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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到这里，我突然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反感，短短几万字的一个中篇，把许多坏小说的毛病都惹上了。关于性描写，小仲马的《茶花女》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一个是写妓女的，一个是写性爱的，甚至两部书在出版时都遭到过非议，但在欲望和生理描写上却干净得一洁如洗，连一个脏字都找不到，为什么我们的作家水平如此之污呢？赤裸、笨拙、混沌、不加修饰，如此地把性展览出来是浅薄的表现。正如古希腊伟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言：“触觉是放纵之徒产生欲望的最主要感官；放纵之徒之所以被责骂，正是因为他不属于我们作为一个人的人性，而是奴性和兽性。恬不知耻地放大其欲望，就是禽兽。”梭罗则认为，一切的淫欲，虽然有许多形态，却只是一种东西，一味地放纵兽性，不加节制，是低级趣味的人，我们瞧不起他。
小说是奇迹而不是传奇
《生活秀》是池莉的代表作，在文学界好评如潮，后来又被改编成电影，还获了大奖。故事讲武汉市吉庆街卖鸭颈的漂亮女人来双扬的事，她为了生意好，就长年与成功人士卓雄洲挤眉弄眼，以便对方捧场。用作者的话说：现在的社会，男女睡觉的勾当，日夜都在发生，大家不以为然，那是生意，满意不满意，公道不公道，在人家买卖双方。睡觉简单，有情义就不简单了。总之，她最终与卓雄洲还是约会了，稀里糊涂就上床了，那一夜卓雄洲早泄，与平时的高大威猛判若两人。来崇德是来双扬的父亲，老婆死后，耐不住寂寞，又娶了一个性欲非常旺盛的老伴，当然老伴也迷恋于他的床上功夫。来金多尔是来双扬的侄子，来双元是来双扬的哥哥，父子俩先后做完包皮切除手术后，住在来双扬的家里养伤。九妹是来双扬酒店的副经理，十八九岁，年轻漂亮，对来双扬英俊潇洒的弟弟来双久疯狂痴迷，可惜来双久却进了戒毒所，靠来双扬送去的“香蕉”维持生命。来双元住在来双扬家里，自然就由九妹送饭，但送了几天后，九妹死也不再去送。来双扬是个聪明人，明白其中的奥妙，告诉哥哥“兔子不吃窝边草”，再说，“九妹是久久的人，久久可是你的亲弟弟呵。”来双元大言不惭地说：“那个小婊子说我怎么她了？我没有把她怎么样啊。再说，久久还不是玩她的。久久的女朋友一大堆。久久现在的状况，也结不了婚了，吸毒到这种程度的人，都阳萎了。那个小婊子以为她是谁？金枝玉叶？不就是咱家养的丫头吗？大公子我摸她一把那还是看得起她呢。”来双扬的火没处发，只好找来双元的老婆小金，况且，不摆平小金，她怎么取得吉庆里老屋房产的所有权呢？在一个夜晚，穿吊带背心的胖墩墩的中年妇女小金，正在和一位中年律师在广场跳贴面舞，来双扬出其不意，并以一百块钱为诱饵，把这个“想钱都想疯了”的下岗女工美美地教训了一顿，两人在广场大打出手，你一句“你妈NFDA1”，她来一句“你这个婊子养的”当头棒喝，好不热闹。还有，《生活秀》中的来双扬将小金打倒，并扬言小金若再敢和那个律师眉来眼去，她就要动用黑社会，然后扬长而去。来双扬最大的智慧，是将九妹嫁给房管所张所长有精神病的“花痴”儿子，从而合法取得老屋的继承权。爱情对于九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钱，有城市户口，有饱暖的日子，有健康的后代”。小百姓的理想就这么高，来双扬成功了。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来双扬的生意一直不错。朦胧的夜色中，来双扬显得更加风韵长存，妩媚多情……
在池莉笔下，来双扬们对生活的全部理解不过如此。正如她在序言中所言：“我们坐到了书房的窗前，看雪和读书，我们和孩子去堆雪人和打雪仗；我们在飘着雪花的玻璃窗边，抱着双肩，倾听上海老百乐门元老爵士乐队演奏的爵士乐——想听的就是‘似水流年’和‘婆娑起舞’；接着还听萨克斯演奏的邓丽君歌曲——真是令人惊讶，再也没有比这更散淡，更简单，更柔若无骨，更与世无争的萨克斯了，可是它与雪花一起回旋，能够引起我们往昔的美好记忆，居然还包括吃过的一种朝鲜辣白菜。”池莉对小说的理解是：“在成熟的商业社会里，通俗文学为阅读者提供一种故意的虚构，使读者享受娱乐、游戏、悬念、刺激以及所有直接的简单的表浅的感官感觉，它们摒弃真实生活的常态，使用超密集的情节和悬念，鲜血、死亡、意外、暴力和性是它们永恒的主题，它们最注重的就是紧紧抓住读者的生理反应……高级的通俗小说有本事让读者始终保持紧张或者勃起……大俗即大雅……我当然同意读者的多寡是检验作品价值取向的标准之一。所谓名著，当然是要有名气；所谓名气，当然是要众多读者的认可。”
池莉进一步指出：“我生活在中国社会，我不会高估小说的作用。我更不会在小说中做秀去提升生活。《生活秀》结尾我没有故意提升，那就是生活本身。我从来都认为生活用不着作家去提升，我努力要做的只是沉潜。我希望自己沉潜到中华民族的最深处，然后用中国文字去展示那最深处的光景。我以为我们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本身就蕴含着人类所有的意义，文人化的提升奶腔奶调的，往往只是圈内叫好，而被敏感的读者嗤之以鼻。我从写作的第一天起就没有打算在圈内讨好，我不容忍我自己唯一的热爱受到名利的玷污。”池莉说这话时的口气颇似鲁迅，其“高尚”的写作动机让人为之一振。精神家园呀，思想深度呀，彼岸呀，到底指的是什么？“我发现有些人很空洞很混沌很口是心非。说说大话其实也就是想图个知识阶层的喜欢，博个名利而已，因为谁心里都明白，历史和文学奖都是知识阶层决定的；而博得老百姓喜欢不仅没有实用价值，还有背上小市民名声的危险。所以说，文人的恶俗其实表现在媚雅。”究竟有没有实用价值，池莉心里恐怕是最明白，一面唱着高调，一面将大把大把的版税存入银行，多开心呵。池莉对文学界把文学划分为“严肃文学”和 “通俗文学”的提法不屑一顾，她坚持认为，“文学就是一种俗物”，对此观点，网上曾发生很激烈的争论。池莉曾激愤地说过：“我们谁能够不是小市民？谁能够不出没于市井？你以为你是谁？刚刚提着裤子从臭气熏天的公共厕所出来，就装出一副精神贵族的模样，说：‘你们这些小市民’吗，说实在的，这种虚伪真让我恶心……而我自己，我当然不会介意别人说我是小市民或者说我是世俗的作家，我永远不会否认自己的胎记、皮肤和头发的颜色以及自己生存的历史环境，不会否认自己的渺小和卑微……”（《生活秀》一书访谈录，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版）
池莉的上述论调，既是一种典型的“伪善哲学”，也是一种典型的“文化决定论”，同时又是一种典型的“民粹主义”，最后就滑到历史虚无主义的深渊。按池莉的观点，农民和市民中就没有糟粕了，每一个人都代表着民族文化的精髓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每一个出身卑微或刚刚富裕的人都无权利指责过去和反思过去，池莉小说中所有人物丑恶的劣根性都应该弘扬，那么，世界上还有真理吗？有是非吗？有真、善、美和假、恶、丑之分吗？我不相信拜读过朱学勤先生《书斋里的革命》一书的读者，就是这样的水平！池莉读得懂吗？是不是也是一种媚雅？
人类的文明和文化，是一个渐进演变的过程，经历了漫长的路。据罗伯特·路威著《文明与野蛮》一书介绍，早期玻利维亚的印第安人吃蜜糖，使一种像刮胡子时涂胰子用的刷子一般的东西，我舐一口递给你，你舐一口递给他。瓢里头有一堆捣烂了的果子，谁要吃，捞起来咂两口，咂过仍旧往瓢里一扔。何必要问有没有别人的唾沫呢？东非洲的乌干达的吃饭礼节在野蛮人里头算是顶考究的了。吃饭之前之后，全得洗手。但没有刀叉，一堆人围着一口大锅，用大拇指把食物捏一块下来，拈成一个小球往嘴里送。尤其是喝汤时，要求很严格，既不能把手指烫伤，还不能将汤水往四下里溅。最早的医学也很有趣，巴黎医学院博士论文的题目有：①空气是否较饮食更为必需；②清水是否较酒有益；③害相思病的女子应否放血；④每月醉酒一次是否有益；⑤女子貌美者是否多产；⑥女子是否较男子淫荡；⑦是否女子秉性愈淫者子息愈繁？据另一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一书记载，文学在意大利繁荣起来后，君主们去听诗歌朗诵会才不感到耻辱。但在德国，君主们更关心的是马和狗，而不是诗人和作家。因此，君主们不懂文学，他们死的时候也像自己的牲口一般，几乎没留下什么值得回忆的东西。
诚然，民族文化中有许多很有价值的东西，但是不乏大量粗鄙化的东西，尤其是市民生活，虽然它本身是生活，但它并不是艺术，艺术来源于生活的真实，但同时又是少量天才和先知先觉者智慧的结晶。一味地还原真实没有创造，就等于小学生写情书，根本构不成文学；一味地虚构没有真实，就等于镜花水月，空空如也。艺术地把握好生活和创作之间的距离，正是作家思想水平的象征，走任何极端，都会毁灭艺术。法国作家福楼拜说过，“美就意味着真实，虽说真实的东西不一定都美，可是最美的东西，永远是真实的”，“丧失了真实性，也就丧失了艺术性”。因此，他赋予观察、分析、理解以十分重要的意义，并力争用“批判”和“悲悯”这两大法宝，“透彻地理解现实，通过典型化的手段忠实地反映现实”。他在创造中，对法国黑暗的现实充满愤怒，同时又对他的主人只在黑暗中的挣扎充满感情，他情不自禁地说：“就在此刻，我可怜的包法利夫人，正同时在法兰西的二十个村落里受苦和哭泣呢。”池莉有这样的表现吗？坐井观天，狂妄自大是浅薄和愚昧的象征。文化史、文学史，靠的是少数精英的前赴后继，也许遭受嫉恶，身死刑场，也许搔首问天，赍志而殁。只有这样，人类的智慧才薪火相传，人类的生活才告别野蛮走向文明，这是历史的必然。粗鄙和虚假，这是文学的两盏鬼火——许多人肤浅愚昧，误入歧途。我们必须安上两块“此路不通”的牌子，警告行人。
客观地说，除了粗俗的语言外，《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在池莉的小说中算是最好的，它一洗池莉其他小说的固定模式，走向历史的深处，有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和阎连科的《坚硬如水》的影子。但《黄金时代》意在通过性爱嘲笑和反抗历史，阎连科则意在通过语言的真实还原历史的真实，并通过夸张的性爱来解构历史，所以两部书都有极强的可读性和震撼力。池莉的人物是平板的而不是立体的，既没有写出豆芽菜遭受权力蹂躏时的痛苦和反抗，也没有写出她对美好爱情的憧憬和渴望，她和关山所谓的做爱是应付和迎合，和小瓦的做爱则是本能和欲望。正如小说中描写的那样：在他们看来，男女之情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一般自然和必然，他们乐意成全世界上所有的孤男寡女，他们替所有到了十八岁的姑娘着急——生怕她们错过了人生最娇艳的花季。所以，豆芽菜和小瓦不可能不上床。小瓦都在农村两年多了，他是吃素的吗？
小说是奇迹而不是传奇。庸俗者千方百计通过稀奇古怪的故事吸引读者，自以为很刺激，其实不过是一个平庸的俗套罢了。没有任何的奇迹发生，永远是艺术的劣等品。借用一句老话：好小说就是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所谓情理就是客观环境下人物的性格，意料就是读者的想象。好的小说永远是奇迹，读者永远不会想到最后一刻发生的事，这就是由物质到精神的人性升华。黑暗可以使人深刻，但只有光明才能感人。杨显惠的中短篇小说集《夹边沟记事》中，就充满了这样的人性奇迹，多少人为之震撼和感动。在总共14篇小说中，杨显惠只有两次写到“性”，一次是在《李祥年的爱情故事》中，男女主人公历经19年的生离死别，终于相见了，做爱了，做了整整三天三夜，为漫长的痛苦和爱情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没有一句有关性器官和性感受的描写。这一爱，既是对人性心灵的巨大补偿，也是向黑暗和不人道的社会发出的呐喊，让人撕肝裂胆。另一次是在《不知道他是谁》中，杨显惠写到了“性”：1969年春天的某个傍晚，某农场文艺队到连队演出，原计划在演出完毕后，宣传队返回场部。结果结束很晚，汽车却抛锚了，宣传队员们只好各找朋友过夜，呼啦一下全散了。年轻漂亮的女演员李静惠恰好上厕所，而且去得时间长了点，回来时已空无一人，她扯着嗓门都喊哭了，仍然空无一人。她只好硬着头皮去敲地窝子前边的门，结果都是男宿舍，没人愿意理会她。后来遇到一位男知青，说他的房间只有一个人，他愿意把床铺让出来，自己到打麦场上露宿一夜。这种高尚的行动让李静惠很感动，头脑一热，就说你睡地上，我睡床上，几番争执，双方终于都睡了。地窝子里真热，蚊子还特别多，半夜里双方都睡不着。黑暗中，李静惠说：“要是实在咬得厉害，你就到蚊帐里来睡吧。”黑暗中，那个高大英俊的身影摸上床来，床太窄了，彼此都能碰到胳膊和腿。几番思想斗争，双方终于搂到一起，她下意识地喊了一声：“我的前途！”紧贴着她的那个身体颤抖了一下，掀开蚊帐，开门走了。天亮的时候，房间里只剩下她孤零零的一个人，有一束太阳光从天窗照了进来。这就是小说，把人性的复杂和时代的残酷揭示得清清楚楚，引发读者无尽的遐想。
生活正如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