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将它写入小说中，是一种难以抗拒的必须，是一件符合审美教养的事情。对一个具有审美创造力、健康的审美趣味和自觉的道德意识的小说家来讲，写作即意味着升华与超越，意味着一种道德努力，意味着用雅的方式写俗，用美的方式写丑，而不是让自己的小说像现实生活中的情形一样粗俗。小说家不仅要如其所是地状写现实，还要按其当是的样子评价现实，要对现实显示自己的审美立场和道德态度。是的，他必须有一种道德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正像利维斯所指出的那样，“在本质上，就包含了富于想象力的同情、道德甄别力和对相关人性价值的判断”。（FR利维斯：《伟大的传统》，袁伟译，三联书店，2002年，第22页，第49页，第103页，第150页，第206页）在利维斯看来，乔治·爱略特正是因为具备了这种“道德责任感”，才成为比福楼拜和乔伊斯更伟大的作家。像池莉一样，乔治·爱略特也是个女作家，也关注最“世俗”的“现实”，也写普通人的“道德平庸”，但是，与池莉不同的是，“她在其中看到了可予以同情的东西，而且她写它们，为的是强调人性的尊严”（FR利维斯：《伟大的传统》，袁伟译，三联书店，2002年，第22页，第49页，第103页，第150页，第206页）；对于“现实”，“她看得太明，悟得太透，一副品评家的目光把一切都同她最为深刻的经验挂上了钩，其结果——她那生机勃勃的价值观全部牵动了，而且发出了灵敏的回应。（FR利维斯：《伟大的传统》，袁伟译，三联书店，2002年，第22页，第49页，第103页，第150页，第206页）；她对人性的弱点和道德残缺，有冷静的态度和深刻的洞见，因此，“她写的是人性的弱点和平庸之处，但她并不以为其卑劣可鄙，或敌视或自欺欺人地纵容之”。（FR利维斯：《伟大的传统》，袁伟译，三联书店，2002年，第22页，第49页，第103页，第150页，第206页）大师的经验是可信赖的，池莉应该从这些经验中领悟可遵行的原则。
池莉的俗与她的文学观之间有一种因果关系。池莉的文学价值观就是俗而又俗的。她切断文学与更高的意义世界的关联，将文学等同于缺乏价值指向的“现实”：“我以为说到底，文学作品不是人们心中最重要的东西，它不是水，不是空气，不是食物，不是政治，它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依靠想象而存在的艺术。是人们的精神调剂品。所以我并不认为自己的写作和作品多么重要，或者应该多么重要。我创新不了什么。一切的想象，体验和经历都超越不了生活本身。”（《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池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48页，第349页，第323—324页，第359页，第305页，第297页）这正是一种“小”文学观，混乱的话语里，充满了对文学的消极而诬枉的理解。退一步讲，即便文学真的“不是”她所说的那些东西，真的不过是一种“精神调剂品”，那也应该是一种于人无害的“调剂品”。更何况，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来讲，文学同教育、宗教、政治一样，是许多“最重要的东西”中的一种，即使不比“水”、“空气”、“食物”、“政治”更重要，至少也一样重要。它的重要不仅在于它让人们通过文学看到了生活的真相，一种被普遍的盲目和精致的谎言遮蔽的真相，而且还让人们从文学中体验到了“超越”“生活本身”的自由感，感受到了作者对于生活的道德热诚和道德关怀，感受到了心灵被净化的巨大的内在愉悦。总之，文学的全部精神力量和诗性光辉，正是来自于它对“生活本身”的“超越”之中；它的重要性，正在于它能为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提供同阳光和水一样重要的东西。这些东西同真理有关，因此，关于文学，海明威的理解才是正确的：“作家的工作是寻找真理。他忠于真理的标准应该达到这样的高度：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创作出来的作品应当比实际事物更加真实。”（董衡巽编：《海明威谈创作》，三联书店，1992年，第15页）也同作家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志趣有关，正像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说的那样：“关于现实，我认为作家的立场就是一种政治立场。……改变那个社会的任务如此紧迫，以致谁也不能逃避政治工作。而且我的政治志趣同文学志趣都从同样的源泉中汲取营养：即对人、对我周围的世界、对社会和生活本身的关心。文学志趣是一种政治志趣，政治志趣也是一种文学志趣。两者都是关心现实的形式。”（加西亚·马尔克斯：《两百年的孤独》，朱景冬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32页，第134页）因此，“现实应该通过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来说明。一切小说都是用来解释生活问题、人的问题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两百年的孤独》，朱景冬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32页，第134页）这才是一种“大”文学观，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学观，马尔克斯才写得出《百年孤独》这样的史诗一样的大作品。
池莉的“小”文学观与海明威、马尔克斯的“大”文学观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两种几乎截然相反、完全对立的文学观。海明威认为作家的工作就是追求比“实际事物”更高的“真理”，而池莉的看法是作家的“一切想象、体验和经历都超越不了生活本身”；马尔克斯认为“作家的立场就是一种政治立场”，“文学志趣是一种政治志趣，政治志趣也是一种文学志趣”，但池莉并不这么看，她说，“说到底，文学作品……不是政治”；无论对海明威来讲，还是对马尔克斯来讲，文学都是极为重要的东西，因为，它既与“真理”有关，又是一项“政治工作”，但是，对池莉来讲，文学“并不是人们心中最重要的东西”。不能说池莉说得不对，对这个浮华的享乐时代的“人们”来讲，重要的是金钱、权力、名气和享乐，而不是信仰、灵魂、道德、良心和文学，但也不能说池莉说得很对，因为，我们看到她用“人们”指涉了一切人，因为，我们没有在“人们之外”看到池莉与众不同的态度和思想。她就是“人们”中间的一员。其实，不只池莉一人，相当一部分中国作家都乐于隐身于“人们”中间。他们还有更精致的表达，谓之“后退的写作”，谓之“向民间还原”，谓之“作为老百姓写作”，谓之“人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等等，等等，五花八门，稀奇古怪，你从中看不到一种积极的写作态度，一种批判性的文学精神，一种健全的文学观念。在其闪闪烁烁的表达里，显示的正是这些中国作家的精明、圆滑和灵魂深处的“小”。
无疑，《看麦娘》也显示着池莉试图摆脱过去的创作模式的努力，但这种努力由于缺乏博大的精神视境，由于缺乏坚实的思想支撑，由于缺乏圆整的艺术形式，而终归失败。失败意味着教训。我们从《看麦娘》中得出的教训是，一个小说家倘要写出有价值的作品，就必须精雕细刻地写好每一行文字，必须花费心力开掘主题、剪裁结构，必须有成熟的道德意识和雅正的趣味感，必须有视境开阔、刚健有力的文学观，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写出接近大境界的“惊世之作”，而不是“一锅热气腾腾的烂粥”式的粗、乱、小的平庸之作。
关于池莉王春林 池莉小说的严重缺陷
池莉小说的严重缺陷
□王春林
一 池莉的创作道路
虽然池莉早在1979年就开始了小说创作（据刘川鄂2000年11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市民名作家——池莉论》一书所附录的《池莉主要作品目录》介绍，池莉于1979年冬写出了自己最早的短篇小说《妙龄时光》），但一直到近十年之后的中篇小说《烦恼人生》在《上海文学》（1987年8期）的发表，池莉的小说才引起读者和批评界的广泛注意，并逐渐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据池莉自己在一篇《伟大的职业之一》（见陈思和与虞静主编的《艺海双桨》第224页，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3月版）的文章中说：“在《烦恼人生》之前我就发表了不少作品。其中也有一部分作品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转载。那时候，80年代初期，被《小说选刊》和《小说月报》转载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在小小的省市文学圈内，那是要奔走相告的，是要当面或者背后议论的，是要激起其朋友的羡慕和嫉妒的，更是有敏锐的文学评 论家为发现了文学新人而欣喜而无私地去写评论的”。从池莉以上一段话语所透露出的信息看，作家本人无疑是十分看重自己的小说是否被《小说选刊》或《小说月报》予以转载的。照此说法， 则池莉小说之产生广泛影响应该是早于《烦恼人生》发表之前的，然而， 实际的情形却是，在池莉的早期小说作品中，大约只有短篇《月儿好》被《小说月报》转载过，但并未引起更广泛的注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当然只能断定《烦恼人生》才是使池莉产生广泛影响的最早作品了。而且《烦恼人生》的发表也是很费了一番周折的。还是在《伟大的职业之一》这篇文章中，池莉说自己的《烦恼人生》写出后曾先后寄给东北和西北以及本省的刊物，结果均未能发表。是《上海文学》的编辑吴泽蕴到武汉组稿时才发现并认可发表了这篇小说的。由此看来，在池莉的小说写作道路上，《 烦恼人生》的创 作与发表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在某种意义上，完全可以说，正是《烦恼人生》的发表与被多家选刊的选载以及其后的被认为是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之一这一系列事件的相继发生，对池莉此后的小说创作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决定性影响。
然而，虽然《烦恼人生》的发表确实颇费了一番周折，但自此之后池莉的小说写作道路却格外地顺畅了起来。在上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之交池莉被批评界封为新写实的代表作家以来，池莉差不多成为了文坛少见的被转载与获奖“专业户”，她的不少小说不仅屡屡被《新华 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以及《中篇小说选刊》等权威选刊选载，而且还先后获得过诸如《上海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中篇小说选刊》奖、《当代》文学奖这样许多重要的刊物奖项，其中她的中篇小说《烦恼人生》获得了1987─1988年度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让梦穿越你的心》获得了1997年的首届鲁迅文学奖。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她的一部题名为《看麦娘》的中篇小说在新世纪之初便获得了多达十万元的第四届“大家·红河文学奖”。除了屡屡被转载以及频频获奖之外，池莉的小说创作还赢得了众多批评界人士关注的目光，自《烦恼人生》发表迄今大约十五年的时间里，全国各种报刊刊发的关于池莉小说的评论文章便达到了一百多篇。从总体倾向上看，这一百多篇评论文章对池莉小说的态度都是肯定与褒扬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池莉是文学批评界的宠儿应该是并不为过的。然而，池莉的小说不仅获得了文学批评界的恩宠，而且还获得了广大读者的认可与喜欢。一套七卷本的《池莉文集》的印数多达五六万套，一本《池莉小说精选》的印数也达到了五万多册，一部经过出版社精心包装过的长篇小说《水与火的缠绵》的印数便是15万册。对这一系列令人咋舌的数字的罗列便完全可以证实池莉小说所产生的巨大的市场效应，便充分说明池莉小说确实赢得了大众读者的认可与喜爱 。
依照如上的描述，说池莉是9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影响最大的小说家之一，说她是这一时期极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便应是极为顺理成章的事了。然而，实际的情况却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池莉的小说创作所获得的巨大名声与其小说创作所实际取得的成就相比，其实是有着较大距离的。这一次，为了对池莉的小说创作作一番总体性的解读与评价，我又把池莉的小说差不多全部重读了一遍。说是重读，是因为对于她的许多小说，我在发表的当时就曾经读过的。对于其中的一些作品，比如《烦恼人生》、《小姐你早》以及《云破处》等，我在当时也还是曾经激赏过的。然而，这次重读的结果却是相当失望的。就这次阅读所获得的直感而言，则池莉的小说不仅远远地无法望那些真正的世界杰出作家的项背，更无法与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开端以来出现的那些优秀作家相提并论，而且与当下时代也即9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那些堪称一流的小说家比如王蒙、韩少功、莫言、李锐、余华、史铁生、张炜、阎连科、尤凤伟等作家相比，也存在着极为明显的差距。当然，笔者的本意也并非是要对池莉的小说创作作全盘否定。毕竟在当代文坛，池莉是一位形成了自己基本风格的作家，池莉的小说创作在某些方面也确实具备了其他作家并不具备的个性特色。这也就是说，从文学多元化的发展视角来看，池莉为当下中国的小说创作是作出了某些独到贡献的。因此，本文所持有的批评原则便是所有的价值判断都将建立在对小说文本进行细致深入地剖析解读的基础之上。因为“笔者向来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应该是一种尊重批评对象的学理性批评，这种学理性批评对自己的批评对象首先应该作全面的条分缕析，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而不应该只注重某一侧面，不应该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对批评对象进行简单的是非臧否”（《“是”与“不是”都说》，见王春林《思想在人生边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2月版）。以上所言，应该被看作是我自从事文学批评工作以来便尽可能恪守的基本批评原则，虽然在具体的批评实践过程中我对这一基本批评原则的坚持与恪守确实也可能存在着不能够贯彻到位的情形。在对池莉小说的解读批评过程中，我仍将恪守如上的基本批评原则，以期能够得出更为科学合理也更为切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