妹妹在家吃不下饭，每天夜里睡觉都大喊大叫；瘦极了，脸也没血色。我妈也看出不太 对头，可万万想不到那儿去。我们就好歹哄弄着呗！后来我把妹妹办到了我那去。满以为她 到我身边就踏实了。但是呵，不知怎么慢慢传开好多风言风语。传来传去好像我妹妹有作风 问题，呆不下去才办来的。是不是打办调动的人那儿传出来的，说不好。如果人们知道真情 也好，可是传成这样我反倒不能把实情讲明，愈描愈黑嘛。特别是女同志都拿眼角瞅我妹 妹，慢慢我妹妹也觉出来了。不能辩解，只能加倍劳动，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工作学习都 跑在前头，别人割一亩麦子，她割一亩半也评不上先进。一次次入团入不成，女同志们就是 不举手，总是隐隐约约认为她是个坏女人，有作风问题才办到这儿来的。有人还要求组织调 查她历史。组织明知道她的情况却不敢讲。怕讲出来我妹妹的脸没处搁。生活中哪有没矛盾 的呢？一点小事人家就扔出刺激的话来，“你不干不净什么东西”呀，“什么变的”呀， “脸皮比钢板还厚”呀这类话。妹妹有时晚上找我，在坑坑洼洼大野地里溜达，总哭。没想 到换了环境还会出现这压力。我也想哭，但我忍住不落泪。离开父母在外，对她我有责任， 我再哭不是害了她？我就鼓励她。对她讲，咱爸，十几岁没父母，拉扯着弟弟妹妹吃多少 苦，咱大姑姑差点叫人骗进窑子里去。人生当中嘛事都可能出现，可是咱得活下去啊！何况 咱比起好多人还算好的，比那些插队的，强多了，将来同志们随着接触印象慢慢会变。我一 次次做工作，还是起作用的，妹妹逐渐坚强了。尤其我这人特别认真，讲原则，也常得罪 人，我又不是个无懈可击的人。有些人总甩些难听的闲话嘛的。我和妹妹由于这种特殊情况 特别敏感。对妹妹劳动上从来没有照顾——我总觉得人受点苦没害处——我做一个干部也不 能那样做。我要求妹妹比别人多干一点儿。妹妹心里明白，全做了。我挺感激她的，真的。
有些高中女学生慢慢品出我兄妹俩的人品，不再相信外边的传说。她们跟我说，我妹妹 经常半夜里大喊大叫，吓得女同学们都醒了。她们虽然什么也不知道，又隐约觉出什么来， 对我妹妹各方面都主动照顾。我妹妹这毛病大约延续了两三年。
好在我们都挺过来了。干得特别突出，先后都入了党，后来还选拔到机关工作。
那时女孩子到农村去，有这样的遭遇我敢说不是十个八个，而是成千上万。后来，下乡 后期，我在农场的组织部门，负责纪律检查和政策落实方面的工作，我接触到大量案卷。发 现很多农场干部，他们有权，欺负女知青；处理这些事的简报文件也见多了。十六团的团长 枪毙了，他一个人糟践了好几十个女知青。每个农场都不是两个三个，黑龙江有一百多个农 场呵。全国当时下乡知青两千万，女知青得占一半，一千万。很多女知青即便受到侮辱也不 会讲。我不是靠推断。七七年搞复查时，农场一个老干部要求对他的问题进行复查。什么问 题呢？也是奸污女知青被开除党籍。这女知青当事人啊已经到外地上大学击了。组织部门派 人去外调，找到那女大学生核对，没想到她根本不承认。实际上按照当时审问记录，处理材 料，很多细节那是真实的。她是不愿把这事带到大学去。那老干部大概也抓住了这心理，所 以闹翻案。查对无证，我们也就不好办了……所以我敢说是成千上万的。
当然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出现这类事也不奇怪。但是呵，如果在政策上咱不失误，不是因 为“文化大革命”，出于政治上经济上的原因，把那么多知识青年轰到农村去，给那些纵欲 的恶棍造成条件，我觉得很多女知青的悲惨遭遇就能幸免。那些女知青，那时候，我见得多 了，甭再提了。
我们这一代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但是呵，我以为上山下乡还是有失也有得。只是代价太 大了，对吗？
我对待人生为什么现在还很积极？就因为我在这段生活中——多艰难的生活阿——还有 收获，真实的，实实在在的。
北大荒好多土地都是我们开垦的。是啊，说到这儿，是有点自豪嘛的。我们去到那儿还 是一片荒原呢。新建的点儿，一无所有，只是荒地，一眼看不见边儿。农场的百分之八十都 是青年，极少是五十年代的复员军人和他们的家属。我们是北大荒的一支主要力量。当然老 一辈绘打下了一个基础。确实，甭管春天多苦多累，到了秋天麦子熟了，粮食上场了，西瓜 结出来了，猪养肥了，我们心里特别高兴，，那都是自己干的。所以说这青春不是完全丢掉 了，确实有价值，是吧！
我的好多战友没回来，失去了生命。好多原因，有救火死的，也有给坏人弄死的。都是 身边战友的事。上海的一个知青跟我同时接到命令，说有个坏人破坏农场，要我们去搜捕。 大黑夜里，正好叫我们发现，逼他到河边。那上海知青把他堵住，他看没办法就跳进河里。 当时四月份，河水刚刚解冻，水面还漂着冰片子，这个上海知青也跳进去了，棉袄没来及 脱，游着游着就沉下去，我就眼看他沉下去了。那坏人也淹死了。我永远忘不了这战斗。你 能说这知青死的没价值吗？他是为了保卫咱国家啊。
这儿大片大片森林。中原一带很难见到，方圆几百里，每年春秋两季都容易起火，枯枝 烂叶，积得厚厚，沾火就着。大部分是用火不注意，野炊、抽烟，或是汽车引起的，也有自 燃的。一着火，我们就跑去救。啊，那大火救起来，烧死烧伤都有。有次宿舍起火，救火时 还死一个知青。头天晚上我们还一块睡觉，说笑。房柁掉下来“轰隆”砸死了。
叫狗咬着得狂犬病死的，还有别的什么病死的，都有。他们的骨灰都留在那儿啦，当然 生命也就留在那儿啦。
想想他们，我们这代青年真有值得歌颂的地方。这可不是小说，全是事实，身边的事 实。我亲眼见的。有的作家说什么“荒原作证”、“白粹树林作证”，不用，用不着，我就 可以作证。
再有就是我在这当中进步入了党。我入党三次填表才批准。在这之前很多普通战士都解 决入党问题了。就是因为我起头说的我爷爷的问题。我父亲当初为了感激党救了他的命，加 倍工作报答党；要入党，也是因为这事政审没通过。主要是我爷爷的死没人证实。
我爷爷曾在云南是个小镇税务员，一次陪税务所长上省城办事，半截道上叫武装走私的 开枪打在腿上，流血过多死了。解放后为了我父亲入党的事，组织上找我家老奶奶（我爷爷 的母亲）调查我爷爷的情况。老太大还是老思想，怕人家嫌我家穷，就说：“我儿子一个月 赚好几百块钱，在那儿当局长，阔极了！”组织上不信，说你儿子赚那么多钱，你孙子（我 父亲）解放前怎么都病得要死了？老太大答不出来。这下我爷爷的成分就没法定了，组织也没 钱为一个普通人跑到云南调查，成了悬案。一直影响到我加入红卫兵和入党。那时很左，为 这事我找农场党委问我爷爷算嘛问题。回答说：“打死你爷爷你们说是武装走私的，万一要 是红军游击队，共产党领导的呢？咱们总得对党负责吧！”实际上我连我爷爷面儿也没见过。 我爸爸十五岁时，我爷爷就死了。
我不管他们叫不叫我入党，照样干。有些知青思想一直很浮动，总惦着返城。实际上， 上山下乡头一年，高于子弟借着爹妈的路子参军，变着法儿都走了，这是第一批。第二批是 有各种门路的，办选调，办特困；还有的办到三线去，先先后后定了不少。我一个心眼要扎 根农场，咬破手指头写血书不走。我这儿有份材料，您看，当时的，《工作队简报》，当时 对一些优秀青年就这么称呼，叫“××式的优秀队员”。××就是我的名字。最后党委书记 拍了板啦，他说这个事再出什么问题我负责。我就入了党。这书记我忘不了，我离开那里之 后，他调到局里当局长。这位老干部心里还是有“根”的。“文革”中批斗，叫人弄断三条 肋骨。
知青返城也真难，尤其那些没路子的。眼看人家一个个走了，自己怎么办，想辙。女同 志想什么辙呢？就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婚姻关系上。跟大城市的人订婚，再办户口，根本没 爱情可言。男同志更绝望，精神状态更没法说了。没辙就找病，吞钉子，吃硬币然后就透 视，有阴影吧。或把手弄破，血滴在大便里，或弄点蛋清放在尿里，再化验，一看几个加 号；说实在的到了疯狂毁灭的程度。
记得有个女青年与北大港一个男职工订婚。定好五一节回去见面，家里人都给联系好 了。春节连队一百多号人差不多都回去过年。我没走。还有一千多口猪，几百只羊，好几十 头马和牛，很多设施得看着。这女青年也没回去，就为的多存几天假放在“五一”一块儿 歇。她非常爱干净，在宿舍洗被子，穿得挺薄，屋里烧得挺暖和的，来回倒水一折腾感冒 了。连吃几天核霉素也没压下去高烧，我们急了，送她去医院。当时去农场场部好几十里 路，化验又赶上停电；再送到县里，来回来去过去一个礼拜，造血功能已经被破坏，再生障 碍性贫血。我是指导员，带着两个男青年两个女青年，五个人护理。这种病、得不断输血。 我决定女同志别输血，我们恒男的验验；我和另外一个男青年是O型，可这个青年脸上有点 为难。我说我输吧，输了四百CC血，完事她脸蛋就红扑扑了。原来是黄绿色，马上就精神 起来。整天我就在走廊上蹲着。大夫跟她说：“你这个男朋友真够意思。”她说：“那是我 们指导员，不是朋友。”大夫特别感动，非要给我开个病床，让我睡睡觉。九天九夜我们没 台眼。她死后到哈尔滨火化。处理完后事回去，人们见我就说：“你怎么这模样了？”就跟 打监狱里出来的一样。临死之前这女同志拉着我手，不让我离开。这时她姐姐、姐夫接到电 报赶来了，抢救时不让他们进。她和她姐姐、姐夫有点矛盾。可是拽着我说嘛不让我走，两 眼总看着我，光掉泪。那阵子话已经不能说了，只是人还清醒着。我眼泪也哗哗的。我们没 有一点恋爱关系，就跟亲兄弟姐妹一样。我当时唯一的想法是怎样把她弄活了。我觉得我们 够苦了，她得了病见不到父母，我看着她；亲眼看她停止呼吸。我在哈尔滨端着那个盛骨灰 的磁盆，还热着呐，我想，哪怕我再抽多少血，只要她能活也没说的。
成千上万女同志都走这条道了。就是牺牲自己的爱情和人应有的尊严、权利，换一条生 路，也未必会好。因为这条路没有爱情。埋下这个种子，必然会有恶果。这也是女知青的悲 剧吧！她们的价值仅仅就是一个女性。像我们这些光棍男同志，只能毁灭自己，吞钉子嘛 的，我看到就一顿臭骂：“咱不能干这事儿！挺不住还活嘛！”
79年知青大返城时，我是连队最后走的一个。走时心里有种负罪感。我想我最后走还 是一个逃兵，最终打了败仗，还是没能战胜自己，还得随大流。我家说嘛也让我回来；人家 都走了，快空了，宿舍里冷清得很。当时最大的压力是孤独。特别是后来没人了，打山东、 河北、河南招来大批盲流当临时工，我带着他们干活，不是味儿了；我一想，我得走。我忘 不了临走那天，几十个农场老职工送我，我提着手提包——那包里就几件破衣服和几本旧书 嘛的。打营房出来，过那个小桥，那些人就像送殡赛的，在后边“哞哞”地哭。有的捂脸嚎 陶大哭。尽管他们没文化，愚昧、粗鲁，可是跟大城市人际关系一比，实在可爱呀！送我老 远老远的，还听见他们哭。
我回来后很久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做梦似的。照理说回到父母身边，吃住都好了，可 就觉得空虚，觉得失掉好多东西。后来我觉得不该这样，还得从头做起。人嗯，在哪儿就得 从哪儿开始起步。这样，积极生活那股劲才又慢慢恢复。我不是说我喜欢文学吗？除上班努 力工作之外，80年我在文化宫的文学班业余上了两年课。82年我又开始上电大。去年毕业 了。成绩还算满意吧。我不想自吹什么，我就得这样干，我伯失去自己。我学文学，有个抱 负，觉得我有责任表现我们这代人和我自己。我永远当不了万元户，也不可能给我儿子留下 什么产业嘛的。如果我在有生之年能留下一本书，这辈子就没白活。
那些年使我落一身病。关节疼常常发作，还有胃疼，一疼就……忍着。恐怕我要带着它 过一辈子。我妹妹早结婚成家了，那件事，一直没法对丈夫说。不说就别说了。我们心里埋 着的并不止这个痛苦。但是呵，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是伟大的一代。这可不是自我安慰嘛 的。当时，“文革”把国家经济搞成那样，几乎崩溃，我们要是不下去，两千万人会给城市 造成多大的压力。尽管我们受骗，我们受苦，但我们支撑这国家大厦几乎坍塌的一角，是吧？ 应当说，是我们承受着“文革”造成的恶果，就是我们这代人。可是至今对上山下乡一直没 有一个正确的估价。我写过一首诗，原稿早没了，但我记着这两句，大概是：
它应当枝叶繁茂的时候却过早凋落了，布满伤疤的躯干却支撑着坍塌的天空的一角。
我知道这诗幼稚。可它是我真实的想法，也是我的信念，我的力量。
因此我说，对于我们这一代，失掉的和得到的是同样宝贵的。我们并没虚度年华。
我们不会忘掉北大荒。我们把那么多东西留在了那里，又把那么多东西从那里带回来 了。不是吗？
＊＊＊拯救灾难的，不是圣贤，永远是人民＊＊＊亦凡书库扫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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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底有没有罪？
1968年 30岁 女T市儿童医院医生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红卫兵大抄家高潮——整整三天经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