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同归于尽。”
“你们怎么能对这种丧心病狂的家伙抱有希望呢？”特种部队官员谢里耶夫辩解道。
“谈判可以赢得时间，”民政部的一位专家说，“在谈判过程中，劫持者会逐渐冷静下来，紧张情绪也许会逐渐放松，最后对劫侍失去兴趣，从而减少人质伤亡的可能性。他们会变得疲劳不堪而掉以轻心。”
这位专家越说越激动，最后，这位老人拍着谢里耶夫的肩膀说道：“劫持者的任何错误都会对我们有利，年轻人。你想过没有，若是这些儿童中有你的儿子或女儿，你会采用武力吗？”
一时间，谢里耶夫被噎得瞠目结舌。在众人眼里，他似乎成了一个不懂人性的武夫。他满脸涨红地站了起来，激动地反驳道：“尊敬的谢尔盖维奇同志，你不应该怀疑我们特种作战部队军人对苏维埃的忠诚，更不应该怀疑我们经过严格训练而得出来的技术。要知道，我的几名神枪手在不到10秒钟的时间内可以击毙任何残暴的匪徒！”谢里耶夫终于亮出了他的王牌。
在座的人听了这话，不禁会心地笑了起来。他们不约而同地想起了谢里耶夫使前总理柯西金下不了台的情形。
那时、谢尔盖维奇曾陪同柯西金视察特种部队的阻击学校。在观看完学员们精彩的射击表演后，柯西金总理饶有兴致地问道：“这批射手每天要消耗多少子弹？”
“每人每天大约要消耗200至300发。”谢里耶夫立即答道。当然，这一数目对勒紧裤带过日子的苏联人来说算是“高消费”
柯西金总理明显地吃了一惊。他自言自语道：“这种消耗是否昂贵了一些……这需要多少卢布呢……”
谢尔盖维奇有些愤愤然他说道，“是的，太高了……”
他的话还没说完，谢里耶夫接话道：“总理先生，你认为你的生命一无可以值多少发子弹？”
柯西金睁大了眼睛，哑口无言。在这所封闭的特种部队学校里，有学员们自己建设的1000米距离的靶场，有特别配发的250万发子弹，这些子弹可供学员在为期三个月的训练中无限制地练习射击。的确，学员们连睡觉做梦都在射击。正像谢里耶夫说的那样：“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学员毕业后，也许执行突击任务时消耗的实弹数目只有几十发，但是用十万发实弹射击所‘养’出来的数十发实弹射击弹头，颗颗都会嵌进敌人的脑壳或心脏的！”
谢尔盖维奇沉默了。而谢里耶夫却来了精神，他大声地对大家说：“诸位还记得3年前黎巴嫩的那次绑架案吗？”
当然记得了，大家心想，这太令人难以忘记了。那时，恐怖分子在黎巴嫩绑架了4名苏联人、其中一个被残酷地杀害了。谢里耶夫奉命率领一个小组的特种作战队员在秘密警察的配合下。也绑架了恐怖分子头目的兄弟。他们将恐怖分子头目兄弟的阳具割了下来，并将那可怕的证物用绵盒包装起来，转送给那个恐怖组织。
在盒内的附条中，谢里耶夫写道：“这是你的第一期讨款。在12小时内，你将收到你兄弟身上的另一块。每12小时会准时给你送一块——直到人质获释。”
这正可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果然，还不到12小时，3名苏联人质被释放了，全国欢声雷动。
想起这次曾轰动一时的事件，其他代表沉默了。一场以武力解决恐怖分子的行动方案马上就要定了下来。
平静的“霹雳”行动
正当谢里耶夫准备营救计划时，形势出现了戏剧性变化。
匆匆迟来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恰普林走到总指挥波诺马廖夫将军身旁，对他耳语了几句。将军脸色变了，立即做出决定：“答应恐怖分子的全部要求。内政部负责准备钱和外汇，民航部负责准备飞机。此外，我们还要派一名胆大心细的联络员去和恐怖分子周旋。”
“让我去吧！”谢里耶夫主动站了起来。“既然不进行武力解救人质，那么联络任务就交给我吧！”
将军表示同意。至此，营救工作进入实质性阶段。
12月2日，清晨4时，黑暗的天空中仍不断飘着屑细的雪花。而那辆墨绿色的大轿车出现在矿泉城机场。
昏黄的车厢内，尽管学生们非常害怕，但由于疲劳而都在座位上进入了梦乡。“救命啊！”一位女生在睡梦中尖声叫道。
一直保持清醒的女教师叶菲莫娃急忙搂过女学生，一边拍打她，一边轻声抚慰她：“我们很快就回家了，很诀就回家。再坚持一会儿！”女孩哇哇大哭。
这时，维佳转过身来，把对讲机扔给了女教师。原来，自治共和国内务部副部长巴塔夫上校正在对车内的教师和学生进行慰问：“叶菲莫娃教师， 你们很快就要被释放了，政府将同意匪徒们的所有要求。”
叶菲莫娃松了一口气，抬起头来，看见维佳也阴险地笑了起来。
从窗帘缝隙中，叶菲莫娃看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轿车。薄薄晨光中，谢里耶夫中校踩着积雪向大轿车走来。他没有携带武器，只身一人前来联络。
“你是维佳吗？”谢里耶夫在车下展开了与维佳的对话。
“是的。”维佳戒备十足他说道。其他几个恐怖分子都紧紧盯着谢里耶夫，生怕他采取什么行动，“美元带来了吗？”
“按照你的要求，总共200万美金，马上送到。”谢里耶夫平静他说。
“防弹背心和武器呢？”
“凡是你要求的东西，都有，只要你放了孩子们。”
“怎么飞机还没来？”
“这个请放心，马上就到。”果然，话音未落，机场上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一架连夜从莫斯科赶来的四引擎伊尔—76运输机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
维佳有些急躁不安。
谢里耶夫说：“先生们，我们已经答应了你们的所有要求。现在我们想知道的是，人质是否还健在。”
他随着维佳进入大轿车内。密闭的大轿车内，憋得热哄哄的，加之浓烈的汽油味，空气很差。学生们都醒了过来，呆呆地望着这位身强体壮的陌生人，显出不明白的神色。而叶菲莫娃激动得眼泪差点掉了出来。
谢里耶夫心中掠过一丝痛楚。他努力笑笑，朝女教师和孩子们点了点头，以示鼓励。
维佳开始放人。他拍着学生们的头，一一让他们下车。然而，狡猾的他仍留下了10名学生，女教师也被留了下来。
8名机组成员和谢里耶夫会合。这8人当中，5人是由特种队员伪装的。谢里耶夫趁维佳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对他们说道：“不到万不得已，不要使用武力。保护孩子们的生命第一！”
特种队员点了点头。而年过半百的机长则无奈地摇了摇头——在他的眼里，恐怖分子还是个孩子。
维佳及同伙将飞机里里外外做了检查，又搜查了机组人员的身，并给机组人员戴上手铐。在确认没有危险后，他命令孩子们：“你们，你们先上！”
剩下的10名学生吓坏了。他们满含眼泪，怯生生地望着身穿军服的谢里耶夫，仿佛在说：“你是保卫人民生命安全的红军，现在怎能见死不救呢？”
谢里耶夫想起了自己可爱的女儿波西娃，她今年9岁，正在家中的卧床上香甜地睡着呢。而这群可怜的学生，却在风雪里待了整整一个晚上……
“我有个建议。”谢里耶夫咬了咬嘴唇，坚定地对维佳说道，“看在这些可爱的孩子面上，请把他们放了。对了，还有这位女教师。我留下来代替他们当人质。”
一刹那，空气仿佛凝固了。学生们抬起泪汪汪的眼睛，盯着维佳。维佳一言不发，可怕地沉默着。风中，雪花粘在他的眉毛上，他的头发上，还有他紧紧绷着的嘴唇。他在想些什么？想他的童年？他的父母？还是……
时间在那一刻静止了，只有风声在耳边呼啸。末了，维佳叹了口气，拍了拍剩下的学生的头。
学生们撒腿向外面跑去。
最后一个被放的是女教师叶菲莫娃，她已在轻声抽泣。她抬起泪汪汪的大眼睛，凄楚地看了谢里耶夫一眼。这目光里，有委屈，有感动，更有感激。
“快走吧，趁他们还没改变主意。”谢里耶夫轻轻说道。
叶菲莫娃的眼泪疯狂地涌了出来，她哭出了声。踩着深深浅浅的积雪，她一步一回头，终于痛哭着掩面跑开了。
谢里耶夫也像卸下了重担、暗暗地松了口气。
半个小时后，特战部队两名军官身着便服，送来了一个巨大的皮箱，箱内装满了绿油油的美钞。维佳看到一捆捆的、扎着银行封号的崭新的美金，眼里放射出贪婪的目光来。目的达到了，谢里耶夫也就没有什么用了，他们把他推推搡搡地赶下了飞机。
12点25分，在众目睽睽之下，由劫机者控制的伊尔—76型飞机腾空而起，迎着雪花，在机场上空盘旋一周后，向铅灰色的天空中飞去。
20多年中的第一次，苏联当局对动机分子妥协。在过去的50多起劫机事件中，苏联从未手软过。但这次因为关系到孩子们的安危，动机分子得逞而去，可谓史无前例。
眼睁睁看着歹徒携巨款逃走，谢里耶夫表情茫然，心里很不是滋味。“霹雳”行动呢？他在想着。
事后，外交部副部长立即打电话给苏联驻以色列领事馆负责人马尔基罗素夫，请他立即与以色列政府联系，希望以色列协助解决此事，允许飞机降落，并逮捕劫机者，再引渡给苏方。
20分钟后，以色列外交部一位高官回复苏联外交部：“以色列政府准备配合，接收飞机，并将劫机犯逮捕。”
以色列答应了苏联人，但任务仍很重。国防部长拉宾亲自坐镇，指挥者则是经验丰富的反恐怖专家、武装部队参谋长沙龙。特种部队和武装警察联合封锁了位于恃拉维夫东南10公里的本，古里安机场。数十辆军车和警车层层排列着，将停车场和候机大楼封锁得水泄不通。
下午3点半，飞入以色列境内的苏联伊尔—76型机与机场塔台联系，请求降落。以色列空军立即起飞一架战斗机进行降落引导。
3点47分，被劫持飞机在距侯机大楼5公里的军用跑道上降落。以色列的特种部队立即包围了飞机，一架担任警戒的直升机则在天空中盘旋。
劫机头目维佳第一个走下飞机。当地打开舱门，看见机场上黑压压的部队时，脸色顿时变了。他扔下盛美元的箱子，企图拔腰间的手枪。
“不许动！”维佳的身后传来一声威严的吼声。
维佳回过头来，惊讶地发现一把明晃晃的微型尖刀正顶着他的后腰。而被锁住的几名机组人员，手铐已无影无踪。
“你……你……”维佳惊诧得说不出话来。
为首的特种部队成员对他露齿一笑，“记住，下次一定要先搜查腰带哦！”他拍了拍自己表面普通、实则存有夹层的腰带。
此时此刻，维佳真正感觉到，末日已经来临。
走下飞机后，维佳立即缴械投降。他们随即被押上警车，送往特拉维夫附近的阿布。卡比尔监狱。傍晚，苏联一个19个人的特种工作小组在谢里耶夫的率领下乘一架图154型客机飞抵本，古里安机场，4名恐怖分子被押到机场，引渡给苏联人。
维佳又见了谢里耶夫。谢里耶夫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他们像老熟人一样互相点头致意。一场历时60小时的劫机闹剧以没伤一兵一卒、没费一枪一弹而告终。
在驶往领事馆的路上，车窗外是特拉维夫美丽的夜景。阑珊的灯光下，人们三五成群，坐在路边的露天酒吧桌旁，轻声细语地聊天、无忧无虑地喝酒，尽情地享受这平静安宁的夜生活。
谢里耶夫摇开车窗，清新而凉爽的夜风挟着阵阵的音乐声吹了进来，他的眼睛微微地湿润了。
他的手下队员探头问道：“喂，头儿，我们明天干什么？”
“先享受一下特拉维夫动人的周末再说。”谢里耶夫打着哈欠说。
撩开面纱：前苏联特种部队
历史发展
前苏联的特种作战部队，是一支数量多、战斗力强、历史较为悠久及作战经验丰富的精锐部队。这支头戴蓝色贝雷帽、身穿风衣和蓝横条衬衣、脚蹬皮靴、背上挎着短把冲锋枪、腰间别着匕首的部队，曾是苏联青少年争相效仿、极度崇拜的对象。在执行任务时，队员们脸上总是涂上黑色油彩，人们便把他们称为“超级黑兵”。
自列宁领导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诞生时起，苏共就开始组建和使用特种部队、如最早的拉脱亚步兵和随后不久的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特设委员会战斗支队，都曾担负过非常敏感而又神秘的任务。
1930年前后、欧洲各大国的陆军中，均有思想超前的军事家主张尝试进行空降作战，其中走在前列的就是苏联。当时苏联率先建立了装备有运输机和滑翔机的空降部队。1934年，苏联曾进行了一辆小型战车和46名士兵的空投试验。两年后，苏联又在一次演习中，令人惊讶地完成了2个营的空投试验，使得各国驻苏的武官吃惊不已。人们把这些空降部队称为“蝗虫战士”。
1936年，在短短两个星期内，苏联空降了6400名战士，同时又研制出可以运送18名士兵的军用滑翔机。
到了1938年，苏联已经拥有6个训练有素、编制完整的空降旅，伞兵总数达到18000人，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然而，由于斯大林错误的肃反运动，使得大批伞兵军官被杀害或被流放。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苏联战场上，苏军空降部队主要实施了两次大规模的空降作战。第一次是在莫斯科保卫战中，从1941年1至3月，苏军共空投了3500名伞兵及7000名陆军战士、以对与德军苦战中的游击队和骑兵部队进行增援。第二次是1943年9月所发动�