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流着眼泪，信了，就这么简单，从此就和爸爸一刀两断。自他打成右派，直到他死， 我再没见他。
如果是现在，我才不信这套呢！
但那是五十年代，中国人都是一个直眼儿的时代。许多大人都信，为了和当右派的丈夫 或老婆划清界限而离婚，何况我一个人事不知的孩子。我曾一次又一次使劲反省自己，是不 是害怕牵连，怕失宠，才昧着良心和爸爸一刀两断，应该说，开头是绝没有的。
当时我在这件事情上纯洁得白壁无瑕。有一次我梦见爸爸穿着敌军服装，追我，还开枪 打我，这就是那时我对爸爸的感觉。
我给爸爸写了一封信，居然连称呼也没写，我以称他爸爸为耻辱，义正辞严而狠巴巴地 写上这样几句：
“你现在已经是人民的敌人丁，你应该很好改造自己，回到人民中间来，到那时我就叫 你爸爸。”
据说爸爸收到这封信后，被送到北大荒劳改去了。可是你想，这封信对他的伤害多么厉 害！直到许久之后我才知道，反右时他的出版社总编辑被定成右派，爸爸和他很要好，单位 叫爸爸揭发总编辑，爸爸就是一声不吭，顶牛顶了一年多，使给爸爸也戴上右派帽子，一个 因正直而不被社会宽容的人，受尽了委屈和践踏之后，又被我一根铁针当胸扎进去，直插心 窝，我才是残害他的最无情、最丧尽天良的罪人！
叫我奇怪的是，他竟然一点也不恨我，好像他一点点也没有受到我的伤害！他在北大 荒，当听说我参加了《鱼美人》舞剧演出，还千方百计搞到一本《人民画报》，用放大镜从 画报的《鱼美人》的剧照找到了我。听说那是他在遥远的边陲贫苦生涯中唯一的安慰。那里 的人几乎全都看过这张剧照，有的人还不止一次看到。这本画报一直压在他枕头下，直到一 九六一年自然灾害时他在北大荒饿死，尸体从床上抬定时，那本画报还在枕头下压着，纸边 都磨毛了，画报上的剧照却保护得完好无缺。这事是我听妈妈说的。妈妈还说，爸爸在北大 荒又苦又累，每个月只能分到八斤粮食，得了肺炎，贫病交加，活活饿死，后来被用破席裹 了裹，埋掉。我妈妈亲自去北大荒领他的遗物。只有几件破衣服，烂帽子，一个旧搪瓷水怀 和洗脸盆，再有就是这本画报，还有一个日记本。他生前哪敢在日记本上写真实的感想，都 是记事，天天的流水账。但日记本中间却写了这么一句止不住的真情：“我从《人民画报》 上找到了她，她更可爱了，我兴奋地直哭！”这便是他留给我的遗言。
这遗言一行字，像一条鞭子，我重复一遍，就火辣辣抽我一次。
他去世这年，我十五岁。我们分手两年，一个情断义绝，一个至爱情深，我没给他再去 过一封信，更谈不上去看他。
我常常反思自已，在这两年里，我与他一直断然不再有任何联系，难道只是因为天真和 受革命教育的结果？真的一点也没有因为怕压力、怕连累自己、怕不受组织信任与重视的私 心？我不敢承认有，如果承认就承受不了刺心般的自责。但我可以告诉你，有……
自从他被打成右派，天压下来了。所有重大外事与政治活动实际上都不再有我。原先说 我十四岁就可以破格入团，从此也不再搭理我。每逢别的伙伴们去参加重要活动演出，我一 个人孤零零在院里溜达，深深尝到了政治歧视的厉害。原先对我特别好的那些老师，突然变 一张脸，像川剧里的变脸；他们想尽办法迫使我去揭发爸爸，我能揭发什么？那些老师因为 在我身上榨不出可以使他们凭功请赏的政治油水，就恨我，冷淡我，排挤我……
但这样就应该抛弃爸爸吗？
特别是在他最需要我的时候。世界一片暴风雪，冰天冻地，只有女儿是他唯一温暖的依 傍呀！
如果现在以我的死能换来爸爸的复活，我宁愿马上去死，但当时为什么因为惧怕压力就 把他抛开？我恨“划清界限”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像一把刀斩断我们父女，而拿起这把刀的 偏偏是我自己。
愈清醒就愈痛苦，愈痛苦就愈清醒。
特别是爸爸的死，一下子使我来个很大转变。我转向面对自己，不再是面对外部世界。
我开始不爱自己，怀疑自己，否定自己，甚至害怕自己。我感到自己的良心被狗咬去一 大半。我的精神要崩溃丁。平衡自己的只有苦练业务。因为爸爸的一个理想就是盼望我能成 为优秀的舞蹈家，我要拼命地干，干得出色，做为补赎自己的罪过！
文化大革命到来之后，我的家整个完了，妈妈和弟弟妹妹被赶到草原去。只剩我一人， 孑然一身，无依无靠。我前边讲了，我巳经不关心外部的事，这期间面对“文革”，我非但 不伯，好像什么也不在乎了。红卫兵说我爸爸是反革命，我偏说他是好人，巴不得他们把我 打死，为父亲挨揍，死去活来，良心才得安宁。特别是本团的革命派们嫉妒我的业务好，批 我“自夸典型”，不叫我加入“样板团”。那时除去样板戏根本没有别的演出，我几乎失业 了；我却坚持练功，如果我垮下来，父亲留在世上的理想也就全完了。我天天坚持练功，晚 上躺在床上还练腹肌；乘坐电车时我从来不坐，借着车子晃动好练身体的稳定性……
文化大革命对整个社会的空前摧残，对人大面积的迫害，使我的头脑更加清醒，也就更 不能原谅自己曾经的罪过。这期间，虽然我在社会上沉默、冷静、很坚强，但回到家里就软 弱下来。我想爸爸，而且这种思念与日惧增，只要串门来的人谈到右派、北大荒、劳改、批 判斗争，虽然没有触及到爸爸，我也哭，呜呜的，哭起来就止不住。哭到最后，只觉得人空 了，拿什么也填补不上。
七五年广州交易会找到我们团，要求派演员去给外宾跳舞。因为我的民族舞跳得最好， 只好叫我去。还说属于“给出路政策”，当然必需“控制使用”。我想这可到了给爸爸争口 气的时候了。我跳“红绸舞”，场场满堂彩。每次谢幕，我面对着热情沸腾的台下，却像对 着漆黑冰冷的阴间，面朝着遥远而不可及的父亲，对他深深鞠躬。心里默默对他说：我想 他、爱他、请求他谅解，我感到终于有机会、有办法来赎罪了。可是，这股劲憋得太久，一 发而不可收拾，兴奋，激动，拼命跳，忘乎所以，身体和精神都顶不住了，突发心跳过速， 常常跳得一分钟一百四十次，人倒下去，几个月躺在床上，人也脱相了。医生说不能再于跳 舞这行，这怎么行？我一边养病，一边偷偷做简单练功，还默默请求父亲保佑我，让我站起 来，回到舞台上，给我赎罪的机会，这罪还像一块大石板压在我身上呀！
一九七九年爸爸的冤家平反了。
他死去那年只有四十五岁，风华正茂，在我印象中他总是那种精力旺盛的样子，但七九 年如果他依旧在世，也不过六十刚过，相信他那种对生活、对人的热情依然一如盛年。人生 最好的岁月，他却在地下一动不动长眠，想起来真是凄苦极了。
爸爸在文化出版界的一些朋友发起，为他开追悼会，灵堂设在八宝山公墓。主办追悼会 的人叫我写一份悼词。我心里有许多话要说，答应了。拿起笔来，百感交集，悲愤交加，激 情奔涌，要报复，要发泄，要控诉，但在灵堂里念起这悼词时我却出奇的冷静。没想到参加 追悼会有这么多人，黑压压把灵堂站满，不少是文化出版界名人，他们听着我一字一句地 念：
“亲爱的爸爸— ”
我终于叫他了，压在心里整整二十年的声音，终于在大厅广众堂堂正正、骄傲自豪地呼 叫出来了。然而，我居然没有激动，而是异常平静地念道：
“今天，我站在这里，既没有痛苦，也没有高兴，我只有一种怨恨！
我恨我们太软弱了。软弱使我们屈从于外界的压力。软弱使我们在您最痛苦的时候，不 敢去安慰您，不敢去爱您。软弱使我们只能瞧着命运把您一个人抛给了苦难。
我恨我们太无知了。无知使良心遭受欺骗。我至今不能原谅我自己，为什么竟相信那些 把您指责为人民敌人的谎言。爸爸，您还记得那时我给您写过的信吗？那信的开头没有称 呼。我写道：“因为你是人民的敌人，所以我就不能叫你爸爸‘。虽然当时您肯定非常痛 苦，但还是用放大镜困难地在《人民画报》’鱼美人‘舞剧剧照中找我，想看我。我的好爸 爸，亲爸爸，我知道您不会怪罪一个十三岁的无知的女儿，可是随着时间的增长，我越来越 痛心，越来越不能原谅我自己给爸爸心灵所压上的痛苦，我良心在受折磨。’不敢爱‘本身 就是一出人间的悲剧，能把纯洁的爱变化成无知的恨，这种爱与恨的颠倒是残忍的。爸爸就 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被折磨而死。
有些人是不需要灵魂的，但我觉得像爸爸这样一个一生正直、热诚、善良的人应当有灵 魂。他也不应当被人们忘记。他那孤苦的灵魂应当得到慰藉。爸爸，您若知道有这么多熟悉 的伯伯和阿姨、您生前的朋友，经过他们的努力能够在北京的八宝山悼念您，您感到欣慰了 吗？爸爸，我爱您，想您呀——您听见了吗？您肯定是听见了！爸爸，您安息吧。“
我在整个念悼词的过程中，四周安静极了，安静得听得见每一个轻微的抽泣，抑制不住 的呜咽。我自己却没有哭，真的，我听见自己异常清晰的口齿，把每一个字送到灵堂又宽又 大的空间里。我甚至听得见自己转换句子时换气的呼吸声。我感觉好像身在天堂里，在神灵 光辉的照耀下，对着爸爸讲这番话的。我感到他巨大、温暖和宽厚的存在。并感到他真的原 谅了我！一切恢复如初！这一刹那，我仿佛被自己净化了，被大彻大悟，被永不背叛的真 诚，被全心倾心的爱，把自己从无边的苦海里拯救出来，向上飞腾，飞进一片光明透彻、一 尘不染的天空中……我有生以来头一次这样轻松、自由和舒服呀！
从这以后，我似乎好多了。
你以为我就此解脱了吗？那就错了！开头我对你说过，如果欠着活人的债很好办，但我 欠的终究是早逝的爸爸。我总琢磨他临死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最疼爱的女儿与他“划清界 限”，他怎么会不感到亲离的疼痛与人世的悲凉？每靠想到这里，那悔恨的阴影又把我遮盖 起来。这也许是永生永世难以解脱的了。
中国人的宗教不讲忏悔。没有忏悔，人会活得愈来愈狠，或愈来愈累。对于有心灵生活 的人讲，没有忏悔就无法活。我的心便成了我的忏悔室。每逢此时，我就躲进我幽黯的忏悔 室里，与自己喃喃对话。
哎，作家，我对人生有这样一个理解：人生有一万条路，但每个人只能走一条。如果你 选错了，即使后来知过改过，曾经的过失也无法弥补。……当然，任何事物都不会是单纯积 极或消极的。残酷的人生与社会教给我的是：永远再不要单纯，永远再不要做违心的事。宁 肯为真心付出沉重的代价，也不要为违心付出悲惨的代价。
这是我从八宝山爸爸灵堂走出来后，悟到的几句自我的人生箴言。
＊＊＊忏悔可以使人摆脱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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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决不放弃使命
——《一百个人的十年》再记
一九八六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灾难性地降临二十年，也是它破产式地结束整整十年 之际，我心里沉甸甸生发出一个庄严的愿望，要为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一代人，记载他们心 灵的历程。这感觉，犹如心中升起一面致哀的半旗。我把这部书的总体构想与创作本意写成 《前记》，刊载在当年的《人民日报》上，同时在《十月》、《文汇月刊》、《小说家》等 刊物上，发表了最初采写的一批“文革”受难看内心的故事。尽管无以数计的读者，用激励 的信件支持我的做法，要求我为他们代言，可惜它生不逢时，在发表后一段不愉快的日子 里，被舆论界微妙而难解地冷淡开。于是，有人劝告我，写“文革”只有等下一代，或者由 外国人来写。听到这话，不禁一阵深切的悲哀。
尽管“伤痕文学”运动曾经势如狂潮，但“文革”这个写作禁区并未彻底冲垮。过后， 无形的绳索又悄悄围起这块禁地。也许这不是绳索，是一种善意的忧虑。担心如此便会加重 人们背负的重石，向前举步维艰；担心痛苦多了便不会笑；或者直说了吧——担心总去褐那 疮疤，会影响人们对现实的信心——这是深藏于某些人心中的一个荒谬无知的逻辑。由于这 心理逻辑，以致在每一个粉碎“四人帮”周年纪念的日子里，都故不作声。
中国决心改革，但改革是从“文革”中逆向走出来的，是从“文革”的悬崖绝壁上扭转 身来，奔往人类的光明之途。然而政治上的觉醒，并不能替代整个民族的彻底觉醒。至今牵 绊改革双足的，仍有许多是深远地来自“文革”的结实的丝缕，不管是看得见的体制上的， 还是看不见却牢牢潜在人们意识里的，而一切看得见的都存根于看不见的之中。我们民族也 许苦难太久太深，总是避讳言之不吉；而放弃教训的民族是没希望的。人类前进所必须的力 量，一半来自教训。任何民族的奋发自强都需要两种清醒：清醒地面对世界和清醒地面对自 己，清醒地面对未来也清醒地面对过去，中间不能隔裂；清醒必须全清楚，含糊就会全糊 涂。以文学清算“文革”，不仅是历史的需要，也是现实的需要。对“文革”——切身的体 验，切肤的痛苦，切心的焦虑，以及被这些深切的感受唤起的庄严的民族责任，只有在我们 一代“文革”经历者身上最强烈。用它推动社会进步和逼真如实写在历史上的，也只能是我 们。有什么理由硬把它封存起来，埋藏起来，留给后人或外国人当作古董去挖掘？
今年春天，我在波兰马丹涅克纳粹集中营遗址上徘徊。集中营的一切，都像文物一样完 好如初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