写的那样“为民做主”，反而大肆挥霍银两，戕害国力，增加了百姓的负担，实属祸国殃民。
二月河称颂三位皇帝人品的故事情节，大多是二月河精心编造的，没有任何史学研究成果作依据。二月河的编造违背了封建皇权社会的本质。封建帝王制度漠视人权，不把人当人，戕害着每个人的心灵和肉体，使人变成非人。这种制度和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腐蚀着皇帝，使皇帝成为非人，异化成丧失人性的暴君。封建帝王专制制度是产生暴君、暴官和暴民的最优质土壤，一部二十四史，就是暴君残害百姓的历史，所以鲁迅说中国历史“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暴民是被暴君和暴官催生的产物，他们被逼造反，失败了就被史官写成匪，成功了，就成了新的暴君。这种循环就是我国封建社会的规律。循环的动因，乃是君之“暴”，所以金圣叹称之为“乱自上作”。君之暴源自于制度的本质。专制制度下注定不会有品格高尚的统治者，鸡不能生出鸭蛋来。不杀人，不无耻，不厚黑，不搞阴谋，怎么能保住皇位呢？
刘备曾经很形象地说：“芝兰在门，不得不锄。”意思是说：你要想当皇上就只能与真、善、美为敌。这位蜀国皇帝真是深知为皇之道呀！其实所谓“明君”与“昏君”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所谓“好皇帝”与“坏皇帝”只不过是杀人多少之分而已。所以二月河煞费苦心编造的皇帝的“爱民”、“博爱”、“宽厚”的故事，只能是虚构而已，只能是痴人说梦罢了！
1991年6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雍正皇帝》，在上卷的《内容简介》中吹捧二月河是“用史笔著文，用文笔立史”。其实读罢二月河的洋洋洒洒500万字大作，只能清楚地看到所谓“史笔”只不过是歪曲篡改历史之笔，他的“文笔立史”只不过是用阿谀之笔把最专制最黑暗的康雍乾时代，打扮成最开明最鼎盛的盛世。
二月河采用实用主义手法歪曲、篡改和阉割史料及史学研究成果之处多不胜数，下面仅举几例：
凡是有损三位皇帝“高大全”形象的史料，二月河一律不用。例如从康熙开始，到雍正、乾隆时期逐步升级增量的文字狱，二月河却尽量少谈，几乎将“真事隐去”。
凡是抨击君主独裁的进步思想，二月河一律摒弃。例如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在《康熙大帝》中，被歪曲成一个整日写诗闲侃的无聊文人，他那“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的名言，二月河佯作不知。而与黄宗羲同时的唐甄，却被二月河一脚踢到书外，一定是因为唐甄在《潜书》中宣言：“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这不是在和二月河的唯皇史观唱对台戏吗？二月河当然不能容他！
凡是不利于烘托康雍乾“盛世”的重大历史事件，二月河一律抹去。例如以抗租抗粮为重要内容的农民斗争，贯穿于“盛世”的始终，其中康熙四十六年无锡农民发起的“租米不还籽粒”的斗争以及雍正八年崇明佃农的抗租运动，都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但二月河都避而不写。
凡是皇帝加强皇权专制的史实，都被二月河一律改造成“改革”的举措。例如康熙设立南书房和雍正通过密折制和军机处总领天下庶务，其实是为了抵制和取消议政王大臣会议的议决权，从而加强皇权专制到了极致。而二月河在书中却把这些维护衰落中的封建制，强化对人民的统治的倒退行为进行美化。
凡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史料，二月河一律隐去。研究过清史的二月河一定知道“盛世”的主要表现是生产力的发展，而康雍乾三帝的重农抑末政策顽固阻挠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二月河对此不但隐而不言，反而让康熙找了个机会对商人韩春和说：“韩春和，你做了皇商这也不坏，但不要想着只挣中国人的钱，瓷器、茶叶、大黄、当归这些东西，多收些，向海关上点税，运出外国一船，能换回半船银子，这么好的事，为什么不干？不要轻看了经商，士农工商，商在四民之列嘛，春秋时巨商范蠡还做宰相呢！四川巴寡妇聚财有术，祖龙和她平礼相见，郑国弦高也是商人，不一样有功社稷？”把一位重农的君王硬写成重商的皇帝，不但“韩春和听得心下暗自佩服，连连答应着”，就是笔者也不能不佩服二月河的良苦用心！有的评论文章说二月河在胡编，我以为还不准确，应该在“胡编前面加三个字：“精心地”。
凡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二月河一律进行歪曲。按照二月河的写作宗旨，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该是皇帝的走狗和奴才，因此他大胆而无耻地把史有定评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也推入走狗和奴才的行列。例如著名戏剧家孔尚任，到了二月河笔下，成了一心要当稳奴才的蝇营狗苟之辈。他二十多岁时将《桃花扇》草稿送给康熙的老师伍次友看，伍次友仅是对这剧本的美文大加赞赏，并且答应：“将来面见圣上，我必一力保荐的！”孔尚任大喜，笑着说：“可惜此非经国之策”。充满反清怀明思想的《桃花扇》被污蔑成钻营仕途的敲门砖，孔尚任若地下有知，一定会著檄书声讨二月河！按照史实，孔尚任写《桃花扇》之前就当了官，《桃花扇》是在他51岁时才写成，演出后引起康熙的不满，不出半年，孔尚任就因一件疑案，罢职回家。孔尚任不因《桃花扇》得官，反因《桃花扇》丢官。对这一情况，研究过清史的二月河不会不知道。明知而故歪，用心何其刁也！还有著述宏富的袁枚，原本在乾隆十七年已经不再为官，回家专心于讲学和著书，对当时的文坛影响很大，出现了“随园弟子半天下，提笔人人讲性情”的荣盛局面。二月河蛮横地把袁枚拉到乾隆三十八年，让他继续当官审案，还让尹继善对袁说：“我已经给纪晓岚写信，荐你赴‘博学鸿儒科’，像你这样少壮的人选可是凤毛麟角哟！”同时尹继善特意提到《铜鼓赋》入选《四库全书》一事。《铜鼓赋》是袁枚写于21岁的旧作，二月河特意提到它入选钦定书籍《四库全书》，意在说袁枚不过是一位时刻等着举荐的御用小官僚罢了。以此降低袁枚作品的思想性及深远的影响，轻易地将袁枚关心民生疾苦，揭露吏治腐败的诗文一笔抹煞。
身为中国《红楼梦》学会河南理事的二月河，当然要写一写《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了。在《乾隆皇帝》一书中的曹雪芹，一出场就给读者一个“混饭帮闲的清客”的印象。他在内务府旗务总管、皇亲傅恒（后来当了相爷）家中碰到钱度，对钱说：“托六爷福，我在右翼宗学当差，不过混饭吃罢了。万岁爷赏了傅六爷十二金钗教习歌舞，我来凑趣儿罢了。”他写《红楼梦》似乎也是给达官贵人解闷儿，傅恒问他：“如今写得怎么样了！把稿本送过来，我要先睹为快。”曹雪芹赶忙赔笑说：“六爷有命，NFDB1怎么敢违拗？不过现在这书离写成还早呢。怡亲王那边要过去了，写一章拿去抄一章，再送回原稿。六爷要看，只好叫芳卿过去给您抄来。”接着曹雪芹将《红楼梦》中的诗抄一首送给傅六爷，六爷一高兴，就把自己玩弄过的歌女芳卿送给曹雪芹当了妻子。不久，芳卿怀了身孕。曹雪芹说：“我已经很知足……如今天子圣明以宽为政，我这罪孥之家才能安居乐业。”他知足后还劝乾隆的重臣尹继善学会钻营：“谨守是保全一道，进取亦是保全一道。我以为进取比谨守似乎还要好一点。”他还吹捧乾隆“盛世”：“我在北京也能觉到，如今真是到了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极盛之世。我们这一代人是赶上了。”
二月河的那枝把皇帝越画越美的笔，却把曹雪芹越描越黑，简直描成了一个奴化了的小市侩儿。其实晚年的曹雪芹，虽然已经贫困到“举家食粥”的境地，卖画却仍然“非其人，虽重酬不与”，甚至连乾隆的御画苑的召请，都被拒绝。他挺立着叛逆的傲骨，坚持着不受污染的独立的人格意识，用他的《红楼梦》无情地揭露封建皇权专制制度的黑暗与腐朽，热情地宣扬了民主主义思想，为没落的人们寻找着精神出路。《红楼梦》的主题思想显然与二月河的颂皇三部曲的主题思想针锋相对。也许二月河不甘心思想落后于二百六十多年前的曹雪芹，有意贬低曹雪芹，以求与曹雪芹同水准共高低；也许二月河真的不理解曹雪芹，只能以自己之模样去度雪芹之形象。我测不准二月河真正的动机，但从效果上看，他把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家糟蹋得实在不成样子 。
二月河的颂皇三部曲出版之后，荣获了河南省政府优秀文学艺术成果奖和湖北省“三优”图书奖，并入围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还获得了“八五”期间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及全国优秀畅销书奖。这三部书的发行量也大得惊人，估计正版和盗版加在一起，超过百万册。香港明窗出版社和台湾巴比伦出版社相继推出了中文繁体字本。2002年末，二月河还被光荣地选为中共十六大代表。
这三部书都被改编成了长篇电视连续剧，其中《雍正王朝》和《康熙皇帝》已经与观众见了面，《乾隆皇帝》已经拍成，很快也要播放。前两部电视剧的收视率很高，伴着电视剧的播放，三部曲又上了一个热销高潮。据有关材料介绍，长江文艺出版社付给二月河巨额版税，二月河成为中国继金庸之后，第二位作家富翁。关于二月河个人的传记也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内容反动 格调低下
在二月河的颂帝三部曲的带动下，一大批歌颂皇帝的小说和影视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出，以颂帝为主旋律的交响乐轰然而起，响彻神州大地十几年，至今仍高亢嘹亮。
可见二月河宣扬的唯皇史观大有市场，流毒甚广甚深！
这不是偶然的，是有着深刻原因的。
上个世纪初，辛亥革命把中国最后一个皇帝赶出紫禁城，结束了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但是专制主义文化和政治格局所形成的皇权意识与奴仆哲学并没能消失，却已经普遍内化到人的心性之中，积淀成一种集体意识，流淌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里。
这种集体意识正是二月河宣扬唯皇史观的思想基础。
这种集体意识正是许多读者和观众热情接受并欣赏唯皇史观的缘由。
这种集体意识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过非常严重的危害，不可等闲视之。
例如法轮功，也是起于集体意识，信徒们对李洪志的“教主崇拜”，不过是“皇权崇拜”的小范围翻版而已。
这种集体意识至今还在毒化着我们的文学艺术，并制造着新的专制主义毒素。例如最近被送到奥斯卡去参与评选的电影《英雄》，在国内很是热闹了一番。张艺谋通过这部影片，非常坦率地宣传了向暴君投降的主题，投降的理由据说是为了“天下”。张艺谋一定没读过空空主人写的名叫《岂有此理》的书，书中说：“以今日世事观之，所谓天下者，君者一人之天下也，非天下人之天下也。”这位空空主人是比雍正稍晚些的清朝读书人，却比张艺谋早明白了二百五十多年！而司马迁又要比张艺谋早明白了两千多年，在他的笔下，秦王是强权和暴政的象征，平民荆轲体现了侠的正义和人性尊严，所以荆轲一直是读者心目中的英雄。而张艺谋所塑造的英雄只不过是丧尽侠性的奴才。张艺谋对强权的崇拜不是刚刚开始，他在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