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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精神分析法与别的精神治疗法都应用“暗示”或“转移”作为自己的工具。但是，它们之间还是有差别的。对于精神分析法来说，应用暗示或转移，只是引发病人去做一件心灵上的思考工作，让他随意地思索，以克服他的转移抗力。这种思考工作，关系到他的精神状态的命运。在进行精神分析时，分析者要让病人感觉到转移的发生，要主动告诉病人：在他的转移态度中，正显示他再次经验到他在儿童退行期内自己与最早爱慕的对象之间的感情关系。要用这种说服来安慰病人，解除他的顾虑。
如果医生能真正地按这些要求去驾驭“转移”，它就可以从抗性的最强武器，一变而成为精神治疗的最佳工具。
当然，对“转移”的处理，乃是精神分析术中最难掌握的一环。只有认真地观察，有最好的忍耐，又有机敏的态度，才能抓住要领，加以实施。
弗洛伊德已经基本上把握了人类精神活动的内在规律，而这些内在规律恰恰就是在整个的梦的解析过程中总结出来的。
第八章 生活的旋律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弗洛伊德向人类心理深处凯旋行进的时候，弗洛伊德个人和家庭的生活也经历了深刻的、自然的变化。他和他的整个家庭的生活旋律同他的科学研究的节拍非常协调。
柏格街是一条典型的维也纳街道。沿街都是十八世纪建造的古典式住宅，间或有几家店铺。弗洛伊德住的房子庭院大门很宽，马车可以直接驾到里面去。大门的左边是管门人住的小房。弗洛伊德每次进出大门，都要由管门人开关大门。进门后向右转，就有一段不太高的阶梯，走上去就是弗洛伊德那有三个房间的住宅。房子的窗户是面向后院的，从这里另有一道石阶，通往二楼弗洛伊德家人住的地方。
一九三零年，维也纳市议会建议把弗洛伊德住的那条柏格街改名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街”。这是维也纳市一贯遵循的传统——凡是名医住过的街道都要以该名医的名字来命名。但弗洛伊德自己当时并不同意，加上当时存在着其他的政治因素，市议会的这个提案并没有实施。直到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五日，市议会才通过决议，将维也纳第九区的一片住宅区，命名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区”。
一九五四年，世界心理卫生联合会为了纪念弗洛伊德，特地为弗洛伊德住过的这所房子前面立一个纪念碑。
弗洛伊德从一八九二年搬到这里以后，一直在此行医。他的许多重要的精神治疗法，都是在这里创造、使用的。许许多多精神病患者，在这里得到弗洛伊德的精心治疗而恢复健康。被弗洛伊德治好的病人，每当路过这所房子，不由得从内心深处激起阵阵情波，加倍地敬仰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所用的房间，第一间是一个窗户开向院子的小候诊室。这个房间后来还成了维也纳医学会每周例行会议的会议室。在这个房间的中央摆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四壁则饰以弗洛伊德收集的古玩古董。这间房间和隔壁的诊疗室有两道门相通。门的周围饰以厚厚的绒布，并且挂上层层帘布，以保持诊疗室的隔离感。在诊疗室里，弗洛伊德一向是直挺挺地坐在一张面向窗户的、不太舒服的椅子上，旁边摆了一张写字台。往后的几年，才多摆了些高凳子。这个房间也有不少古玩摆设，包括有名的格拉底瓦浮雕。由诊疗室再进去就是弗洛伊德的真正的书房。在这里尽是一排排的书，不过也放着装古玩的橱台。他写字用的桌子并不大，但一直保持整洁。清理他的桌子时，必须非常小心，因为桌子放着许多小塑像，这些塑像大多是埃及的，橱子里也放着许多类似的塑像。弗洛伊德经常把这些塑像摆进摆出，轮流放在桌子上。弗洛伊德很喜欢收集希腊、亚述和埃及的古董。对这些古董的欣赏，在弗洛伊德的感情生活中，占据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弗洛伊德收藏它们的目的，不只是从艺术的观点，更重要的是从历史和神话的背景去分析。他在欣赏中，总是跟踪着这些艺术品和古董的作者的精神活动的痕迹，一直追溯到心理生活的深层中去，试图发现人类在其中的神秘精神力量的活动轨迹。
在维也纳，弗洛伊德的生活除了工作，简直没有别的更重要的事情。通常他早上八时就看第一个病人。不过他的繁忙工作加上晚睡，使他每天清晨都想多睡一会儿。因此要在早上七点多把他叫醒，也不容易。有一个理发师每天早上都来他家，给他修胡子，必要的时候顺便理发。早上起来之后，匆匆吃早饭，瞥一下当天的《新自由报》，就去给病人看病。每一个病人平均要花十五分钟的时间，然后体息五分钟，清一清他的头脑，或是到后面去看看家里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不过只要他和病人约好时间，他就一定准时去看病。
他一家人的午餐时间是在每天下午一点左右，这是一天中全家聚会在一起的唯一时间。因为他进晚餐时，每每已经入夜，小孩子们都去睡了。所以午餐是他们的主餐，而且也是最丰富的一餐：羹汤、肉、干酪、甜点等一应俱全。弗洛伊德用餐时总是聚精会神地去品味，一言不发，常常弄得客人尬尴得要命，只好和他的家人们谈天。弗洛伊德虽然不说话，但家人的言谈，一天的消息等等，他都一字不漏地听进去。有时候哪个孩子没赶上吃饭，他就会以一种询问的眼光看着他太太，并且一言不发的用他的刀叉指着那个空位子。然后，她就会向他解释那个孩子为什么不来吃饭的理由，弗洛伊德听了她的解释，他的好奇心就满足了，就会点点头继续吃他的饭。弗洛伊德的所有这些微小的动作和行为，都表明他所一心响往的，就是能始终保持融洽的家庭生活。
除了特别忙碌的时候外，弗洛伊德每天下午一点到三点是闲着的；在这个时候，他休息几分钟后，就开始在街上保健散步。在散步中，若有机会他也会到店里去买点东西。弗洛伊德一向健步如飞，所以在那段时间内，他可以自在地走一段相当长的路程。他常常利用这个机会把著作的校样本送到出版人都帝克和后来的海勒那里。而更重要的事情是要到米开罗教堂附近的烟酒店去，补足雪茄袋里的雪茄。下午三点到晚上九点（忙时到十点）是弗洛伊德看病的时间。而他一天中用于进行精神分析的时间，长达十二至十三小时。
从下午一点到九点，他都不吃东西。这两餐饭的间隔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不过弗洛伊德已成习惯，一直到六十五岁后，才在下午五点时喝一杯咖啡。
弗洛伊德在用晚餐时，和中午心无二用的情形不同。这时他会很自在地和家人谈笑风生。吃过晚饭后，他还要散步一次，不过这一次散步通常是和他的太太、姨子或是他的女儿。有时候他们在这个时间内会到咖啡店坐一阵；夏天到兰德曼咖啡店，冬天则去中央饭店。有时候他的女儿们去看戏，弗洛伊德就和她们约好，让她们看完戏后在一个特定的路灯下会齐，然后护送她们回家。
弗洛伊德的大女儿，曾谈及一则有关他父亲对家人礼貌的故事。她说当他十四岁的时候，有一次弗洛伊德请她走在他右边，一起出去散步，她的同学看到了，就告诉她说，这种走法不对。那位同学说儿女永远该走在父亲的左边。她就很骄傲的回答说：“我的父亲可不是这样，和他在一起，我永远是一位女士。”
散步回来后，他马上就回到他的书房去专心工作。首先是写回信，然后是写他的论文。此外，他还得为他主编的期刊下功夫，以及校对他自己的手稿，通常在一点以后才去睡觉。
星期日是休息日，这一天他没有病人。早晨，弗洛伊德总是和他家的一、两个人去看望他的母亲，去时若正巧碰到他的姐妹也在那里，他们就会谈个不停。弗洛伊德一向都是一个很看重家庭的男人，所以家里有什么困难问题，他都要参与处理，而且都会提出他的建议。在看望母亲时，弗洛伊德听多于说。不过每次听到严重的问题时（如钱财方面的问题），他就会和他的弟弟亚力山大静静地讨论商量。有时候他从母亲那里回来后会去拜访朋友，或是在家接待来访的客人，不过这种情形，一年中也难得有几次。后来，星期日成为弗洛伊德最喜欢的日子，他用这一天去看那些来自海外的精神分析界的朋友，因为只有在这样休息日才能花大量的时间和他们在一起。弗洛伊德的亲密朋友钟斯就有好几次和他畅谈到凌晨三点。虽然这影响了他的睡眠时间，但他也觉得要结束一次津津有味的畅谈，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通常，星期日晚上，他的母亲和姐妹们都会过来一起聚餐，不过弗洛伊德从不耽搁时间。晚饭一过，他就溜到自己的房间去。如果有什么话要私下和他谈，就得到他的房间里去找他。对弗洛伊德来说，星期日固然是难得的休息日，但同时也是难得的写作时间。弗洛伊德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在星期日写出来的。
在弗洛伊德的爱情生活中，玛莎确实是他唯一的对象，他视玛莎如珍宝，其重要性永在他人之上。虽然有种种迹象表明他的婚姻生活中比较热情的部分，比一般男人结束得早，不过他对玛莎始终都是很忠诚和挚爱的。有一位作家曾说：“玛莎简直成了洗烫刷扫的管家婆，她从来就没有休息过，也没想到过要休息，因为即使打扫干净了，也还有工作要做。”其实不尽然。玛莎虽然是一个很能干的主妇，但是对她而言，与其说家务第一，还不如说家庭第一来得确切。而且她也绝不是那种“保姆型”的人，实际上她是一个很重生活情趣的高级知识分子。她晚上的时间都用于念书，所以直到她死为止，她始终都能赶上最新的学术潮流。那时候许多当代有名的文人都曾到弗洛伊德家做客，其中德国大文豪托玛斯·曼的到访，更使玛莎欣喜若狂，因为托玛斯·曼是她最喜欢的作家之一。玛莎很少有机会（也许是没有兴趣）去探求纯学术性的研究，而且对她丈夫的研究工作也很少有什么特别认识。不过在弗洛伊德的信件中，偶尔会提到有关格拉底瓦、达芬奇、摩西等人的著作，其中有些知识是从她那里获知的。
有一位美国作家写过一本书，里面有关弗洛伊德和他的孩子们之间的关系，其中有两则是不够确切的。弗氏的儿子们念了这一段文字，都震惊得不得了。令他们惊奇的第一件事，是说弗洛伊德对孩子们的亲热，并不是一种自然的流露。事实恰恰相反，钟斯有一次就说，他亲眼看到他女儿趴在他的大腿上撒娇，那种情景，他那自然流露的感情真是表露无遗。对弗洛伊德而言，能和孩子们在一起，分享他们的快乐，是他的最大兴趣。假日，大家在一起时，他也把宝贵的时间用在他的孩子们身上。更奇怪的一件事，是那位美国作家说弗洛伊德是一个严酷的父亲，说他的孩子是在敬畏、服从的严肃气氛之中长大的。其实正好相反，如果要找弗洛伊德教育孩子方法的毛病，唯一的一点也就是他那不寻常的宽大放任。在那个时代，让孩子们的性格自由发展，很少加以限制或惩处，是少有的现象。弗洛伊德显然已走在前面，而其效果也非常好，不管是他的儿子或女儿，他们后来的发展，都令人满意。
在弗洛伊德的家里，最不寻常的一点，就是那种出奇的和谐气氛，孩子们都和他们的父母一样，具有高度的幽默感。所以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欢笑，彼此之间偶尔也有挪揄，但是绝对没有恶意的玩笑或者无端的发脾气。这一家人中，没有一个人能想起他们之间曾有过争吵的事。
弗洛伊德常说，人生有三件事不能过多的打经济算盘，那就是：健康、教育和旅行。他还认为让孩子们穿着好的衣服，对于他们的自重、自爱也是很重要的。
弗洛伊德特别注意孩子们的假期和旅游，认为绝不能因为没有钱而扫他们的兴。所以在这方面，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而他们从来也不辜负他的好意，足以表明他的孩子有很好的性格。另一方面，由于他能设身处地和公平待人，使他常常为朋友的经济情况着想，而他的这个良好的品格也深深地感染了他的孩子们。他的大儿子的最知心的朋友是一个很穷的年轻人，但每当他们两人要一道去爬山旅行时，弗洛伊德一定先问清楚这位朋友带多少钱，然后他就按照那个数目给他的儿子，他认为这样做才不至于使那位朋友处于尴尬地位。
弗洛伊德的最主要的收入，是从诊治病人中获得。在当时，他的医疗费，每次是四十奥地利克朗，这在当时的维也纳算是较高的。他把每次看病所零星收集的钱尽可能节省下来，一部分积存起来，一部分用于满足他收集古董的嗜好。至于著作的收入，起先都是小数目，他就当做礼物分发给孩于们。送礼物是他最乐意做的事，而且，往往急于马上送出去，并且不耐烦等到适当的时机，所以每当碰到孩子的生日，虽然有他太太的阻止，但总是在前一天晚上，他就把礼物送到孩子的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