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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美国文坛，索尔·贝娄是继福克纳和海明威之后第三位小说大师，他通过自身的创作实践认识到，“事实王国和价值王国不是永远隔绝的”。这句话是随口说出的，却值得我们深思。作为一个哲学命题，它是对决定论提出的一种异议，决定论阻止人们去感知，去选择，去做人，从而必然使人们对自己的行为不负责任，变得毫无生气，或对生活怀有敌意。而意识到价值标准的存在，人们就能获得自由，从而肩负起做人的责任，产生出生命的热望，树立起对未来的信念。因此，索尔·贝娄的作品经常闪闪发光，不论大人物还是小人物，都能经得起命运的折磨，从未抛弃过人性的价值王国。正如贝娄本人所言：“艺术有些与混乱中的宁静相关，这是祈祷时特有的宁静，也是台风眼中的宁静。”这就是德国著名心理学家苛勒在柏林法西斯屠刀下逃跑的前夜，一面明知灾难迫在眉睫，一面演奏室内乐，“静静地等到最后”时居于支配地位的情景。正是在这里，生活和人类的价值标准与尊严，找到了永远不受风暴侵袭的惟一避难所；正是从这种宁静中，索尔·贝娄那些诞生于喧嚣的旋风之中的作品获得了灵感和力量。
索尔·贝娄曾三次获美国图书奖，一次获普利策奖，并于197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在受奖演说中，他说，艺术是给可视世界以最高公正的一种尝试，它试图在现实生活中找出最基本、最持久、最本质的东西。艺术家所感动的“是我们的生命的天赋部分……是我们欢快或惊愕的本能……我们的怜悯心和痛苦感，是我们与万物的潜在情谊——还有那难以捉摸而又不可征服的与他人休戚与共的信念，正是这一信念使无数孤寂的心灵交织在一起，使全人类结合在一起——死去的与活着的，活着的与将出世的”。索尔·贝娄进一步指出，艺术的本质是既简单而又真实，如果没有艺术，我们就看不到真实的印象，而只有一堆“我们错误地称之为生活，而实际上不过是一堆谋实利的代用语”。我们身上的邪恶，我们缺胳膊断腿的怪模样，恰恰表明我们的思想和文化是多么丰富多彩。我们知道得很多，我们感觉到的甚至更多。我们所卷入的、使我们无比激动的斗争，要求我们去简化，去消除那阻碍作家——和读者——成为既简单又真实的可悲弱点。小说总是徘徊于两个世界之间：一个是有客观物体、有行动、有形式的世界；另一个世界则是那些“真实印象”的发源地，它促使我们去相信，我们紧紧抱住的在邪恶面前仍然拒不放手的善，并不是一种幻觉。
中国的作家，大多还停留在写作的“刀耕火种”阶段，像索尔·贝娄这样思想深刻的人还未出生。他们大多既不读书，也无生活，靠的是一点点可怜的先天聪颖，很快便会消失殆尽。王安忆还算是佼佼者，但观念陈旧，很难想象能创造出什么“简单而真实”的好作品。王安忆于1999年10月在上海戏剧学院上了肤浅而滑稽的一课，题目就叫“编故事”。她认为，“创作首先就是一个技法问题。抽象的东西不可言说，只有技法具体又实际，好讲。好小说的核就是编一个好故事，能否编一个好故事，决定性的就是要找到一个好的人物关系，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很难有这么好的运气，所以更多的时候需要后天的努力。好莱坞的东西现在看多了就比较腻味，但好莱坞的技术却值得我们学习。它的技术化在于，在很短的时间里，立刻让人物缔结关系。我要讲的第四个问题，是因果关系的依据。因果关系的条件是什么，是由什么来形成的？为什么是因为这个，所以那个；而不是因为那个，所以这个？”这样的文化底蕴配以陈旧的观念编出来的故事，能有超越与前景吗？罗伯·格里耶在一篇名为《关于几个陈腐的观念》的文章中写道，“我本人也厌烦陈腐的观念和各式各样的木乃伊，但是我对于阅读小说大师的作品却从未感到厌倦。对于他们书中的人物，该怎样处理呢？是否应当停止对人物个性的研究？难道书中人物身上那么栩栩如生的东西，现在已经完全失去生命了吗？难道人类已经走进死胡同？个性真的那么依赖于历史条件和文化条件！那种种如此“权威地”向我们作的有关这些条件的解释，我们能同意吗？我认为问题不在于技巧和人的固有兴趣，而在于这些观念和解释。它们的陈腐与缺陷使我们感到厌倦。要想找到问题的根源，我们还需检查一下自己的头脑。”在这样的叙述面前，王安忆简直像一个幼儿园小班的朋友，她根本连文学的ABC问题也没有搞懂，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怪不得我们要厌倦她虚假的故事和木乃伊似的人物。她是多么拙劣地反映我们人！她的描绘根本不像我们，好比我们不像古生物博物馆里仿造的爬行动物和其他怪兽一样。我们要灵活得多，能干得多，善良得多，表达能力也强得多。我们人类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还多着呢！
作家是非常受人尊敬的。有头脑的读者非常宽宏大度，可以忍受一次又一次的失望，期待着一种更真实、更广泛、更丰富、更全面的叙述，阐明人类究竟是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等等问题。并要矫正庸俗的名利思想，抛弃陈腐的观念，为取得自由而与集体势力做斗争，为自己能做灵魂的主人而同非人化做斗争。
穿过喧嚣到达宁静的地带，我们正热忱地等待着他们。
五 阳光和玫瑰花的敌人
——王安忆们的困境和出路
经常读书的人，会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在中国文坛，有两个人出书量特别大，一个是贾平凹，一个是王安忆，简直成了“生产工厂”。据笔者统计，在1986年到2002年短短的16年内，王安忆就出版了11部长篇；在1981年到2002年的20年内，王安忆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22部；在1988年到2001年的13年内，王安忆出版了散文集11部；文艺理论集4部，自选集6部，与母亲合著1部，共55部。不知重复选编的选本有多少，但保守估计，一年至少写两部书，量不可谓不大。
按文学批评家李建军的观点，王安忆、贾平凹们的写作实质上是一种“消极写作”。消极写作是对当代中国一种颇为流行的写作模式的命名：它的“基本性质是虚假和苍白，它的叙述策略上的突出特点是拼凑和编造，内容和人物是重复和自我克隆，它的写作对象是流行和时尚，它对读者和生活的态度是戏弄和游戏，是一种伪写作和伪艺术”。消极写作有四大特点：一、缺乏现实感和真实性；二、把写作当作一种惯性，其写作动因不是来自于对生活的发现和激情，而是一种像抽大烟似的，不抽就难受，其结果就是大量炮制文字垃圾和文学赝品；三、是一种缺乏积极精神建构力量的异化性写作；四、是一种订货会式的，在艺术上粗制滥造的写作，即在最短的周期内完成最大规模的批量化生产任务。
重温一下当年别林斯基在俄国批评过的文学现象，对我们中国文学的建设大有裨益；“碰到一位名作家，我们总是只限于说些空话和溢美之词；不顾情面地说真话，我们就认为是亵渎神圣。如果这是出于真诚的信念呢？不，我们往往是出于愚蠢而无聊的礼貌，或害怕对方攻击为借批评出名。在西方，每一个作家的功过都会受到客观的评价；读者绝不会只满足对他们喜爱的作家的局部批评或赞扬，一定要批评家断定他们对于同时代或后代的影响，分析其作品总的精神，并判定其在整个文坛的地位和名望；分析作家的作品，是以审美精神和典雅法则为坐标的，对精致的搔首弄姿之作和粗制滥造的作品必须毫不客气。创作的能力，是自然伟大的天赋；创作者灵魂里的创作动机，是伟大的秘密；创作的瞬间，是伟大的圣务执行的瞬间；创作既无目的又有目的，不自觉又自觉，不依存又依存：这便是创作的伟大法则；构思的朴素、十足的生活真实、民族性、独创性，这是创作的一般特征；耻于爱情，赶走思想，出卖自己的自由，在偶像面前低头，祈求金钱和锁链，这是创作者的通病；享乐主义、肉欲主义，迷恋于快感和技巧，排斥哲学和真理的追求，这是创作的最大敌人；精神是神思，是生命的源泉，物质是形式，思想没有形式就无法体现，没有思想，一切形式都是死的，二者互为依存，互为因果；消极写作是一个‘机灵的掌柜’，这个掌柜善于迎合公众的口味，用鲜艳夺目的色彩引诱着大众，把大批客人从邻近的铺子夺出来，千方百计、厚颜无耻地把自己的货卖出去。没有通过伟大而奇妙的艺术促进祖国的文明和进步，也不能使祖国的人民像照镜子一样看到自己的愚昧和丑陋，而是千方百计地教唆读者走向虚无、神秘、享乐、野蛮和自私，这是地地道道的道德败坏，其可耻的文字无异于图财害命；在我们这儿小品文作家已成倍地增加，而且，因为他们有责任经常在首都大报上评说彼得堡的天气很坏，就自认为是深刻的思想家和崇高真理的发布人——他们是社会进步的敌人，他们千方百计地歪曲和丑化纯洁的语言，他们用哗众取宠来取悦时尚，用风花雪月来谄媚读者，用花言巧语来标榜爱情，用麻木平庸来宣扬糟粕，表面上新潮时尚，骨子里却是腐朽和反动，整天喋喋不休地发表着‘连篇累牍的沉闷的废话’。真正批评家的批评，绝不是简单抒发个人感情上的好恶，‘根据个人的遐思怪想、直接感受或者一般的信念，是既不能随意肯定任何东西也不能随意否定任何东西的：判断应该听命于理性，而不是听命于某些组织和个人；批评家必须代表全人类的理性和良知’。批评时简单地说‘我喜欢，我不喜欢’只有在涉及菜肴、醇酒、骏马、猎犬之类的时候才可能有威信，用于涉及崇高的文学艺术现象，无异于疯子和白痴的行径。”（均引自别林斯基《文学论文选》一书，第4页，第19页，第20页，第33页，第146页，第682页，第687—699页。2000年7月版，满涛、辛未艾译。）别林斯基的话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出了当代中国文坛的现状，也揭露了王安忆们创作的困境。王安忆们要想摆脱困境，殷鉴有三：
一 深入生活 深入底层 充分认识中国社会的现状
我读了一部王安忆的新著《我读我看》，其中有一篇附录叫《读书日记》。透过王安忆的读书日记，我发现了王安忆们为什么会创作资源枯竭从而胡编滥造的秘密。从1995年12月24日开始，到2000年底，王安忆有一两年内几乎两三天就会看一场电影、录像和戏剧或听一场音乐会，共75场，平均不到一个月一场。可想而知，王安忆的主要精力就是看杂志和看电影，业余生活一般只有开会和参加笔会，何其单调。没有生活，即使是伟大的天才也会死亡。有些生活中的真实，即使是做梦也想象不出来，更何况王安忆还要机械化生产。尤其是90年代以来，中国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闭门造车无异于坐井观天。再加上王安忆生活经历尚浅，知识结构尚窄，阅读范围单调而不求甚解，怎么能写出大悲悯、大视野、大感悟、大苦难的大气之作呢？
二 对文风和观念进行彻底的革命
川籍学者毛喻原先生在《论汉语的险境和诡谬》一文中认为：“语词是一种精神，不仅仅是一种能够规定意识边界的精神，更是一种能够突破这种边界，让意识向更多的维度拓展的精神……汉语从没有顾及、垂怜过汉人生活世界的存在真情。国人的罪孽，在汉语中找不到表述。在沉重的现实生活面前，汉语所表现出的那种莫名其妙的冷漠、麻木、潇洒、逍遥和轻逸确实让人吃惊……”毛先生甚至认为，中华民族之所以产生不了诸如《圣经》那样的名著，和汉语本身的缺限以及几千年的专制话语体系有很大关系。可想可知，王安忆们冰冷麻木的话语方式对汉语的损害和中国文学的误导是严重的，我们每个人既是受害者，也是刽子手。话语似有偏颇，却道出了中国文学的真相。
其实，方法代替不了内容，手段也不代表精神。就仿佛毛笔，虽然是传统的一种书写工具，但如果书写的是苦难、怜悯、慈悲、批判方面的内容，那就不失其价值，无论是行书、楷体或是隶书，那确实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电脑是最先进的书写工具，照样可以传播封建迷信和下流消息。重要的是思想和精神，没有思想就不能深刻地观照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没有精神，文学就会永远停留在黑暗的深渊。思想观念的革命，是文学革命的根本。
我们不妨通过王安忆和画家陈丹青的一段对话来戳破其陈腐的思想：
陈：比方写性，那个时候也写性，我们那会儿的那种性，压抑的原因有很多，政治的、社会的，非常扭曲的那种，现在的压抑，可能背后压他的那个东西比我们的简单多了。另外，我们那个时代一大块一大块东西存在我们心里面，然后我们要把这个东西端出来，在端的时候就能看到感受到很丰富的东西，噢，原来憋在里头这么多东西。可是时代并不总是那么深刻、那么有意思，或者那么适合艺术家去把它表达出来。我们那个大时代，是一个悲剧的时代，特别适合做艺术的人去表达它。
王：今天这个时代好像东西太多。
陈：东西太多，很复杂，也很肤浅。
王：声音也太多。
陈：五光十色。
王：我觉得现在人的思想还不如我们那时候自由呢，我们那时候空间大，因为什么都被取消了，所以空间大。现在这个世界充满了声音，自己都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