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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王大人坚持写作，一直写到了成化二十二年（1486），70大寿过了，可习惯一点没改，朱见深总是能够及时收到他的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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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又没有强制退休制度，忍无可忍之下，朱见深竟然使出了阴招，正巧南京兵部侍郎马显上书要求退休，朱见深照例批准，却在上面加上了一句匪夷所思的话：
“王恕也老了，就让他退休吧。”
看到这句话，大家都目瞪口呆，马显退休，关王恕什么事？可朱见深也有一肚子苦水没处倒：
同志们，朋友们，我是个不愿意干活的懒人，可也实在经不起唠叨，不得以出此下策，这都是被王老头逼的啊！”
王恕啥也没说，干净利落收拾东西回了家，这一年他七十一岁。
朱见深是个得过且过的人，他在世上最怕的只有两个字——麻烦。王恕这种人自然不对他的胃口，可是朱祐镗与他的父亲不同，他十分清楚王恕的价值。
于是在弘治元年（1488），七十三岁高龄的王恕被重新任命为六部第一重臣——吏部尚书。这位老兄估计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虽然年纪大了，却干劲十足，上班没几天就开始考核干部，搞得朝廷内外人心惶惶。可这还没完，不久之后，他向皇帝开刀了。
王恕表示，每日早朝时间过短，很多事情说不完（符合他的特点），为了能够畅所欲言，建议皇帝陛下牺牲中午的休息时间，搞一个午朝。
这事要搁到朱见深身上，那简直就算晴天霹雳，是万万不可能的事情，但朱祐镗同意了。
这就是明君的气度。
王恕做了吏部尚书，开始折腾那些偷懒的官员，与此同时，另一个实权部门兵部也迎来了他们的新上司——马文升。
说来滑稽，这位马文升大概还能算是汪直的恩人，他资格很老，成化十一年就当上了兵部侍郎，此后一直在辽东守边界，当时汪直的手下在辽东经常惹事生非，挑起国际争端，可每次闹了事就拍拍屁股走人，帮他收拾残局的就是这位马文升，到头来领功的还是汪直。
时间一长，汪直也不好意思了，曾找到马文升，表示要把自己的军功（挑衅闹事）分给他一部分，马文升却笑着摇摇头，只是拉着汪直的手，深情地说道：“厂公，这就不必了，但望你下次立功前先提前告知一声，我好早作准备。”
汪直十分难堪，怀恨在心，就找了个机会整了马文升一下，降了他的官，直到汪直死后，马文升才回到辽东，依旧守他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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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祐镗是个明白人，他了解马文升的能力，便召他入京担任兵部尚书，这位新任的国防部长只比人事部长王恕小十岁，也是个老头子。可他的手段比王恕还厉害，一上任就开除了三十多个贪污的军官，一时之间兵部哭天抢地，风雨飘摇。
这下马文升算是捅了马蜂窝，要知道，兵部的这帮丘八们可都是粗人，人家不来虚的，有的下岗当天就回家抄起弓箭，埋伏在他家门口，准备等他晚上回家时射他一箭。
马文升也是个机灵人，从他的耳目那里得知了这个消息，便躲了过去，可这帮人还不甘休，竟然写了诋毁他的匿名信用箭射进了长安门，这下子连朱祐镗也发火了，他立刻下令锦衣卫限期破案，还给马文升派了保镖，事情才算了结。
这两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子虽然头发都白了，却精神头十足，他们官龄也长，想当年他们中进士的时候，有些官员还在穿开裆裤呢，论资排辈，见面都要恭恭敬敬叫他们一声前辈，而且这两人经历大风大浪，精于权谋，当年汪直都没能奈何他们，何况这些后生小辈的小把戏？
就这样，二位老前辈上台之后一阵猛搞，没过多久就把成化年间的垃圾废物一扫而空，盛世大局就此一举而定。
当老干部大展神威的时候，新的力量也在这盛世中悄悄萌芽。
弘治二年（1489），学士丘浚接受了一个特别的任务——编写《宪宗实录》，这也是老习惯了，每次等到皇帝去世，他的儿子就必须整理其父执政时期的史官记载，制作成实录，这些实录都是第一手材料，真实性强，史料价值极高，我们今天看到的明实录就是这么来的，但由于这部史书长达上千万字，且极其枯燥，所以流传不广。
这是一项十分重要但却十分繁琐的工作，恰好担任副总裁官的邱浚有个不太好的习惯——懒散。他比较自负，不想干查询资料这类基础工作，就以老前辈的身份把这份工作交给编写组里一个刚进翰林院不久的新人来干。这位新人倒也老实，十分高兴地接受了任务。
可过了一段时间，邱浚心里一琢磨，感觉不对劲了：这要干不好，可是个掉脑袋的事情啊。
他连忙跑去找人，一问才知道这位新科翰林丝毫不敢马虎，竟然已经完稿了，邱浚哭笑不得，拿着写好的草稿准备修改。
可是他仔细一看，不禁大吃一惊！
因为这篇文稿他竟然改不动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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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自负的邱浚对这篇完美的文稿竟也挑不出任何毛病，他惊奇地问道：
“这是你自己写的？”
在得到肯定的答案后，他仔细地看了看这位新人，叹了口气，拍着他的肩膀说道：
“小子好好干吧，将来你一定会有出息的，到时国家就靠你了。”
这位翰林不安地点了点头，此时的他并不明白这句话的分量。
事实证明，邱浚虽然是个懒人，眼光却相当独到，这位写草稿的青年就是后来历经三朝不倒，权倾天下，敢拿刘瑾开涮，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的杨廷和。
明朝那些事儿3正文辉煌盛世
章节字数：5394更新时间：07092919：29
父亲的统治下的那些惊心动魄、朝不保夕的日子，朱祐樘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不想效仿自己那软弱的父亲，也不会容许那些暗无天日的景象再次出现，为了建立属于自己的盛世，他付出了全部心力。
这位仁兄自打从登上皇位那一刻起就没有休息过，是个不折不扣的劳碌命，为了实现盛世理想，他豁了出去，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批阅奏章，还要不停地开会，早上天刚亮就起床开晨会（早朝），中午吃饭时间开午会（午朝），此外他每天都要听大臣的各种讲座（日讲），隔断时间还召集一堆人举行大型论坛（经筵）。
他的这份工作实在没啥意思，除了做事就是做事，累得半死不活还时不时被言官们骂个几句，也没有人保障他的劳动权益，天下都是你的，你不干谁干？
朱祐樘的努力没有白费，他确实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时代。
这是一个辉煌的时代，大明帝国在历史的轨道上不断散发着夺目的光彩，国力强盛、天下太平，人才鼎盛。
在王恕、马文升的支持下，三个人相继进入内阁，他们的名字分别是刘健、李东阳、谢迁。
这是三个非同一般的人，正是他们支撑着大明的政局，最终成就了朱祐樘的理想。
这三个人堪称治世之能臣，他们具有着非凡的能力，并靠着这种能力在这个风云际会的年代了建立了自己的功勋，有趣的是，他们三个人的能力并不相同，而这种能力上的差异也最终决定了他们迥异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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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健，河南人，弘治元年入阁，资格最老，脾气最暴，这人是个急性子，十分容易着急上火，但他却有着一项独特的能力——断。这位内阁第一号人物有着极强的判断能力，能够预知事情的走向，并提前作出应对。正是这种能力帮助他成为弘治年间的第一重臣。
李东阳，湖南人，弘治八年入阁，他是弘治三阁臣中的第二号人物，也是最厉害的一个。
他的性格和刘健刚好相反，是个慢性子，平日总是不慌不忙，天塌下来就当被子盖。他也有着自己独有的能力——谋，此人十分善于谋略，凡事总要考虑再三之后才作出决断，思虑十分严密，内阁的大多数决策都出自于他的策划。
谢迁，浙江余姚人，弘治八年入阁，三阁臣中排行最后。这位仁兄虽然资历最低，学历却最高，他是成化十一年（1475）高考第一名状元，这人不但书读得多，还能言善辩，这也使他具有了一种和内阁中另外两个人截然不同的能力——侃。
侃，俗称侃大山，又名忽悠，
谢迁先生兼任内阁新闻发言人，他饱读诗书，口才也好，拉东扯西，经常把人搞得晕头转向，只要他一开口，连靠说话骂人混饭吃的言官也自愧不如，主动退避三舍。
当时朝廷内外对这个独特的三人团有一个十分贴切的评语：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
此三人通力合作，发挥各自所长，他们组成的内阁极有效率，办事牢靠，其地位在明代历史上仅次于“三杨”内阁，如果不是朱祐樘即位，任用了这三位能臣，按照朱见深那个搞法，大明王朝的历史估计一百多年也就打住了。
当然了，李东阳、刘健、谢迁之所以能靠着谋、断、侃大展拳脚，安抚天下，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朱老板的好领导。可惜的是，十多年后，朱老板就退休去向老祖宗朱元璋汇报工作情况了，在这之后不久，他们三个人将面临一次生死攸关的抉择，而这次抉择的结果最终给他们的能力下达了一张成绩单：
忽悠（侃）是不行的，拍板（断）是不够的，谋略才是真正的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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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一个文才辈出的时代，传承上千年的中华文化在这里放射出了更加璀璨夺目的光芒。
之所以说李东阳要胜过刘健和谢迁，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谋略过人，
李先生不但是政坛的领袖，也是文坛的魁首，他的书法和诗集都十分有名，据说他还活着的时候，亲笔签名字画就可以挂在文物店里卖，价钱也不低。
由于名望太大，他每次出门后面总是跟着一大群粉丝和崇拜者，搞得他经常要夺路而逃，这些追随者还仿照他的诗文风格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流派，这就是史上名声显赫的茶陵派（李东阳是茶陵人）。
而与此同时，一个姓名与李东阳极为类似的人的文章也在京城广为流传，并出现了很多拥护者，这个人的名字叫李梦阳。
应该说明，这位李梦阳并不是类似金庸新，古龙新那样的垃圾人物，事实上，要论对后世文坛的影响力和名气，李东阳还得叫他一声前辈。
李梦阳，甘肃人，时任户部郎中，用现在的话说，这人应该算是个文坛愤青。他乡试考了陕西省第一名，是八股文的高手，却极为厌恶明代的文风。他认为当时的很多文章都是垃圾，废物。
他的这种说法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你算老几？有几把刷子，敢说别人不行！
李梦阳此时却表现出了极为反常的谦虚，他表示：诸位说得不错，其实我也不行，你们也不可能服我，但我知道有几个厉害的人，这几个人你们不服都不行。
然后他列出了这几个人的名字，还别说，真是不服都不行。
谁呢？
秦朝的李斯，汉朝的司马相如、贾谊，唐朝的李白、杜甫、白居易
这几个人你们敢叫板吗？
图穷匕见的时候到了，李梦阳终于亮出了他的真正目的和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他的意思很明白，我对现在的文体不满，但也承认自己才疏学浅，没资格反对，但这些猛人是有资格的，大家一起向他们学习就是了。
这就是中国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复古运动，经历了唐诗的挥洒、宋词的豪迈、元曲的清新后，明代诗文又一次回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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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主张获得了很多人的支持，其中有六个人名气极大，后人便将他们与李梦阳合称七才子，史称“前七子”。
当李东阳、李梦阳在文坛各领feng骚的时候，江苏吴县的一个年轻人正在收拾行李，准备上京赶考，博取功名，虽然他并没有成功，但他的名声却胜过了同时代的所有人，他的名字最终成为了大明王朝的骄傲，并传扬千古，流芳百世。
这个人叫唐寅，字伯虎。
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种奇特的人，他们似乎不需要悬梁刺股、凿壁借光就能学富五车、古今，唐寅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唐寅是一个天才，从小时候起，周围的人就这样形容他，他确实很聪明，读书悟性很高，似乎做什么事情都不必付出太多努力，而众人的夸耀使得到后来连他自己也信以为真，便不再上学，整日饮酒作乐，连考取功名做官也不放在眼里。
在这位天才即将被荒废的关键时刻，他的朋友祝枝山前来拜访他，承认了他的天分，却也告诉他，若无十年寒窗，妄想金榜题名。
祝枝山是一个十分特别的人，虽然他自己淡薄功名，却真心期望他的朋友唐伯虎能够干出一番事业。
唐伯虎听从了他的劝告，谢绝了来客，闭门苦读，终悟学业之道。
弘治十一年（1498），南京应天府举行乡试，十八岁的唐伯虎准备参加这次考试，考试前，他聚集了平生关系最好的三个朋友一起吃饭，在这次酒宴上，成竹在胸的他放出狂言：
今科解元舍我唐寅，更有何人！
这是一句不折不扣的狂言，但他的三个朋友却没有丝毫异议，因为他们知道，眼前的这个人有说这句话的资格。
参加唐寅酒宴的这三位朋友分别是祝枝山、文征明、徐祯卿，他们四人被合称为“吴中四才子”，也有人称他们为江南四大才子。
事实证明，唐寅没有吹牛，在这次的乡试中，唐寅考得第一名，成为应天府的解元。可能是他的文章写得实在太好，当时的主考官梁储还特意把卷子留下，给了另一个人看。但他不会想到，自己的这一举动将给后来发生的事情布下重重疑团。
看卷子的人就是程敏政，他和唐寅一样，小时候也是个神童，后来做了李贤的女婿，平步青云，他看过卷子后也十分欣赏，并在心中牢牢地记下了唐寅这个名字。
不久之后，他们将在京城相聚，因为第二年，唐寅即将面对的主考官就是程敏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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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十二年（1499），唐寅准备进京赶考，当时的他已经名动天下，所有的人都认为，在前方等待着这个年轻人的将是无比壮丽的锦绣前程。
唐寅也毫不掩饰他的得意，他的目标已不再是考中一个小小的进士，他将挑战自古以来读书人的最高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