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装。他很少说话，他和梁老师从认识到相聚，只不过短短的几个月，但是，梁老师的言教与身教，却深深影响了他。梁老师先用“学约十条”开拓了学生的眼界，十条里告诉学生：“非读万国之书，则不能读一国之书。”要知道中国以外还有世界，了解世界才能为中国定位、才能了解中国，“孔子之教，非徒治一国，乃以治天下”。因此为学当“求治天下之理”。知识分子要求得此理而努力“成大丈夫”，“以大儒定大乱”，这才是读书上学的目的。那时候，中国的教育风气，都是教人把读书当敲门砖、当成考科举、谋干禄、光宗耀祖的工具，但是，梁老师却完全撇开这些，他用更高层次的目标，来期勉学生，使学生在入学起点，就进入新境界。这个十六岁的小男生，是四十个学生中最聪明的，名叫蔡艮寅，对这种新境界最为醉心。他在作文和笔记本中，长篇大论的讨论知识分子的使命和中国的前途，梁启超除了在上面批答以外，还把大家的作文和笔记都摊开来，互相观摩讨论，在讨论中，蔡艮寅不多话，但是每次发言，都能把握重点，见人所未见，老师和同学都特别喜欢他。
蔡艮寅出身湖南宝庆的农舍，七岁开始读书，一边读书，一边种田。夜里看书，为了节省油灯的开支，他每在有月色的时候，就尽量利用月光来伴读。他在十岁以后，就感到无书可读之苦，他到处打听有可能借书看的所在，书是借不出来的，他每每一走几十里，到有书的地方去就地借看，做成笔记，带回来研习。十二岁时候，他已经读了不少书。这时候，他拜同县的樊锥做老师。樊锥是一位思想高超、气魄雄伟的人物，在《湘报》上发表《开诚篇》和《发锢篇》，感动了蔡艮寅，也召来了湖南地方守旧势力的愤怒。最后，樊老师被驱逐出境了。蔡艮寅为樊老师整理行装，直送老师上路。那是一个阴雨的清早，樊老师背着行李，提着书袋，走出家门，蔡艮寅背着另一书袋，跟在后面，在地方守旧人士的叫嚣下，师徒二人，默默走到马车边，马车太小，老师只分到一个座位，所以东西必须堆在脚下，有的要抱在胸前。樊老师上了马车，蔡艮寅吃力的把书袋推上去，教师接过了，从书袋旁挤出头来，向学生告别。蔡艮寅小小年纪，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老师被这样赶走，他含泪点着头、伸出胳臂，迟缓地招了手、招了手。马车逐渐远去，直到在阴雨中变成了一个逐渐缩小的黑点，那手才放下来。可是，心却没放下，他浮动的心，打定主意要离开这锢人心智的地方。三年以后，他只身到了长沙，进了时务学堂。运气真好，他碰到了梁老师，一位比樊老师更光芒四射的人物。樊老师使他知道中国、梁老师却使他知道世界；樊老师使他知道家乡以外有一片天、梁老师却使他知道天外有天。可是，因缘是那么容易破碎，梁老师也遭到被驱逐的命运。如今，他又背着书袋，送梁老师上船了。
梁老师被学生扶着，躺进了卧舱，他吃力地咳嗽着，蔡艮寅赶忙跑去找开水，一冲出舱门，跟一个人撞了满怀。抬头一看，原来是谭嗣同谭老师。谭老师扶住他肩膀，拍拍他，下了舱去。
蔡艮寅找到开水，回来的时候，正听到梁老师对大家说的一段话：
“……我们不能舍身救国的原因，非因此家所累，就因此身所累。我们大家要约定：非破家不能救国、非杀身不能成仁。谁同意这一标准，谁就是我们的同志……”
送行的人们点了头，谭嗣同补充说：
“我们大家在时务学堂这段因缘，恐怕就此成为终点，但是我们的师生之情、相知之情、救国之情，却从梁先生这一标准上，有了起点。我们时务学堂的师生都是有抱负、有大抱负的。此后我们会从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角度，去救我们的国家，成败利钝，虽非我们所能逆睹，但是即使不成功，梁先生所期勉的非破家不能救国、非杀身不能成仁，相信我们之中，一定大有人在。在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不可知不可料的地方，我们也许会破家杀身，为今日之别，存一血证。那时候，在生死线上、在生死线外，我们不论生死，都要魂魄凭依，以不辜负时务学堂这一段交情……”
谭嗣同从床边站起来，向梁启超抱拳而别，大家也鱼贯走出舱房，蔡艮寅走在最后一个。他转身向梁老师招手，眼中含着泪。梁老师微笑着望着他，招手叫他过去：
“艮寅，临别无以为赠，我送你一个名字吧，艮寅的名字不好，又八卦又天干地支，不能跟你相配，改个单名，叫‘蔡锷’吧。锷是刀剑的刃，又是很高的样子，又高又锋利，正是你的前途。至于字，就叫‘松坡’吧。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有松树那种节操，再加上苏东坡那样洒脱，正是蔡锷的另一面啊！”
第三部分 戊戌政变第34节 大刀王五
梁启超回到上海，已是一八九八年的春天。这一年是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过去多少年的经营，都在这一年快速有了结果。先是四月二十八日光绪皇帝召见了康有为；十六天后，五月十五日，皇帝又召见了梁启超，赏给梁启超六品官头衔，要他办理印书局事务。这是一次很奇怪的召见，按照朝廷定例，一定要四品官以上，才有资格被皇上召见，皇上是不召见小臣的。那时候梁启超只有二十六岁，不但不是小臣，根本是一介布衣，由皇上召见布衣，这在清朝开国以来，都是罕见的事。
罕见的还不止此。七月间，谭嗣同也被召见了。七月二十日，发表了四个军机章京，军机章京像是唐朝参知政事的官，官位不算大，但接近皇帝，有近乎宰相的实际权力，光绪皇帝认为康有为名气太大，怕刺西太后的眼，所以把康有为安排在皇宫外面，双方通过四章京，保持联络。于是，在退朝以后、在下班归来，在南海会馆、在浏阳会馆，就多了大家聚会的足迹。
不过，聚会对谭嗣同说来，不是很单纯的。康有为、梁启超、乃至其他三位章京——杨锐、刘光第、林旭等人，他们都纯粹是知识分子，就是一般所说的书生，他们的交游范围，是狭窄的，但是谭嗣同却不然。他的交游，除了和他一样的书生以外，还包括五湖四海的各行各业人物，也就是书生眼中的下层阶级。谭嗣同小时候读左太冲的诗，读到“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非常欣赏。他相信“草泽”之中，必有“奇才”存在，一如孔子相信十室之内必有忠信一样。而这种“奇才”，在书生中，反倒不容易找到，黄仲则的诗说“仗义每多屠狗辈”，就是这种观点。谭嗣同要结交五湖四海中的豪杰之士做朋友，为的是他相信救中国，光凭书生讲空话写文章是不够的，还得伴之以行动，而这种崇尚行动的人，却只有从下层阶级去找，尤其是下层阶级的帮会人物。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洪门”人物。“洪门”是明末遗民反抗清朝的秘密组织。它的远源来自台湾。当年郑成功义不帝清，退守台湾后，他和部下歃血为盟，宣誓大家结为兄弟，从事反清复明的大业。他开山立堂——开金台山、立明远堂，成立了“汉留”，表示是满族统治下不屈服的汉族的遗留。再派出了五员大将，潜入大陆，就成为“洪门的前五祖”，以福建九连山少林寺为大本营。为了向台湾溯源，谭嗣同说动了他二哥谭嗣襄去台湾，追踪郑成功“汉留”的足迹。可是二哥追踪的结果，却很泄气，他写信告诉谭嗣同，台湾已经不是郑成功时代的台湾了，台湾变了，变得只见流氓不见大侠了，要找大侠，还得从大陆去找。于是，谭嗣同决定在中原的下层阶级里去找同志，就这样的，他认识了王五。
王五是北京人，他本姓白，八岁时就成了孤儿，他和弟弟沿街讨饭，讨到了北京顺兴镖局，镖局的王掌柜看他长得相貌不凡，就收留了他，认为养子，改姓王。十一年后，王掌柜死了，他就继承了镖局。由于他行侠仗义、为人直爽、武功又高，就被人叫做“大刀王五”，他的本名，是王正谊。
镖局是一门奇怪的行业。干这行的人，被达官贵人大商巨贾请来做保镖，保护人身或押运货物上路，直到目的地为止。这种业务，叫做“走镖”。干“走镖”，或走“水路镖”、或走“陆路镖”，都要冒不少风险，风险就是路上的强盗，一般叫做贼。
开镖局的不能见贼就打，那样代价太高，打不胜打。相反的，不但不是打，而是和谈。遇到有贼拦路，镖局的头儿总是近上前去，一脸堆笑，抱拳拱手，向贼行礼，招呼说：“当家的辛苦！”那做贼的，也得识相，能放一马就得放。也会回答：“掌柜的辛苦！”接着贼会问镖局的名字：“哪家的？”保镖的就会报上字号。于是，就开始用“春点”谈，“春点”，就是黑话。
“春点”的范围包括江湖上的师承与帮派，如扯上远祖或同门关系，大家都一师所传，就好说了。给贼面子，承认贼给方便，是赏饭给镖局。然后就有这样的对话：
“穿的谁家的衣？”贼问。
“穿的朋友的衣。”保镖答。
“吃的谁家的饭？”贼问。
“吃的朋友的饭。”保镖答。这是真话，因为保镖的，正是吃的是贼的饭——没有贼这一行，谁还要找保镖呢？贼正是衣食父母啊！
一阵“春点”拉下来，贼把路让开，表示放行了。临走保镖还得客气一番。说：
“当家的，多谢‘借路’。你有什么带的，我去那边，几天就回来。”
“没有带的。”贼也客气。“掌柜的，你辛苦了。”
贼不托带东西，但贼会进城来玩。玩的时候，也会找上镖局，镖局一定会保护他们，不让官方捉到。要是给捉到，招牌就砸了。以后上路，江湖绝不好走了。
大刀王五的镖局，虽然是北京城里八个镖局中的一个，但是，由于王五的名气大，所以，在“走镖”时候，只要一亮出王五的堂号，四方绿林，无不买账。正因为王五跟贼的关系好，所以，有些麻烦，也就惹到头上。有一次，一连发生了几十件劫案，被抢劫的，又多是贪官污吏，引起刑部的震惊，下令叫濮文暹太守去抓。濮太守派了官兵几百人去宣武门外王五家抓人，可是王五以二十人拒捕，官兵不敢强进宅内，相持到晚上，官兵暂退，王五也穿着兵士制服，混在其中脱走。第二天，王五忽然到濮太守那儿自首。濮太守奇怪：
“抓你你拒捕，不抓你你自首，怎么回事？”
王五说：“你来硬的，我就硬干；你既撤兵，我就投案。”
濮太守说：“我知道你早已洗手不干强盗的事，但你总要帮我破破案，几十个案一齐来，岂不给做官的好看！”
王五说：“大人的忙我一定帮，问题是你大人要赃还是要人？要赃，我可帮忙追回；要人，只好拿我去顶罪。”
第三部分 戊戌政变第35节 追赃
濮太守决定但求追赃而已。就这样的，问题解决了。
后来，王五感于濮太守是清官是好官，没有栽诬他是匪类，在濮太守下台去河南的时候，还派人送了他一程。
王五外号“京师大侠”，这是人们赞美他的侠气。另一方面，他的武功也是第一流的，大刀只是他武功的一面而已，他还精于剑术，在跟他学剑的学生里，有一个湖南人，就是谭嗣同。
谭嗣同是外号“通臂猿”的胡七介绍认识王五的。他称王五为“五爷”、胡七叫“七哥”，王五、胡七叫谭嗣同做“三哥”。王五的哥儿们一律跟着叫“三哥”。谭嗣同是这些人中唯一的知识分子，但他毫不以此自骄，反倒跟这些粗人相偕，称兄道弟。大家都知道三哥书读得好，有学问，并且肯教他们，没有架子。大家乐意跟三哥接近，听三哥谈古论今。大家知道三哥的老太爷是做官的，三哥是官少爷，三哥不会干他们那一行，各干各的。但是，大家是哥儿们，大家肝胆相照，就这样的，大家交上朋友，并跟王五和胡七拜了把兄弟，转眼十年了。
十年间，王五和哥儿们有好多次跟谭嗣同谈到帮会的事，他们很明显表达出他们反对满洲人的传统。但是，一碰到满洲人这个问题，谭嗣同好像就有点不愿多说。不过，他也不扫他们的兴，也不说他们不是，笑着看他们叫骂。大概是态度不明朗，哥儿们头脑简单，就以为三哥也是反对满洲人的。
大家做朋友，做到了第十年，一八九八年到了。谭嗣同应召进宫见光绪皇帝，并在军机处做了四章京之一，消息传遍了北京城，也传到了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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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去见了皇上！”“他去见了皇上！”六个字，像空气中钉进六颗钉子，王五他们呆住了。他们互相看着，都不说话。有人沮丧地低了头。
“谭嗣同背叛了我们！”胡七突然斩钉截铁。“没有，谭嗣同没有背叛你们！”一个坚定的口音响在门口，站在那里的，正是谭嗣同。
“三哥啊！”王五大叫了起来，他突然站起来，满脸通红。“三哥，你去见他干什么！我们是什么立场？他们是什么立场？我们和他们之间，有什么好谈的？我们和他们之间，没有好谈的！要有，就是他们擦我们，我们擦他们！”王五的右掌做成刀状，来回各做一个砍头的姿势。“三哥啊，你是有大学问的，不像咱们哥儿们是老粗，你比我们读书明理，你说说看，你为什么去见满洲人，要干这种事，你叫我们怎么办？怎么对待你？”
“这就是我不先告诉你们的原因，我不能使你们为难、使你们精神上先有负担。我若先告诉了你们，你们一定不同意我去。我去以前，结果是好是坏我也没把握，所以，我宁愿先去试试看，如果结果不好，那就是我一个人判断的错，不牵连五爷和各位。如果先告诉了你们，你们一定不同意我去，如果去了结果好，你们就挡住了这个结果，岂不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